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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晋商万里茶路｜张家口站：上下两堡两相望，目送晋商南来北往；大小境门境不同，拱卫祖国大好河山

2020-12-28 12:0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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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站

上下两堡两相望

目送晋商南来北往

大小境门境不同

拱卫祖国大好河山

大境门是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

12月11日，在湖北省咸宁市赤壁羊楼洞古镇举行的2020“一带一路”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上，赤壁市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结为友好城市。仪式上，张家口市桥西区将非遗文化烙画《大好河山图》作为礼品赠送给赤壁市，赤壁市向其回赠《赤壁青砖茶万里茶道全图》。

张家口位于北京西北150公里处的长城关口。“隆庆和议”成功后，在长城沿线的宣化府张家口堡，大同府新平堡、得胜堡等开始茶马互市。随着蒙汉边贸日趋活络，这座地处华北平原与塞外草原衔接处的凶险“武堡”，摇身变为与“西口”杀虎口相齐名的耀眼“商堡”，成为晋商万里茶路的重要节点和中转站。

当年，晋商的贩茶驮队由南至北，翻越雁门关，从大同、阳高，过天镇“便行桥”，前去“东口”——张家口，然后沿张库大道，进入蒙古大草原，经二连浩特，过乌兰巴托（库伦），到蒙俄边境恰克图，将茶叶销往蒙俄及欧洲诸国。

提起张家口的历史，绕不开张家口堡。明宣德四年，考虑到京畿防卫，明朝修筑长城张家口堡，属宣化府西路万全右卫。

如今，张家口堡就处于张家口市历史文物古建筑云集的老城区——桥西区境内，是如今张家口市区“根脉”之所在。

11月27日至28日，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中，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指导，中共晋中市委市政府、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山西晚报社发起并承办的“弘扬晋商精神重走万里茶路”大型活动采访团一行，沿着万里茶路古商道来到“东口”——塞上重要商埠张家口市，探访晋商当年留下的艰辛创业足迹。

西境门俗称“小境门”。

“武堡”摇身变为“商堡”

为防御北部边疆蒙古族部落的袭扰，明朝筑长城九个关口一字排开，沿线分为九个防御区，动用百万军队，分别驻重兵防御，组成绵延千里的北疆防线，称为九边或九镇。

当时，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以大同关、宣府关为基础，是明初北关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高的两座关口。

明宣德四年，明朝在长城上动手修筑张家口堡，归属宣化府西路万全右卫。清康熙二十二年，随着北方威胁的消除，意为“万无一失”的万全右卫设置万全县。1914年，万全县衙移至张家口堡内办公。2016年，万全县撤县后，成为张家口市的市辖区，区政府所在地设在孔家庄镇。时至今日，万全县衙旧址依然保存在张家口堡内。

张家口堡是长城上宣化府的要塞，易守难攻。据说，在战争中从未失守，故有“武堡”美誉。

据《明会典》相关史料记载：“五年，……开市凡十一处：在大同者三；曰得胜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张家口……”

明隆庆五年，“隆庆和议”后，蒙古族俺答汗受封顺义王，明蒙实现互市。当年的互市结束后，宣（化）大（同）总督王崇古上奏报称：大同得胜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市顺义王俺答部马千三百七十匹，价万五百四十五两，私市马、骡、驴、牛、羊六千，抚赏费九百八十一两……宣府张家口堡六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马千九百九十三匹，价万五千二百七十七两，私市马、骡，牛、羊九千，抚赏费八百两。

清初，除张家口、杀虎口、得胜堡等几个马市保留下来外，其他关口的马市贸易日渐消弱。

清顺治初年，清廷在张家口、杀虎口分别设立税关，成为当时北方两大榷关。清顺治十八年六月，户部确定张家口的年征关税额为1万两，比“西口”杀虎口少3000两。

从南方过来的晋商贩茶驮队，进入山西雁门关后虽分两条路可前往蒙俄境内，但经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集中转运，是一条行业内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线路。

据学者分析，清时，以张家口为转运枢纽的北路贸易旅蒙商逐渐形成3条相对固定商路：经大同、张家口、乌兰察布、库伦、恰克图至俄国。这是最为便捷的国际商路，晋商在福建等地贩运茶叶大都稳定地由这条商道前往俄国，驼队、马帮运送不绝。

另一条是西北方向通往新疆的北商道：经杀虎口、归化城通往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库伦、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伊犁、塔尔巴哈台。第三条是通往东北方向的商路：经张家口、多伦诺尔，通往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蒙古、东臣汗部、土谢图汗部。

这3条商路基本上从大方向上概括了清代北路贸易所包括的主要商路。但事实上，这些商路还包括更为详细和复杂的线路。至清末，输出货物多取道绥远北上，路线有所变化。

“内外一统”后建起大境门

张家口名称的来历，说法有两个版本。

明宣德四年，万全都指挥张文主持营建张家口堡。据《万全县志》记载：张家口堡方圆四里有奇。城高三丈二尺。东南两面开有城门，东门曰“永镇”，南门曰“承恩”。因该堡以北有东、西太平山对峙如巨口，故名“张家口”。

另一种说法是：城堡建成后，因战事紧张，为了加强防守，万全都指挥张文遂将较小的西、北两门封闭。明嘉靖八年，也就是张家口堡建成百年后，城堡驻军守备张珍又将小北门打开。

北门原为张文所建，百年后又由张珍打开，当事二人皆姓张，且北门甚小，其形如口，故将门楣上的“张家堡”改为“张家口”。

总而言之，从开始修建张家口堡，“张家口”这个正式称谓就已出现。

“隆庆和议”后，从元末起延续二百多年的战争，被热闹的蒙汉马市贸易所取代，而宣化府的马市就设在张家口堡北2.5公里的地方。明万历四十一年，明朝在互市位置上又建一座新堡，取名“来远堡”，设西、北两门。

