下载客户端

开心闻道的意境，理应是每一位读书人心底更为根本的追求

2020-12-21 14:0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记得很多年前，我看到在一部明末汲古阁刻本的《论语注疏》上钤有一枚印章，文曰“从此须做天下第一流人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显然是读者在读过《论语》之后所表述的效法圣人的人生志向。阅读好书，养人心性，在这方印章上体现得清清楚楚。在我手里的一部古书上，盖有一枚类似的闲章，文为：

书是开心药

道即定南针

读书闻了道

不在外头寻

这部书上另外还盖有一方“小亭藏书”朱文藏章，疑属清代藏书家韩泰华号小亭者所钤。这条印文所讲述的开心闻道的意境，理应是每一位读书人心底更为根本的追求。

春天正是读书天

——谈谈读书与藏书

文 | 辛德勇

尽管今年的春天，寒冷异常，即使是在刚刚过去的艳阳3月，有时候也会刮起数九天的风，但天总是会变暖的，一到这个时候，日子总是一天更比一天长。日行黄道，这是天道，是天理。所以，我还是很高兴在这个暮春时节，来到这里，和大家谈谈有关读书与藏书的“闲话”或者“雅话”。

清朝初年人褚人获在所著《坚瓠集》中讲到，当时人讥讽那些不想读书的懒蛋说：“春天岂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夏去秋来冬又到，且将收拾过残年。”其实种地的农夫都懂得“一年之计在于春”。人生也是春种秋收，春天正是读书天。明末人陶汝鼐有一篇《四时读书歌》，诗中吟咏春天读书的意味说：“春日读书元气多，左图右史春风窝。生香不断研席暖，万物于我真森罗。兴来独往溪山上，振衣濯足何其旷。夜深敛坐月照花，三十六宫春一样。”（陶汝鼐《荣木堂诗集续编》卷二）这是何等洋洋自得，宛如天地万物的主宰一般。

明治十一年（1878）京都文石堂翻刻清光绪刻本《纫斋画賸》

述及读书与藏书这一话题，首先我们需要澄清，在所谓“读书”与“藏书”二者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也可以说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而“藏书”则是“读书”活动的附庸，是整个读书过程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大多数读书人自然延伸出来的一个结果。

谈到“读书”二字，人们首先要提及的问题，多半会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世界很大，人也很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说法，有的相同，有的不一样。我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词、四个字：求知，养性。

几乎从书籍甫一产生的时刻开始，所谓“求知”，就是一件带有很强世俗社会功利性的事项。

在中国，最早教学生读书的孔夫子，口口声声地讲什么“学而优则仕”，即已清清楚楚地说明白了这一事实。因为检验一个人读书读得好还是坏的标准，就是所获知识的多与寡，也就是“求知”效果的优与劣。到了科举时代，更是满天下学子都把读书作为当官做老爷的“敲门砖”，而通过场屋试卷来权衡高下，以致单词踦语，字比句栉，还是在做同样的检验。

像这样为“功名”而读书，从普遍意义上来说，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用功读书最强大的动力。现在的“高考”，虽然不是直接选拔官员，最终有机会进入官场的也只是中式者中很小一部分人员，但专业资格的获取和被社会认定，在获取优越社会地位这一点上，同当官入仕，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同样都是位欲高而学。通观古往今来读书活动的历史演变，可以清楚看出，当今中国呈现这样的局面，尽管由于其他某些时代的特色而显得有些过分，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

不过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也不是现实的全貌，至少有一部分人，从来都不完全是这样。下面我想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直观地向大家说明这一点。

我大学本科，是77级。很多年轻朋友，恐怕听到这个年级是完全无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大学里就这样，按照入学时间分年级，77级又咋样？跟17级不就差了四十年吗？但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年长的人就不会这样想。

因为我们这个年级考上大学的人，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想到为上大学而读书的，更不会为升官发财而读书。当时，大学已经多年没有正常招生。在那个荒诞的岁月，读书获取知识，不仅与功利无关，往往还会遭受苦头，甚至蒙受灾难，即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也。

