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春︱陈鸿森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清代学术史丛考》，陈鸿森著，学生书局2019年12月出版，696页，新台币900.00元

十几年前，因撰写博士论文的缘故，曾不自量力，试图排比高邮王氏父子书札，虽然用力甚多，但治丝愈棼，屡辍屡作，终不敢自信。偶然利用当时便利的搜索工具在网上查证，竟意外发现海峡对岸有名为陈鸿森者一篇大文：《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快读之下，不禁神往久之，感叹并世之间，竟有治学精到如此者！自此之后，便按名逐篇搜罗，每见悠然心会之处，多有浮白击节之乐。只是陈先生所撰之文，分散于两岸各类刊物，搜罗不便，常令人遗憾不已。可喜的是，陈先生自荣休以后，终于着手孴其鸿文十五篇，合并成册，名为《清代学术史丛考》，诚可谓治清代学术者无上之福音。近得新刊之书，通读一过，其中所收诸文，涉及三个方面：一则纠正已有史传、工具书记述之误；一则考辨知名学者学术及生平；一则发掘、表彰被遮蔽之学者的学术与生平。三者环环相扣，其重心都是落在学者身上，正可见作者此书的中心，就是在于人，以人为本。

近十余年，清代学术成果蔚为大观。不过，正如作者在《被遮蔽的学者——朱文藻其人其学述要》一文中所作譬喻，其中大都不过是匆匆的游客，略一观览，便尔撰作旅游攻略，是否真有会心之处？概莫可知。而作者作为清代学术史这座大山中的樵夫，寝馈于此数十年，其植根既深，则所得甚丰，固有宜也。此书所收诸文，虽然之前大都曾经拜读，但此次重读，仍觉胜义纷呈，令人陶醉。其所考证者，可为定论；所标举者，可为学术史之补充。确为信今传后之佳作。作者的治学方法，无疑沿袭了乾嘉学派一脉，以实证研究为重。时至今日，不改故步，可谓不负如来，为两岸仅见之传统治学者。以我浅见，作者此书所收诸文，从方法上来讲，大概有如下数端：一、探史源；二、别版本；三、揆情实；四、审制度。

一、探史源者，不仅辨其误，且辨其所以误，引其致误之文，原原本本，读者一观便知。如《清史稿儒林传举正》一文“王鸣盛”条，考辨王鸣盛降级一事，先引王氏内弟钱大昕所撰王氏《墓志铭》及江藩《汉学师承记》，指明此即史源。又引王闿运所纂光绪《湘潭县志》卷八《罗典传》所在，指其与史传不合。复引《高宗实录》卷六零三及中研院史语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吏部移文，还原王鸣盛左迁始末。不仅辨史传、钱传、江传之误，且又纠正《罗典传》传闻之讹。寥寥千字，正讹批谬、一廓史误。再如《清史稿儒林传举正》中“沈彤”一条，诸史传皆言彤曾入三礼馆，又曾与修《一统志》。作者首先厘清史源，以为其源出于沈德潜乾隆十九年所撰彤传。而至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钱林《文献徵存录》卷四彤传中，于此又踵事增华，且言彤以《三礼》书成，议叙得九品官。作者复广搜文献，以沈廷芳所撰彤《墓志》及彤致方苞函为据，证明沈彤其实未曾入三礼馆修书。又以沈彤《果堂集》卷八《题阿生斋壁》所言，判定沈彤事实上是因为短暂参与《一统志》校勘，而议叙为九品官者。

二、别版本者，如在《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一文中，作者指出：“《经义述闻》其书凡三刻，初刻本刊于嘉庆二年，不分卷，书内各条独立，不相连属，无页码，盖随就所得增刻补入也。二刻本嘉庆二十二年刊于江西，《周易》《尚书》各一卷，《毛诗》二卷，《周官》《仪礼》《大戴礼》各一卷，《礼记》《左传》各二卷，《国语》《公羊传》《谷梁传》《通说》各一卷，计十五卷，阮元为之序。三刻本则道光七年冬刊于京师寿藤书屋者，道光十年全书刻成，今通行三十二卷本即从此本出。”正是因为辨析了《经义述闻》的不同版本，所以作者能以此为基础，准确把握王氏生平的相关信息，指出前贤今人系年之误。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考《经义述闻》的刊刻情况，不仅对于这九通书札系年至关紧要，与之相关的其他王氏及友朋生平，亦可藉以判明，功莫大焉。再如武亿关于家乡偃师之金石学专著，作者经过仔细梳理，以为可分五种版本。通过版本之间的内容上的传承，以及武亿致王复函、武氏子所撰乃父《行状》，最终得出结论，现在署名为王复之《补录》，事实上应该就是武亿所撰。

三、揆情实者，如《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一文“钱东垣传”条，据《清史列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所载，东垣、绎、侗昆仲三人各撰有《孟子》疏义之书。但因历经动荡，三人之书，现已无存。不过，作者依据仅存的著述宗旨、条例，再结合钱侗早逝，所撰《方言义证》六卷曾经其次兄绎补全为《方言笺疏》十三卷之证，以为：“（钱绎、钱侗）两君所为《孟子义疏》，亦犹是也。”加上“钱东垣兄弟友于挚爱，尝同校订《郑志》、辑释《崇文总目》，东垣与侗殆无二人各著一书，相角高下之理。……余固疑东垣《解谊》与钱侗《正义》、钱绎《义疏》俱同一书，其书或钱氏昆仲共撰，或本钱侗所著，早卒，未竟其业，东垣、钱绎踵续成之”。虽不曾定论，但分析鞭辟入里，所言虽不中，亦不远矣。再如《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一文，段氏曾自言，在注《说文》之前，曾编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但作者以为这个说法颇有可疑处，作者认为：“从事理上来看，北京本至早五十五年誊写清本，尚未删汰录为定本，随又另起炉灶，重编另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情理上也不好说。”又云：“……推测《尚书撰异》五十六年五月成稿后，翌年全书写定，将付梓人；同时又拟‘删定《说文》旧稿’，继《撰异》之后，次第付刻。而同一时间，段氏复分神另编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说文》长编，这在情理上断无可能。”在综合以上因素之后，作者得出结论：“因此，段氏注《说文》之前，曾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这个说法应该是段氏虚构的。”段玉裁一生致力疏解《说文》，但因种种关隘，不得不故作狡狯，谰言曾撰作五百四十卷长编以证己。作者于他人无疑处生疑，爬梳文献，考订事实，复揆之以情理，以为必无此事，揭二百年无人道及之秘，颇可见其治学风貌。