两堡南北相望，于是人们习惯称南面的张家口堡为“下堡”，北面的来远堡名“上堡”。从此，张家口由原本纯粹的军事功能悄然向经济贸易进行转变。

11月28日13时，采访团一行来到了来远堡。

清顺治元年，入主中原的清廷，在来远堡的长城上豁开个大口子，设置“大境门”。随着“内外一统”局面的形成，来远堡的“风头”被大境门盖过，从此就“躲”到了长城内侧。

站在大境门宽阔的广场前向南望去，蜿蜒的长城顺着巍峨的山势，弯曲横亘向东西两端延伸而去。居于广场中央的长城的大境门砖券门洞上，“大好河山”匾额高悬门楣。四个颜体大字苍劲有力、舒展大气，为大境门顿添宏伟气势。

“大好河山”的书写者名叫高维岳。1926年8月，高维岳出任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1927年，他挥笔为大境门写下“大好河山”匾额。

在“大好河山”匾额之下，还有一块小匾额，其上刻有“大境门”三个红字，书写笔法略显歪扭笨拙，透着一股稚嫩。随行的张家口市学者高贵笑着解释道：据说“大境门”三字出自幼年的顺治皇帝之手，也有人说是摄政王多尔衮代笔之作。

1938年，63岁的高维岳在北京病逝。在此之前，他保持中国人的气节，拒绝参加日伪政权。如今，他书写的“大好河山”成为张家口的城市名片，而大境门也成为张家口的标志性古建筑，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门”。

“境门”即边境之门。“这是长城上唯一的一道以‘门’命名的关口。”高贵认为，“关”是守的，“门”是供车马行走的。“一字之差，其实是亮明了一种态度，说明清初的长城北关互市贸易已进入相对稳定和平共处时代。”

其实，早在明万历四十一年，封闭的万里长城上就已经打开了一扇“西境门”，也称“小境门”。不过，它被发现时，已经是395年之后的事情。

2008年5月，张家口市对大境门东段长城进行抢救性修复工程中，埋在泥土之下的“西境门”石匾被发现，“西境门”从此走进公众视野。

这座高3米、宽1.62米的城门，在巍峨的长城脚下，显得非常“袖珍”：“高，人不能骑马；宽，只能二马并行。”西境门正对着南侧的来远堡北门，门洞西侧有一个门轴，东侧有块将军石，门洞通道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印。

当时，关外进入来远堡的人畜均需要通过西境门来控制，入关后，人、畜分道，门洞两侧长城城墙与堡墙分别形成东西百米长的夹道，以遏制来自北方的大批军队侵入。

原来，“隆庆和议”之后，尽管明朝开辟了马市，允许蒙汉官方及民间互市，但对蒙古人依然有防备心理。

既然位于大境门之东，为何称“西境门”？大境门是清初在长城上新打开的关口，而来远堡修建于明万历年间，属于张家口北部长城宣府镇上西路长城。在西路长城上开的门，位于大境门东面100多米的“境门”当时被称为“西境门”，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如今看似矛盾的称谓。

晋商经营成就“陆路商埠”

来远堡修建者是汪道亨，为明万历年间宣化府巡抚。当他巡视看到此地城垣残破不堪的情景时，于是上奏建议在旧城垣处修筑城堡以巩固边防。城堡竣工已是明万历四十二年，汪道亨将此堡命名“来远堡”，并写下《张家口修筑来远堡记》。

来远堡互市吸引了大批晋商前来贸易，他们纷纷在张家口修房定居，设店经营，专门从事对蒙贸易。从这点可以看出，晋商的旅蒙商业贸易，对这个边塞城镇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晋商是拉开中国商帮史的开创者。据国内权威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华商历史上被称“帮”，是在明朝。而晋商最早的主体，发家于明代的“开中法”制度在大同率先实施。不过，那时晋商的经营范围仅限于当时明朝版图内的黄河、长江流域。

后来的张家口马市的地位日趋凸显。当时明朝对开放的张家口堡，大同的得胜堡、新平堡马市的马匹交易数额均进行限制：张家口堡3万匹，大同两堡为1.4万匹。张家口堡的交易额超过总量的60%。由此可以看出，后来的张家口堡交易量呈独兴之势，也就不奇怪了。

到了清朝，随着疆域版图的逐步扩大，晋商的经商范围延伸到了长城以北、东北以及蒙俄等边远地区。当时，“跑草地”的晋商商队交通工具就是骆驼，所以又被称为“骆驼帮”。

当时，从山西南部而来的晋商驼队，由大同分两路前往“西口”“东口”。为加强贸易管理，清顺治三年，在大境门设立关税，出关手续在来远堡南的察哈尔都统署办理，然后再到大境门缴纳交易税费后通关。

清顺治年间，张家口就设立了税关。据记载：“顺治元年题准专差户部汉司官一人，照例撰给专敕精微批文，又定左右两翼守库官，张家口差满官收税”，专管税收事物。

随着中俄贸易量的增大，为此清廷实施“部票”制度，由设在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署负责开具茶叶贸易转运的申请和查验手续。据史料记载，清廷规定恰克图、库伦等地方，商贩牛羊马另由张家口进关纳税。因此，所有的商人都必须到张家口，获取部票才能进行贩运茶叶贸易。

清雍正二年，工部尚书查克丹呈送军机处折子言：山西汾阳县民朱成龙自晋中赴大同，携带大车到达张家口，持驻张家口察哈尔都统署所发的“部票”，由张家口运货20车出塞。这是现存有案可查的有关晋商从张家口通关前往蒙俄贸易的文字记录。

恰克图的华商大多数是晋商。晋商从张家口出关后，多是将运载的茶叶经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在恰克图买卖城交易后，晋商所属的货栈狭小，导致换取的货物无法销售和储存，于是张家口就成为中俄货物的集散地和中转中心。

清同治五年天津海关册载：清咸丰十一年前，一向由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贩卖并包装的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在当地市场销售。

晋商经营的大宗出口货主要是红茶、砖茶、白绸。从雍正初年直至清末，垄断恰克图国际贸易达180年。中方销售以茶叶为主，其次是绸缎和棉布。俄方销售的是俄呢、俄绒、铁器、皮革、牧畜。