生逢那样的年月，还要读书，首要的原因，就是想要获取知识，想要多了解一些自己身处的世界。

对于每一个真正具有求知欲望的人来说，小学、中学以至大学的课堂教学，其知识含量总是太少太少，学校的课本总是太薄太薄。从小学到大学，在老师讲课之前，我基本上都已经预先读过课本上的内容，也已经领会了这些内容。老师们对我都很好，在很多方面，也都对我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但单纯就增长知识这一点来说，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我都是在老师讲授之前就已经通过自己的阅读掌握了。

这样，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主动权，让我能够自由自在地“放飞”自我，随心所欲地阅读课外书籍。比如，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的《史记》和《汉书》，我在中学时代就大致翻阅过一遍。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为什么要看这样的书？—什么也不为，只因为觉得有意思，只是想知道这样有名的历史书里到底写了些啥。这就是求知，除了求知，啥也不为。

正因为是为求知而读书，当中学毕业后到大兴安岭西林吉林区短暂参与伐木工作时，我才能够在零下三十多、接近四十摄氏度的气温里，在一天辛苦的劳作之后，在帐篷里烤着火仍然去读那些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的书籍。

77级大学生和后来所有年级大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上大学之前就普遍具有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或者说我们求知欲是大大压过功利心的。当然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而恰恰是一个极端荒唐的年代。这种求知意愿虽然很超凡脱俗，但不管是对于社会整体，还是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都并不正常。

正常社会里的正常人，每一个人都理所当然地会有自己对功利的追求，只要是付出诚实的努力，就都是合理而且是正义的。具体就读书这一行为而言，最佳的状态，是让自己主要阅读的书籍同本人谋生处世的职业结合为一体，读喜欢的书就是工作，读喜欢的书就是职业。

一个真心求知，一个以求知为人生乐事的学人，不但会以自己选择并且从事的专业为享乐，倾力阅读相关的书籍，不断充实专业的知识，同时，还会积极阅读专业领域之外的书籍，以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这样的做法，就更多地体现出求知的意愿，并减少了功利的色彩。

就我自己读书的经历而言，由于更愿意多学到一些知识，多弄懂一些自己原来不懂的知识，我就在自己本身的专业之外，阅读了很多“跨界”的书籍。

我正经授学的专业，似乎是一个很小的学科，叫作“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各项地理要素的形态及其变化过程。但历史很长、地理很广，历史地理学实际包含的知识范围很大，要想切实学好这一学科的知识，并不十分容易。我对这门专业知识，掌握的情况虽然不是很好，但几十年来，也是一直持续不断地在付出努力。

在学取和研究历史地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其他许多邻近学科的知识，求知的欲望，常常带着我向这些新的知识领域走去。不懂，想学，就读书；边读边想，就逐渐变完全不懂为多少懂得一些。

前几天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来采访我对日本新年号的看法，言谈间述及我的专业方向，弄得我颇显窘迫，不知道怎么向人家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好。向学读书，读书问学，完全是这种出于探求究竟的兴趣，把我带到古籍版本、碑刻铭文、古代天文历法和政治史等知识领域，并尝试着写出一些论著，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比如近年我出版的《建元与改元》《制造汉武帝》《海昏侯刘贺》《发现燕然山铭》和《学人书影初集》等，就都是这样读书求知的结果。

当然，这些内容大致还都在古代文史的范畴之内，从大的学科格局来看，还算不上越界。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已故的杨向奎先生，既是先秦史大家，又是清史大家，更了不得的是他还写过一批研究“场”的学术论文，而且都是年纪很大了还继续写。这可是很高深的自然科学问题，虽然我不清楚杨向奎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但毕竟都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至少是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这就完全是出自探索的兴趣。

明末人徐（火勃）对这种读书乐趣描述说：

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踰其快也。六一公有云：“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余友陈履吉云：“居常无事，饱、暖、读古人书，即人间三岛。”皆旨哉言也。（《徐氏笔精》卷六“读书乐”条）