四、审制度。制度向来是文献考证的重要依傍，作者浸淫学术数十年，自于制度一事烂熟胸中、游刃有余。书中亦多有以此来考实史事者，如关于马宗琏的科第、仕宦问题，根据旧有文献记载，马宗琏既已经举人大挑，已官教谕，而又应嘉庆四年礼闱。既已会试中式，而又至六年方成进士。其间究竟是何缘故？无论《清史列传》《清史稿》《桐城耆旧传》乃至《桐城扶风马氏族谱》中，都未曾言明。今据《马宗琏行年考》一文所考，知马宗琏当于乾隆六十年以四上春官不售，应该年大挑，列二等，以教谕用。而自嘉庆元年冬，朱珪调任安徽巡抚，因惜宗琏才，故仅数令其署理教职，未曾实授。《马氏族谱》《桐城耆旧传》言曾补东流教谕，非事实也。又马宗琏会试之后，史传均未言及何以未曾及时殿试。陈先生在文中则梳理贡士不与殿试的三种情况，即丁忧、因病告殿及殿举。并引李赓芸《稻香吟馆诗稿》中二诗，旁证“马氏当因复试磨勘，缮写违式而遭罚科”。马氏生平资料极为匮乏，而作者因智珠在握，旁搜远绍，于马氏既殁之后二百余年，竟能考实其生平重要关节，不得不叹服其考订之精。

学者之于著作，常常是生死以之。《钱大昕〈养新余录〉考辨》中记录，嘉庆八年冬，“《养新录》由阮元携至杭州开雕，竹汀心事已了，且自度体力渐衰，恐不久于人世……”果然，后十月之嘉庆九年十月，竹汀即辞世。《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中则言：“由于卷帙庞大，加上段氏不断增改，全书三十卷直到嘉庆二十年五月始刻毕，同年九月八日，段氏病卒，享年八十一，距《说文注》全书刻成仅三四个月，所以段玉裁注《说文》可说是终生以之。”又《说文注》成，段玉裁对其弟子陈奂叹曰：“吾似春蚕一般，茧既成，唯待毙焉已。”之后不久，段氏即辞世。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二十四日寅时，一代鸿儒王念孙卒于京邸。王引之在致陈奂函中言：“先君《读书杂志》全编及余编，于前岁冬杪刻竟，先君尚幸亲见其成。”数事者何其相似！但传统社会读书人进身不易，舍却科举一道，几无他途。因此之故，沉沦下流之饱学之士往往赉志而殁，著作若不能及身付梓，往往散失。且以生计故，又常代人捉刀，而名氏翳如。作者在此书中，以极大篇幅，撰作《钱坫事迹考证》《陈鳣事迹辨证》《强项无欲武虚谷》《被遮蔽的学者》等文，将底层学者予以表彰，实无异于生死人而肉白骨，可谓功德无量。

陈先生此书体大思精，博稽旁征，书札、题跋、日记、文集信手拈来，参伍互证，可谓篇篇精当，虽四五十万言之巨，而惟恨其少。治学之典范，其在是乎！但作者以爱惜羽毛故，于行文措辞，近似洁癖，此次旧文重刊，多存改写之处。虽然是锦上添花，但以我个人愚见，却以为不必。盖后出之新材料固然可以补充论据，令文章更加圆满，但如读者未见原刊之文，反而会造成一些学术史上不必要的误会。再从全书收录文章而言，浅见以为或可略作调整。如既收《清史列传汪宪朱文藻传订误》，又收《被遮蔽的学者——朱文藻其人其学述要》一文，二者关于朱文藻部分，多有大同小异者。作者已有《朱文藻年谱》之作，不如迳以《被遮蔽的学者》一文，附录年谱之后，较为妥当。又《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一文“江沅传”一条，引《清史列传》本文，有：“（段玉裁）曰：‘此表惟江声及沅知之外，无第三人知者。’”此处原整理者误加引号，陈先生照录原文，未为纠正。但事实上，此处当为列传作者撮述段玉裁之言，并非段氏原话。因直呼人名，固已无礼之甚，而对孙呼其祖名，尤其不堪，博雅如段玉裁者，断断不能如此。

总而言之，书中所收诸文，都是以文献为基础，发现文献，释读文献，分析文献，利用文献，再加之以作者作为历史学家的史识，纵横阖捭，一气呵成，是文献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先前就职的史语所首任所长傅斯年先生曾有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言虽重在物质的考古资料，但移之于纸质文献，尤其是明清文献，也甚适当。而本书利用了不少外间不经见的材料，正是文献考古学的具体表现。作者在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其实也正是这种充分发掘文献，精确解读文献，合理利用文献的精神。惟史语所迁台以后，日沐浴于欧风美雨之中，时至今日而能持此故业者，作者一人而已！近数年来，大陆以重振中华文明相号召，有志于治传统文化者也日渐其多，作者此书之出版，可谓正当其时，有志于传统学术者，即以此书为揣摩学习之样本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