据统计数据显示，清嘉庆五年，中方从恰克图销往俄国境内的茶叶为280万磅。20年后，就升至500万磅，几乎翻了一番。

当时，每磅上等茶叶在恰克图售价是2卢布，中等的则为1卢布，下等的则为47戈比。以中等茶叶为例，中国每年毛收入500万卢布。清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年-1839年），中方每年销往俄国茶叶8万箱，4年后，又猛增至12万箱，约合1240万卢布。每年，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在1300万卢布至1500万卢布之间。当时，恰克图贸易额，约占中国对俄国贸易额的19%，而俄国恰克图贸易额，则占俄对华贸易额的60%。

清代中期，广州被称为“水路商埠”，张家口被称为“陆路商埠”，被誉为“北方丝稠之路”，是仅次于天津的“华北第二大商业城市”。

伫立张库大道

遥想茶商驼队不见首尾

聆听晋人故事

吟唱山西梆子梦回故乡

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茶叶盒。

作为长城上的关口，大境门门前地势虽说较为平坦，但面积并不是很宽阔。高贵说，清初，大境门从长城上开口子后，许多商贸活动并不是在门前进行交易，而是在大境门对面元宝山下形状狭长的正沟、西沟内进行。

刘振瑛馆长向采访团介绍张家口及张库大道的相关情况。

距大境门往西不远处，是桥西区东窑子镇稍道沟村，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就设在村边的峡谷口。11月27日15时，刚刚赶到张家口市的采访团一行，吃过午饭后就来到了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

采访团在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进行直播。

“弘扬晋商精神重走万里茶路”采访团抵达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寻访晋商足迹。

3条商道都绕不开“苦”字

71岁的刘振瑛是博物馆名誉馆长，也是著名的研究张家口历史专家。

在他的带领下，大家推门进入馆内，迎面的屏风上，写有一段话：“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茶叶陆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上的张家口（或口外）……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第二册81页《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一段文字。”刘振瑛说，上面所说“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的路，就是通往北方蒙古草原腹地的文化商贸大道——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是河北省最大的民间博物馆。2019年6月7日，经扩建后重新开馆。这座占地面积15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由《千年茶路》《商道春秋》《商埠辉煌》《记忆乡愁》组成，展出涉及张库大道的5800多件文物藏品，完整记录了张库大道的兴衰历程。

大境门是张库大道的起点，前往库伦为1400公里，至恰克图为2160公里。“历史上，张家口通往库伦的商道分中、东、西北3条，不论哪条，都绕不开个‘苦’字。”刘振瑛说，雪灾、沙暴、黑灾等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加土匪、狼群，不论是豪商巨贾还是普通商人，都要经受环境的考验。

在博物馆，造型各异的铃铛挂在墙上。顺手摇起一个形态较小的铃铛，顿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你摇的是牛铃。”刘振瑛抬手摇晃其中两个体态稍大、外形相似的铃铛，一个声大，另一个发闷。“这是驼铃，一支完整的驼队要同时备有两种驼铃，声音大的叫‘叮铃’，挂在首驼的身上，是开路用的。声音发闷的是‘咚铃’，挂在驼队的尾驼上，是收尾的。”刘振瑛说：“拉骆驼的不听‘叮铃’，是要听‘咚铃’的。听不到‘咚铃’声，完了，后面的骆驼走散了，赶快去找骆驼吧。”

“出了大境门，多见牲口少见人。”骆驼商队中，每人要拉14峰骆驼，如果是10个人组成的商队，那就是140峰。“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行走开，一眼看不到首尾。”刘振瑛说，与人们想象中的不一样，驼队多是在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上路，抹黑走到快天亮时，就需要找地方放牧，人趁此休息。“进入蒙古高原，茫茫无际，夜间行走，就需要靠声音来辨别，驼铃起着非常关键的‘通讯’作用。”

“天祺灵柩回籍花费底”是一份手书的由恰克图运亲人灵柩回乡的账单，沿途共花费31两白银，涉及张家口停放、抬放灵柩费、遗物缴纳税款及张家口回老家、运回老家遗物等费用开支，落款为：“庚辰十一月初八日由天祉腾（誊）抄。”从这些记载的内容细节来看，去世者应是一位在恰克图的晋商，名为“天祺”，“天祉”或是其同族同门的亲兄弟。

这份用毛笔书写的账单，字迹非常工整。而在另一展柜内，一封由张家口寄往“山西崞县原平镇德兴裕记柜启”信件封面上的一行行书，让刘振瑛感慨不已：“那时晋商掌柜，几乎都有一手好字，现在拿出来就能当字帖。”

老人们与山西的不解之缘

刘振瑛有很深的山西情结。“清乾隆年间，我母亲的祖上是从山西来张家口做生意的。”他说：“通往乌兰巴托的这条道路，有人叫‘古道’，也有人叫‘商道’，我感觉还是称‘大道’比较贴切。”

从1994年开始，刘振瑛开始对张库大道进行研究。曾经两次通过自驾游的方式沿张库大道前往乌兰巴托。

1994年，在乌兰巴托，他遇到了许多来自张家口的人。“那里的人，得知你来自张家口人，总喜欢追问一句‘你的老老家是哪里的’。”让他感到惊异的是，那里有不少人爱听山西梆子。当时，他还认识了一位艺名为“九月仙”的年逾六旬老人。

老人本名叫格日勒，其父是汉族人，母亲则是当地蒙族人，她出生在乌兰巴托。14岁时，她在当地一个职业剧团唱山西梆子，扮演过青衣王宝钏。去年，央视一摄制组从张家口出发，前往乌兰巴托拍摄与张库大道有关的纪录片。刘振瑛向摄制组提到了“九月仙”。后来，他收到摄制组发来的“九月仙”照片和视频。“‘九月仙’应当八十多岁快九十岁了吧？照片上的老人身着戏装，精神头很好，对着镜头还现场唱了一段山西梆子。”