这种书呆子的乐趣，真是只可与知者道而不可与不知者言的事儿。

为求知而读书，求知越多，读书的范围越广。为便于阅读，自然需要购买书籍。因为只有手边书多，才能随时取阅，随时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这样就要不断地买书。书越买越多，在很多人看来，就颇有几分“藏书”的味道了。

主办方为我们这次活动所做的广告，采用了一幅我在书房里的照片。这幅照片，是一位中学生小朋友近日刚刚帮我拍摄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很喜欢（因为很喜欢，年内即将出版的新书《生死秦始皇》，我就会把它印在卷首）。除了摄影艺术之外，这张照片好就好在反映了书房的实际状态，或者说是反映了我的住房和整个生活的基本状况—到处都是书，而且还有一些古刻旧本线装书。

在自己的书房（王湑摄）

其实我购置的书籍，不只是与我所从事专业相关的文史书籍。我对知识的欲求，有些奢侈，有些贪婪，甚至曾经想要窥视所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譬如，至今我对英文还是完全不懂，但在年纪不这么大时，还是买下一些英文的原版书籍，想要等到哪一天学会英文时再慢慢捧着读，一点儿一点儿地品味。像这次活动的文宣材料里，提到了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一段著名的台词—“人生的七个时期”，而我就收下过不止一种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

正是基于这种不大正常的状况，一些人便把我看作“藏书家”。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可以说我有藏书，甚至可以说我有很多藏书。我书房的这张照片透露出一些真实的情况，我最近出版的《学人书影初集》也体现了这种情况。

然而我并不是藏书家。这不是矫情，而是一般人藏书和藏书家藏书确实具有内在的差异。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我在几个场合都详细做过说明，这里就不展开叙说了（相关文章主要收录在九州出版社此前帮助我出版的《蒐书记》那本书里）。简单地说，藏书家的书不仅多，还有很多特别的讲究，而我没有。我买书、藏书只是为了阅读，为了学取相关的知识，为了我的研究，总之，基本上还在固守读书的初衷，即藏书服务于读书。像上面提到的英文原版《莎士比亚全集》，在我的书房里一直束之高阁，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纯粹的收藏品，可我的本意，是想有朝一日学会英语后来读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实物，了解西方出版印刷的历史）。遗憾的是，我太笨了，尽管现在还想学，心向往之，可一直也没学会。非常遗憾，也没有办法。

这种藏书一定要说有什么收藏上的特色的话，或许可以说是在看似寻常的书籍中去发现其不同寻常的特色，所谓不同寻常的特色，主要就是其在内容上的独特价值。认识这一点，需要更多内在的知识，而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或者说在购买这些书籍时要更在意读这些书、用这些书，而不是藏有其书、观赏其书。我多买书，甚至买古刻旧本，只是为多读书，为多学得一些知识，为更好地学到这些书中载述的知识。这就是我的“藏书”。对古刻旧本感兴趣的朋友，看这本《学人书影初集》，看里面收录的书影，读我的序言和对每一种古书所做的具体说明，应该很容易看明白这一点。

英文原版《莎士比亚全集》内页

今天早晨，有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留言，问我：“如果遇到民国印的古籍和明代的和刻本（虫蛀但不影响看），您会买哪个？”这就是只从书籍的外在形式上看待其价值，把我看成了所谓“藏书家”，没有理解我买书的基本着眼点和藏书的根本宗旨。