“在漫谈和等待中，12时35分，刚巴图80岁的老母亲终于回来了。这是一位穿紫色蒙古袍、神态慈祥精神矍铄的老人，一口山西味儿的普通话，让我们倍感亲切。她不断招呼我们喝茶。当我们问她如何称呼时，她笑呵呵地说：‘人们都叫我‘九月仙’，本名早没人叫了。’”2006年10月16日至11月8日，山西晚报社举行为期24天的跨国采访活动——“重走西口路”。从当时山西晚报记者发自乌兰巴托的一篇报道中，找到了“九月仙”的名字。

原来，“九月仙”的丈夫刘尚书祖籍山西定襄，原在归化城著名的商号大盛魁绸缎庄当学徒。1945年，20岁的他随驼队到了库伦。当时在库伦“中国工人俱乐部”职业剧团唱山西梆子的“九月仙”与刘尚书相识并在当地成了家，后生了五男五女，还抱养了一个，一共11个孩子。“九月仙”的父亲是汉族石匠，是河北阳原县人，母亲是当地蒙族人。出生在乌兰巴托的“九月仙”说一口带有山西味儿的普通话，而她生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会说汉语。1984年，“九月仙”与丈夫回过定襄老家。后来刘尚书和儿子又回去过一次。

刘振瑛说，张库大道除商业运营外，更多的是沿途的文化交流，是包括贸易等在内的文化交流之道，这种交流产生的影响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人淡忘。

商铺票号老宅

青砖灰瓦印证晋商伟业

茶社关庙石碑

古物旧纸掩映茶路辉煌

张家口堡，当年晋商常万达旧宅。山西晚报记者马立明寇宁摄

“在‘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节点中，河北省有5处文化遗产点初步纳入申遗规划。”11月27日下午，刚从考古现场赶回来的张家口市考古所副所长李现云说：“这5个遗产节点都在张家口，是从我们事先推荐的35个节点中确定的，即张家口堡、大境门、宣化古城、鸡鸣驿城、察哈尔都统署旧址。”

“张家堡口现存的许多古建筑，可是与你们山西晋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李现云说，堡内有榆次商人常万达及其他晋商的店铺、商号及老宅。

深宅大院记录晋商昔日荣光

面积约20公顷的张家口堡，俗称“堡子里”，现存478座院落，现有居民3053户7363人。

刘振瑛查阅历史资料后发现，史籍中有关张家口人口的记载非常少。他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出张家口几个时间点的人口数字：清嘉庆二十五年人口仅14000人；道光十四年为16000人；清光绪元年人口竟然猛增至142000人。“同治、光绪年间，正是张库大道的鼎盛期。可以断言，这142000口人，绝大多数是在上下两堡一带、大境门内外、西沟一线居住的，而张家口堡内及其周边区域更是当时的黄金地带。”

在研究中，刘振瑛发现，民国初期的张家口有106000户，其中70%是山西移民过来的。“这些晋商来张家口是不带家属的，只带着伙计。”刘振瑛说，口音的相近，使得张家口与山西的关系历来很好。

11月28日11时许，尽管接近午时，气温却也没有丝毫回升之意。采访团顶着寒风，行走在古色古香的街巷里，环视眼前的青砖灰瓦，感受堡子里数百年来的辉煌和繁荣。遥想当年，云集于此的富商巨贾投入大量资金，在张家口堡内建造了数以百计的亭台楼阁、祭祀庙宇和深宅大院。

张家口堡东西长590米，南北长330米，有20条街巷、478个院落保持原有格局，现有文物古迹达700余处，其中极具历史价值的重点院落有93个。

堡子里，不仅建于明清时期的玉皇庙、文昌阁、关帝庙、抡才书院、定将军府等古建筑保存完好，许多晋商当年开设的商号、票号、钱庄遗址也仍然留存至今。

一座造型构思奇妙、砖雕独特精美的门楼令人好奇。门楼顶端由砖雕缠枝莲、兰花、桂花组成蝴蝶状砖雕，有“富贵缠身，兰桂齐芳”寓意。蝴蝶砖雕两侧有两根小立柱，柱顶有两只虎形砖雕，“二虎把门”寓意神仙护佑，万事平安。

稍下面的砖雕，中间由瑞兽双鹿、瑞禽双鹤及松树、桐树组成，下方是万年青、浮萍；东面是莲荷、鲤鱼，西面则为鸳鸯戏牡丹，寓意“六合同春”“鹿鹤同春”“连年有余”“夫妻相濡以沫、白头偕老”。这三款砖雕组的东西两侧分立两根小立柱，柱顶上各蹲一只灵异、勇猛的石狮，相向而视。在汉语中，狮嗣谐音，有“事事如意，子嗣兴旺”之意。

三款砖雕的下面是门额匾，正中三个楷体大字“安且吉”。门额匾下是门楼的双拱门砖雕，上拱为攀枝莲图案，下拱中央为两只展翅的喜鹊，动感十足。这组砖雕直白了院子主人“平安吉祥，双喜临门”的寓意。

这座院落门楼砖雕尽管分为四个部分，但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各组砖雕图案，又紧扣吉祥平安的内容主题浑然一体，成为张家口堡最精美的门楼砖雕。

这座古院落为鼓楼西街35号院，院子从前是大美玉商号旧址。

清乾隆年间，山西晋中榆次商人常万达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此开设大德玉、大升玉、大美玉、大泉玉、独慎玉五联号，挺进恰克图经营对蒙俄及欧洲贸易。

而确认此院为大美玉商号旧址也颇为戏剧性。

这座精美的四合院，院内正房五间，其上是五间正楼，东西厢房各三间。当时，院子主人情况不详，虽说在南侧厢房屋顶，各建一天窗，体现了张家口传统建筑“左神右社”的祭祀风俗习惯，但从山西晋中四合院风格、建筑形制来推测，应当是山西富商的宅院。

2009年4月，住在院子里的一位老人在清理房中杂物时，发现一个圆木盒。刘振瑛得知后，赶到院里，圆木盒直径有一尺半，应当是古时有钱人家常用的帽盒。

这个帽盒曾做过改动，用旧账本纸对帽盒进行过裱糊。刘振瑛从纸上隐约看到有模糊的字迹。经仔细辨认，发现了“道光三十年”“大美玉”等内容。结合院子通往院外的下水道口为石刻魑首，更显示出院主人身份地位的不凡，从而证明了此院主人是被清廷封为二品武功将军的官商常万达。

在堡子里，与常家有关的商号、票号的遗址不在少数。鼓楼东街25号院，是兴吉票号旧址，这个在张家口出现较早的金融票号，经理为祁县人王锡驾，后为榆次人刘乾甫、杜吉兆。清嘉庆十九年，此院成为大川玉银号，经理为山西人孙桢禧，股东则是榆次车辋村常氏后人常立训。

鼓楼东街5号，是一座四合院，为常万达在张家口最早的住宅之一。该院正房为五开间二层阁楼，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五间。

有意思的是，该院院门有块“福”字照壁，而院外临街的南房砖墙上又有线刻的大“福”字照壁。学者高贵解释说，院内外均有“福”字，院主人有“福兆内外”之意，祈福国内外贸易顺利平安。

在东门大街23号，有座世合德钱庄旧址。说起这个钱庄，高贵讲了段故事：世合德的前身是榆次常家的“大德瑞”，是常运衡开设的，在万全县设有分号。

民国初年，在万全周家河有位做生意的郝大财，他的商号为世顺德、世兴德、世从德，其经营所需的资金款项全部在大德瑞存放。后来，大德瑞经营遇到困难面临倒闭，许多商家开始挤兑。为了支持常运衡，郝大财把周转金继续存放大德瑞，还拿出巨额资金让常家渡过了难关。后来，为了感谢郝大财的出手相助，常家将郝家商号中的“世”字取出，将“大德瑞”改名“世合德”，常郝两家从此合伙经营。抗日战争初期，张家口局势不稳，常家还将郝大财一家接到榆次避难。

与晋商有关的商铺、商号、老宅旧址，绝非仅与榆次常家有关。

在鼓楼东街上，有座院落为宏盛票号旧址。这家出现在清中期的票号，股东为从事中蒙俄跨国贸易的山西晋中商号大盛魁，经理是祁县人王明府。

祥发永账局位于鼓楼东街3号。账局亦名账庄，是专门为商铺服务、兼向官吏放账的金融机构。它通过办理存款和放款业务，集中和分配资本，在借贷与贷者之间起着信用中介的作用。

清乾隆元年，山西汾阳人王廷荣筹集白银四万两，开设祥发永账局，是目前张家口最老的账局，也是国内最早的金融机构。

另外，祁县乔家的宏茂、大德通，渠家的三晋源、百川通，太谷曹家的锦泉涌、锦泰亨、锦泉兴，榆次翟吉五的永吉，榆次常老九的大德成，阳曲人郭玉珍的恒北，太原侯顿的大法茂、大法美等票号、银号、钱庄，也分散隐身在堡子里的大街小巷内。

由于这些票号、银号、钱庄多集中在堡子里鼓楼街、棋盘街一带，所以这里成为张家口名副其实的“金融一条街”。

晋商遗迹颇多缘何不见会馆

东门大街36号，是一座传统叠架式二层五间楼房，坐南朝北，上面悬挂“大玉川茶庄”店铺。因当地传说，清朝康熙、乾隆二位皇帝曾多次来此品茶，于是起名“康熙茶楼”。

“大玉川”是晋商大盛魁的商号，其创始人是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史大学、张杰。三人在“西口”杀虎口起家，后来在归化城开办“大盛魁”，专门从事中蒙俄恰克图贸易。至清道光年间，大盛魁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

不过，尽管晋商在张家口留下的痕迹很多，但却始终没有找到一座供晋商活动议事的山西商会。

一般来讲，在万里茶路沿途重要节点上出现的关帝庙，多为晋商出资兴建并成为供众人议事、祭祀关公的山西会馆。

在大境门，有一座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关岳庙”，建造工艺十分考究，是张家口寺庙建筑中的精品。由于大门紧闭，山西晚报记者未能进入庙内现场实地采访。

在张家口堡玉皇庙南端鼓楼北街路东有座关帝庙。庙内立有两通清咸丰三年双龙首石碑。

有种说法，这座关帝庙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清咸丰年间重修后，立了两通造型生动双龙首石碑，一通是《重修关帝庙碑记》，另一通是功德碑。由于石碑被铁栅栏围挡，碑文字迹无法完整清晰辨认。

在功德碑正面，看到了“祁县社”“汾阳社”“大美玉”“大德玉”等晋商商号。绕至石碑背后，由于空间狭小，只能大致看到部分碑上刻着的捐资商号名称：“汾阳社”“太谷店”“山西店”“大德玉”——显然，这是晋商商号参与捐钱修缮关帝庙的功德碑。

这座关帝庙会不会是在张家口的山西晋商会馆？

据《重修关帝庙碑记》记载：“张家口为都城西路繁阜之区，邑中祠宇不下数十处，然皆创自本朝。前代所遗者，唯下堡内关帝庙，始于元而最著于今者也。考之碑，前明已属重修，我朝又屡经重修，至嘉庆丁己之重修也。”

从碑文可以看出，关帝庙始建于元代，明代重修。这多少令人有些困惑，张家堡口始建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怎么可能在没有修建城堡的情况下，孤零零建座关帝庙？再观察现存关帝庙的形制、壁画，毫无元代韵味，完全为清中晚期建筑风格。

查阅张家口相关史料发现，张家口堡内曾有一座千佛寺，建于金代初年，明万历十九年重修。上世纪70年代，这座张家口堡最早的古建筑被拆除。

如果这些史料准确的话，可能意味着张家口的建成史要前移约300年。

在张家口是否有山西会馆？

2017年3月，由闫润德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出版。山西晚报记者从这本《会馆史料》中，找到了“河北张家口山西会馆”。