上面谈的，是我作为一名“专业读书人”怎样超越功利的束缚和局限而扩展自己读书范围的事儿。其实社会上各行各业中都有那么一批人，在自己功利性的生活，也就是个人和家庭的生计之外，还很大数量或是很具深度地在阅读一些与自己的职业、专业毫无关系的书籍，借此来学得那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这些年来，我不管是在北京大学给学生讲课，还是到外边做讲座，都有一些非专业的人士，非常认真地听讲。他们有的是在读的学生，但专业与文史无关；更多的是社会上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人，来学些他们想学的东西，有的人甚至年龄已经很高，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这些朋友共同的动力，就是兴趣，就是想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听我讲，听其他专家学者讲，当然只是这些朋友求知活动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的，必定是自己的阅读，阅读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社会上这些非专业人士在业余时间集中来学取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其中有一部分人，因其兴趣浓郁，精力旺盛，会在某一特定方向达到很深很专门的层次，并做出具有一定水平的学术研究。像历史学研究中的地方史、家族史，特别是某些历史人物、历史遗迹和历史事件的研究，这些非专业研究者，可以大大弥补专业人员无暇顾及或无力触及的空当，甚至做出比专业研究人员精彩很多的成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日渐安逸，像这样的读书活动，必然会越来越兴盛，而且若是把读书看作求知的一种主要途径，那么，其阅读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从很前沿、很尖端的当代自然科学和这些自然科学的历史，到花花草草、猫猫狗狗，还有更加日常的饮食男女，都有门道，都有讲究。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完全可以借用来描述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这些知识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需要专门去学，并尽可能让所学所知更加系统。

这都需要读书。读书求知的范围越广，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越密切，书店的作用也就越大。多有一些像主办方这么好的书店，就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不过除此之外，各个学科专职的学者们，也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

这种责任，我想大致应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是把高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以通俗的形式表述出来，让更多的非专业人士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接受。这一点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无须多做说明。

第二，对相当一部分学科（譬如我所从事的古代文史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来说，学者在选择研究的问题时，就应该更多地考虑社会大众迫切需要了解的内容，最好能以更容易让读者理解、讨读者喜欢的形式表述出来。这些学科，本来就是社会文化学科，故自觉地面对社会的需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学术界很多人研究的问题，到底为什么研究，到底是不是个问题，我是深感怀疑的；甚至很多问题更像是研究者自己假想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当然写出来亦无人理睬。

第三，在合适的条件下，与那些愿意深入探究或是深入了解相关学科领域知识的社会非专业人士建立直接的联系，相互沟通，帮助他们更好地探究，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在此姑且按下不表。

总而言之，通过读书以求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人在江湖，什么都不仅仅是关起门来就能够做的事儿。前人讲“雪夜闭门读禁书”，那是因为当时没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为探求知识，追求真理，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读书。现在，晴天朗日，大好春光里百花齐放，我们就要在一个普遍的社会层面上来认识这一问题，理解这一问题，这样我们才能读好书，读懂书，从中获取更多我们需要的知识。

最后我再简单谈谈读书的另一重意义，除了求知求学之外，读书还是养心养性的重要手段。这一点，说起来简单，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但在时下的中国，我觉得却是需要大声疾呼予以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不用说专业和本职工作以外的业余阅读，就是各级各类正规的学位教育，绝大多数求学者一心想要的，恐怕只是赖以生存以致飞黄腾达的技能，但一个人读书受学，本不该如此；古人读书，也一向不是这样。

书是开心药

道即定南针

读书闻了道

不在外头寻

“书是开心药”闲章

有，还是没有这样的追求，在相当层面上，并不影响一个人获取生存混世界的技能，没有甚至还会混得更好、更得意。可是这样生长出来的技能，由于缺乏基本的文明伦理观念，就像一头没心没肝却又威猛强壮的野兽，荼毒世界，祸害他人，乃是必然的事情，前一阵子中国南方那位活喇喇地炫技造人的“科学家”，就是其典型代表。

另一方面，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几乎在所有方面，一个人的技能，达到一定层次之后，是不是能在更高级的阶段取得更大的发展，乃至跃升到顶端，在我看来，关键还是取决于人生境界的高低。

我在最近刚刚出版的《学人书影初集》这本书的序文中，曾经引述过一段清人焦袁熹的话，说是“气象最不可强，须是涵养到，则气象自别”（焦袁熹《此木轩枝叶录》）。读书往心里去，往血液循环系统里走，就会成为涵养这种“气象”最好的养分。干旱贫瘠的沙漠中，终究还是难以长出参天的大树。这也很好地体现了我所讲的读书求知与读书养性这两点的融通化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