据《会馆史料》显示：“当年，在张家口堡子里的鼓楼后街有祁县会馆和榆次会馆，上堡圈里有汾阳会馆和孝义会馆，关东街有太谷会馆。”

榆次会馆是山西多家商号出资，由永发和掌柜郭瑞凝、李应两人筹办的。

原来，在张家口的晋商建立起祁太班、平遥班、汾阳班、二州五县班等类似商帮的关系商业网，他们在各自的地盘上，修建商会或关帝庙。其社首均由本县商人轮流担任，有专管、有制度、有铺产、有收入，可以救济同乡，也可以介绍柜伙，通过这样的组织联系，把山西商人在张家口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巩固起来。

据介绍，张家口市桥西区有八座关帝庙，规模最大的就是太谷、祁县、榆次商人在堡子里鼓楼北街路东修建的关帝庙，庙内设有“福佑社”，为晋商议事和饯行之处。清咸丰三年重修后，立了双龙首石碑。然而，从这座关帝庙的现状来看，似乎看不出有会馆应具备的议事等功能的场所。

另外，在堡子里东关街路北的关帝庙，为太谷商人在清初时捐资兴建的。民国初年，有太谷商人将关帝庙租用，改为“太谷会馆”。

然而，在堡子里打听山西会馆的情况，当地人只知有关帝庙，不知有山西会馆！

“晋商造就了张家口的繁华，张家口成就了晋商的伟业。”12月11日晚，在湖北省咸宁市赤壁羊楼洞古镇2020“一带一路”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上，河北省茶产业促进会副会长郭永斌目睹了赤壁市与张家口市桥西区结为友好城市动人的一幕，他说道。

“赤壁青砖茶北方运营中心项目将致力于弘扬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东口文化’，筹建张家口万里茶道博物馆，并在展览内容中拿出很大的篇幅来反映晋商在张家口的艰辛创业过程，希望在阐述晋商对张家口的重要性方面，能够得到山西的大力支持。”郭永斌表示：“凭良心说，没有晋商哪有‘万里茶道’，没有晋商哪有‘东口’张家口？告诉后人一个真实的历史，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常万达勇闯塞外创立茶行“十大玉”

常万旺定居万全隐身山村“第八滩”

图为张家口堡里的“大玉川茶庄”，是晋商大盛魁的商号。山西晚报记者寇宁摄

距离晋中市榆次区约18公里，有座号称中国最大的民间祠堂、最大的家族书院……这个被誉为晋商民居中占地和建筑面积最大的宅院建筑群，就是晋中榆次常家庄园。

当年，这座规模宏大的庄园主人，就是榆次车辋村常家。

清康熙四十年，晋中榆次车辋村常家八世祖常威，只身来到塞外商埠张家口，在堡子里的文昌阁下摆摊卖布，拉开了常家从事蒙俄跨国贸易的序幕。

清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大规模的茶叶贸易从此兴起。

清乾隆年间，正在张家口做草原生意的晋中榆次常家准确地捕捉到千载难逢的商机，常威长子常万玘南下武夷山下梅村采购岩茶，以张家口商号“大德常”为根基，形成了覆盖大同、汉口、成都等地的商业集团。三子常万达以张家口“大德玉”为本，靠“保和玉”“大美玉”等茶行联字号主营闽茶，将加工制成的茶砖、茶饼沿万里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蒙俄及欧洲市场销售，开创了一段令人瞠目的经营跨国商业贸易传奇。

然而，人们没有料到的是，二三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蜂拥至晋中常家庄园感慨其建筑的精美和豪华之时，根本不会想到，在距此千里之外的张家口市万全区第八滩村，竟然有一支常家后人隐居于此，他们就是常威次子常万旺一脉。

11月28日上午，采访团来到塞外“东口”张家口，走进了远离家乡数百年的这支晋中榆次常家后人聚居地第八滩村，共叙对家乡山水的思念之情。

第八滩常氏后人常国军（十五世）、常国斌（十五世）、常士军（十六世）、常士俊（十六世）给茶路行活动点赞。

巨商后裔隐身小山村

明宣德初年，在长城修筑城堡张家口堡，当时归宣化府西路万全右卫。清康熙年间，万全右卫改置万全县。民国期间，万全县衙迁至张家口堡内办公。2016年，万全县撤县后，成为张家口市的市辖区，区政府所在地设在孔家庄镇。如今，在张家口堡内，还能看到万全县衙旧址。

在张家口学者高贵的带领下，从张家口市区出发，顺207国道行驶40多分钟后，采访团来到第八滩村常国军的院中。

环顾小院的晋中民居建筑风格，听着带有山西味儿的口音，让人恍若置身山西老家。

58岁的常国军是万全常家的第15代。“国、士、崇、忠、孝，这是按照常家族谱排列的5辈人。”常国军是常家八世祖常威的次子常万旺后裔。

作为名气如日中天、称雄万里茶路数百年的晋商常家重要一脉，为何置身于远距家乡千里之外的小山村，还悄无声息地繁衍生息隐居二三百年？

2020年10月，山西晋中榆次常氏儒商文化研究会会长常忠武（常万达支脉，18世）、秘书长常孝东（常忠武侄儿，19世）来到第八滩村，与万全常氏后人相聚一堂。

“作为晋商豪门旺族的支脉之一，竟隐居在塞外一隅。常家宗族从何而来？如何在当地起家？历史记载寥寥无几，身为万全人也知之甚少。”家住万全区的高贵，今年45岁，是研究张家口文化历史的学者。

翻阅常家家谱《常氏家乘》，高贵看到这样一段记载：“吾常氏故家于商，凡高、曾之所经划，子姓之所衣食者，咸在张城。”

“这说明晋中常氏的商业辉煌，正是发轫于张家口。”高贵说，从宣德四年(1429年)建堡，到1928年成为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500多年间都归属万全右卫、万全县管辖。“从这点上看，也可以说常家兴旺发达始于万全。”

清康熙四十年前后，晋中榆次车辋村常家八世祖常威挎着褡裢，只身远赴塞北，沿途千里靠卜卦所得解决食宿，省下盘缠积累为做生意的本钱。

落脚张家口后，常威就在张家口堡的文昌阁（也称鼓楼）下摆摊，做起了布匹生意。他当时也许没有料到，到后来在包括他的三子常万达在内的众多晋商的参与下，鼓楼东西南北街成为堡内最热闹的金融商业繁华区。如今，当年常万达经营的茶行“大美玉”旧址、常万达故居旧址，依然完整地保留在鼓楼东街、西街的路边。

明隆庆五年，“隆庆和议”后，汉蒙开始互市。清初，长城来远堡大境门打开后，凭借北接草原蒙俄，南通京津冀、晋豫陕要冲通衢地理优势，“东口”张家口旅蒙贸易由此崛起。

经考证，常威当年在张家口堡鼓楼摆摊销售的布匹、绸缎，是从老家晋中榆次运来的优质布料。从摆摊到坐商“常布铺”开店，经过多年的风霜雪雨，常威积累了常家发迹的第一桶金。

清乾隆十年，常威长子常万玘率子怀珻、怀珣，在张家口成立商号“大德常”，以销售布匹、百货为主，逐渐由塞北向内地发展，并南下武夷山下梅村采购岩茶，渐以茶行大德川等“十大德”字号形成覆盖大同、汉口、成都等地的商业集团。

三子常万达携子怀玗、怀玠、怀佩，选择了一条风险更大、更具挑战性的北上商路。

清雍正六年，常万达在张家口以“大德玉”为本，并创立了“大美玉”等“十大玉”茶行联号主营闽茶。据高贵介绍，当年的“十大玉”茶行，由万里茶路横跨武夷山、张家口，挺进蒙俄大草原，开创了库伦商号十之有四“利则渊深，财则埠积”的旅蒙伟业。

次子隐身山村为农

明弘治初年，太谷惠安村常仲林迁到榆次车辋村为人牧羊，成为人们后来常说的“车辋常氏始祖”；清初期，七世祖常进全开始经商；清康熙年间，八世祖常威则率常万玘、常万达北出塞外从事商业活动，赢利颇丰，常氏逐渐成为晋中望族。自此以后，常氏开始在村内大规模地修建住宅大院，如今保存下来的常家庄园，被称为三晋民居建筑之首。

当年，常威有三个儿子随他来到张家口。其中次子常万旺，哥哥弟弟都事业有成，他去往何处？以何为生？

高贵说，有关常万旺的情况，不仅现存的常氏史料鲜有记载，就连他在万全的后人也少有人知晓。

经与常氏后人深入研讨并查阅相关资料后，常万旺一脉在张家口的生活脉络逐渐得以清晰。

常万旺的出生年月不详。在常家第五次续修的《常氏家乘》上，高贵找到了常万旺的仅有的文字记载：清乾隆三十七年，常万达在榆次车辋村刘家寨买地、修建世和堂宅院时，契约“中人”为“常万旺”。

2010年，第六次重修的《常氏家乘》出版，书中的“序”中写道：“六、增补了九世祖万旺公，落户于河北省万全县第八滩始末。”

能将常万旺续写入谱，是有原因的。2000年、2007年，《常氏家乘》编委常士暄(16世)、常学礼(16世)、常国伋(15世)等人分别两次前往万全，找到了常万旺的后人。“常家第五次修谱是在1925年，85年后，万全常氏一脉终于清晰完整地归宗入谱。”

常国军家中有兄弟三人，他是老二，膝下有两个女儿，长女在本地工作，次女在天津上班。

在常国军屋里，众人七嘴八舌正热闹时，又进来三位中年男子，“他叫常国斌，56岁，是我的堂弟；他俩叫常士军、常士俊，比我小一辈，是常家第16世，虽然比我年龄大，按道理却应当叫我和国斌是叔叔。”常国军介绍道。

56岁的常国斌有兄弟姐妹六个，比他俩小一辈的常士军，今年57岁，在村里学校当老师，而67岁的常士俊还有个69岁的哥哥，叫常士栋。

据高贵分析，生活在张家口的常万旺后裔，最终落脚万全务农，应当是出于常威的谋划和考虑。

数百年前，第八滩村还是一片沼泽，那时有八个泥潭，干涸后进行开垦，形成了肥沃的洪淤农田。而城东河带来的充沛水源便于果蔬农作物种植，第八滩得以成名。

当年，在第八滩村，常万旺率子常怀璠、常怀瑔拉开了在万全耕耘经营、繁衍生息的帷幕，并一代代延续至今。

高贵说，当时万全城周边三十七县首富、来自山西孝义的晋商霍家在宣平堡、第八滩也购地300余顷。常威给次子常万旺选择距离近、土质肥的第八滩村购地置产，也是有考量的。可以说，常家的到来，带动了第八滩村的壮大与发展。

《常氏家乘》载：“嘉庆元年，九世常万达卒……同年，常万旺一门的房舍地土净卖于常万达，常万旺一门差事由常万达一门承担。常万旺一门已迁往直隶宣化府万全县之第八滩村菜园子。”由此可以看出，到清嘉庆元年，常万旺一门车辋村资产易手，若说之前按照“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观念，万旺门下部分家眷可能还在老家车辋，但此时一门已整体定居万全第八滩。

万全常氏后人想念家乡

截至2010年，载入《常氏家乘》的万全常万旺一脉，按照“怀、秉、维、配、国(振)、士、崇、忠”排辈取名，在第八滩村繁衍了9代，共212口人，现已传至20代。

常国军说，第八滩村常家后人在册的有30余户212口人。除100多口人在村里常住外，其他人都在张家口附近及北京、内蒙古、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发展，高学历者也不乏其人。“村里和我同辈的人年龄最大的已经91岁，名叫常国泰，是常士栋、常士俊兄弟俩的老父亲。”

以张家口为基地经营中蒙俄跨国贸易的常万达，在莫斯科留下了其经营的店铺，在堡子里更是修建了住宅和商铺，那么在万全繁衍生活了10代的常家有没有留下深宅大院呢。据高贵介绍，在常氏家族雄厚股份财力的支持下，常万旺及后人也在第八滩村大兴土木。

听常家后人讲，常氏在第八滩村优越位置曾修建起7处四合院，有猫头滴水硬山黛瓦房屋百余间，到1949年前还有耕地6顷。

如今，第八滩村常氏传承老辈族宅，因洪水刮冲、防空地洞塌陷、人口外迁等原因，几乎不存。

2007年，榆次车辋常学礼、常国伋前来万全寻亲续谱时，在常士军家最后残存的老宅前合影拍照，留下了车辋、万全常氏族系后人历史性的合影。

常万旺一脉没能像其兄万玘、其弟万达一样，开创商贸千秋伟业、声名远播、入史载典，却静掩于苦寒塞外封尘的历史中。高贵分析原因认为，由于距离老家车辋路途遥远，万全常家经营管理不便，将继承产业股份卖予万达一支，缺少了直接经营商贸做大做强的源头，发展后劲自然不足。

高贵在村里了解到，常家族老口头相传，远在异乡的常万旺，放松了勤快严谨持家的传统，参与了赌博，影响了来万全定居初期的家境，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车辋宗亲与万全常氏的疏离。另外，到常家第13代时，车辋常家商号已基本完成“东伙分离”（出资的股东和负责经营的掌柜、伙计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的改革，深宅大院的各门各堂相继开私塾、办学堂，走上了倚重教育、以儒促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反观第八滩村常家，清中后期经济条件优越时，也是非常看重教育，但随着财力日减，教育滞后，农耕者愈多。只求财、不重教、少入仕的族风也是重要原因。

高贵认为，农业虽为社稷之基、民生之本，但纵观华夏上下、海外左右，商贸流通才是沟通有无、活跃民生、聚集财富的不二法门。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基本都集中在山西，山西数县知名富户，总资产就超过了1亿两白银。在中国近代史上，由榆次常家，祁县乔家、渠家、太谷曹家、介休范家、平阳亢家等撑起的山西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明清称雄商界500余年。

1925年，常家第五次续修《常氏家乘》，由常氏麾下的太原范华印刷厂铅印成册，随后在榆次车辋村举行史上第三次盛大的“典祖”仪式。当时，万全常家第14世常配璋、常配珍返乡修谱祭祖。同宗的血脉，难舍的亲情，让二人在车辋老家流连驻足，在村里住了整整1个月才离开。

高贵得知，自从常家定居万全后，榆次车辋宗亲就未曾忘记常万旺一脉，每有行商顺道都要从张家口过黄土梁经孔道，前来第八滩扫墓省亲。上世纪二十年代，常家外贸商铺多数倒闭，财力日衰的车辋常家中断了给万全常家的分红。“1925年，第八滩常家和车辋老家的这次宗亲接续，消除了先辈们的误解，冰释前嫌，共修家乘，让第八滩常家一脉归宗入谱。后来，抗日解放战争连天，解放后运动不断，万全常氏又与车辋宗族逐渐失去音信。直至2000年、2007年，榆次常家续写族谱时，相隔千里的常家后人才又重新相聚。”

常国军说，他和家人已经回过老家4次，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如今，万全第八滩常家后人继续延续着常氏族人新的故事、新的作为。常国军在张家口从事着粮油生意，常国斌秉承祖训坚守着农业，常士军扎根农村教书育人……

高贵感慨道：“八世祖选择第八滩，常万旺留脉万全，八世八滩，万旺万全，历史或许不仅仅是巧合，说常家和万全有缘、万全是常家的福地更是让人信服的美谈。”

图说

张家口!张家口!

茶香袅袅晋味浓浓

能让大境门名扬四海的，是茶马互市贸易。

西境门俗称“小境门”，是当时进入张家口的唯一通道，张库大道的起点。

雪后的北国，朔风浩荡，寒气逼人。11月27日，采访团结束呼和浩特的采访，抵达河北省张家口市，在这里寻访万里茶路遗迹遗址，走访当地晋商后代。当采访团一行来到张家口万全区第八滩村，常家的后人们得知山西老家来人了，早早就在村口迎接“老乡”。

常家后裔隐身小山村，第八滩村。

位于张家口堡城中心的标志性建筑“文昌阁”，兼具钟楼与鼓楼的作用。

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北东三面环山，一条河流贯穿南北。一路向北，通往蒙古高原的狭长孔道，一直通向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被称为“张库大道”。“张库大道”是当年茶叶贸易重要的运销线路，这是经张家口到塞外的这一条商业之路，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走东口”。万里茶路兴盛时，每年有十几万骆驼和几万匹马跋涉在漫漫的草原茶路上。从张家口大境门出发后，这些驼队根据沿途商品贸易需要，向蒙古、俄罗斯等地运输，最终再返回张家口大境门，大境门便成为我国北方国际贸易的重要内陆口岸。

张家口堡，俗称堡子里，坐落于张家口市桥西区中部，是张垣大地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岁月逐步成长繁荣的历史见证。

察哈尔都统署是清政府对北部边疆和对蒙俄茶叶贸易的管理机构，“万里茶道”兴盛时期，任何商队、商人没有察哈尔都统署颁发的信票不允许出关经商。

大境门是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是万里长城的四大雄关之一。与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不同，长城主要的关口，只有大境门以“门”相称。相比于防御、封闭的“关”，“门”更体现出一种门户、交往的含义。但能让大境门名扬四海的，是茶马互市贸易。沿大境门一路南下，采访团来到张家口市区的“原点”和“根”——张家口堡。张家口堡，俗称堡子里，坐落于张家口市桥西区中部，是张垣大地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岁月逐步成长繁荣的历史见证。走进堡子里，穿过古朴的单檐屋舍，抚摸着精美的砖雕石刻，仿佛瞬间穿越了历史，闻到了阵阵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