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吴可读与成禄案

在清史中，吴可读是位著名言官。1878年，他因两宫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而自杀，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尸谏”。有清一朝，勇于言政的士大夫很多，敢用生命直接抗争的却少之又少。

本文讲述吴可读前史，在成禄“权家囤庄屠村案”中的直率抗言。那时候，同治帝讨厌吴可读，不理解他的愚忠。五年后，为同治帝献身的，却惟有吴可读。

一、权家囤庄屠村案

同治帝载淳是在1873年2月23日亲政的，按中国人的虚岁习惯算，他还未满十八岁。年轻皇帝刚上手，就面临着处理陕甘总督左宗棠指名参奏成禄制造的“权家囤庄屠村案”。

成禄，字子英，镶白旗满州栢连佐领下人。1853年以外火器营护军参加攻打太平军，南北转战，从末弁逐渐提拔，1865年2月升任乌鲁木齐提督。这一时期，新疆、陕甘回民起事，境外势力趁机蚕食，伊犁告急。成禄奉旨规复肃州（酒泉），为西出嘉峪关援助新疆做准备。此后七年里，他攻打肃州却未成功。朝廷多次命他放下肃州，直接出关，甚至警告再不出关将严肃查处，“勿谓言之不预也”，他未予理会，只是一再向朝廷索要粮饷。

权家囤庄位于甘肃高台县，成禄向朝廷奏称，贡生马吉贞、生员李载宽、赵席珍，民人傅泳开、胡正邦于1870年春夏间借抗粮为名，蛊惑乡愚，敛钱聚众，商量谋反，集聚该庄。他派道员窦型会同现任和前任知县秦德钧、管笙前往捕拿，8月20日攻破村庄，生擒李、赵、傅、胡，即行正法。马吉贞率党徒二百余人抵抗亦被格杀，地方一律肃清，并为阵亡官弁请功请恤。当时西北战事连绵，真实资讯又不得其详。对于此类战报，朝廷照例允准。对马吉贞、李载宽、赵席珍聚众谋逆失察的管教官还要查取职名，送部查议。所谓生员，俗称秀才，指经过童试进入府、州、县学的学生。生员中优异者，被选送京师国子监读书，就是贡生。按照清制，生员违犯禁令，小者由府、州、县学教官责罚，大者由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不得擅责。此次官军在权家囤杀了秀才，还要问责教官，可见事态严重。公文抄送到陕甘总督，左宗棠却提出完全不同看法，揭开了一桩震惊朝野的血腥大案。

清末的甘肃肃州鼓楼

左宗棠师爷出身，又多年担任督抚，官场经验十分老道。当初成禄曾向他咨送“聚众抗粮、派兵剿捕”奏稿请他会签，他以未据地方官禀报，不敢附和为由，将原稿退还。次年2月接户部咨文后，署高台知县徐应魁请求免除教官失察生员谋逆罪名，他即派人确查，加上管笙到省投案，禀称成禄攻庄杀人，未闻士民有谋逆情事；代理抚彝县通判王佳植禀报，高台户民聚众，系为求减捐输。这些证词，使得案情陡然翻转。

二、左宗棠的弹劾

1872年1月28日，左宗棠查出新的结果：成禄自1865年驻扎高台, 岁按额征摊捐粮料、麸草、煤炭、油烛以及年节犒赏，历年获得捐输仓斗粮十余万石，捐钱约十万串，合银三十万两。除按亩摊捐外，1870年又加派富户捐输，分上、中、下三等捐缴。时值上年秋粮减产，各乡士民赴县求免，守城兵役不放入城。他们寄寓权家囤庄，仍遣代表入城呈诉。成禄发兵围捕，将村里主客士民及老幼妇女二百余人（即成禄称为二百党徒者）概行屠戮，连私塾十多个学童亦未放过。高台是个小县，位于酒泉、张掖之间。1937年，红军西路军就在此地与马家军作战悲壮失败。直到2018年，全县人口才十六万，GDP刚超过四十六亿元，当年贫困，可想而知。左宗棠指出，高台砂碛严寒，岁只一收。成禄坐食数年，犹嫌不足，竟杀申诉百姓，还要虚报胜仗，吁请奖叙。“臣既察讯得实，若壅于上闻，何颜立于人世。仰恳敕下六部九卿，会议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应得之罪，以雪沉冤而彰公道。”

左宗棠一直对成禄骄横跋扈不满。屠村案发生后不久，成禄宣称部队即刻启程西进，又称欠饷达到二百三十万两。以致朝廷急询左宗棠，成部顿兵日久，忽然如此张扬，不知是否可靠？左宗棠答称：成禄驻军高台，相距甚远。向例乌鲁木齐提督归陕甘总督节制，但成禄署衔钦差总统西路军务，事无巨细均自行陈奏请旨，应归地方办理事件，亦不使总督与闻。成禄所称欠饷不知其详，但从其所征仓粮与该军勇数计之，赢余甚多，堪以变充军饷。成禄还照粮摊捐，以致张掖、抚彝、高台三县百姓聚众滋事，几酿异变。民间盼其出关，冀可永不办捐。左认为成禄本无出关之志，因诏旨严切，不敢有违，又思借出关为名，夺取运省仓粮以充军饷。目前前队已拔营西上，建议交景廉统领，余队可由成禄带赴肃州择地驻扎，办理屯田。朝廷旋令成部暂停，下一年成禄又将出关三营调回，分别驻防金塔、高台和抚彝。

陕甘总督左宗棠

左宗棠是1866年9月从闽浙总督任上调职陕甘总督的。次年2月在汉口受命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1868年平定陕西。1869年11月，在甘肃径州接受陕甘总督关防。1871年1月克复金积堡。1872年8月兵抵兰州，整体掌控住西北局面。当时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多由旗人驻防，左称作“持节多丰镐旧族”。同治朝之前，甘肃巡抚共有四十人任职，其中旗人三十人；陕甘总督有四十一人任职，旗人居三十四人。左宗棠身边，有宁夏将军穆图善，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金顺，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等等，是他的同事、下属或打仗时的协同方。他们各有背景，各据一地，有些人并无本事，全靠身份升迁，战事推进缓慢，左的指挥也不顺畅。左宗棠在给部属徐占彪的信中写道：“彼处民心朴厚，频年经各军搜刮殆尽，而被祸转深，深堪悯恻。请严饬各营，勿得稍有侵暴，致失人和，是为至要。”他还告诉军机大臣文祥：“思规百年之安，不敢急一时之效。”他指名严参成禄横征暴敛、屠戮百姓，以其开刀立威，杀一儆百，无论从集中指挥权力，还是对战乱地区恢复秩序和休养生息，都是个合适的谋划和手段。

参奏同时，左宗棠还上疏请辞，自称眼目昏花，心神恍惚，请另派贤能接任。清廷下旨慰留，谕其未可遽萌退志，着赏假一月安心调理。这也是逼迫北京早下决心，解决成禄问题。

此前左宗棠还有密折，指成禄奉旨西进七载，战绩无闻。该军十二营，现存实数不过五六营，前由高台发两营赴肃州，拉运车二百余辆，半载妇女小孩。部队久驻高台，蓄养戏班。上年遣人赴京接取其三姨太，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成禄截留省粮，加上派捐，人数少而军粮充，如果决计出关，实无不给之虑。又称与成素未谋面，每闻其虚报胜仗，心窃忧之。观其举动，谬率乖张，即令勉强出关，终难振作有为，请简派知兵大员接统该军。

晚清年间左宗棠部队在甘肃的营房

三、吴可读提出“十可斩”

一面抗命不出嘉峪关，一面还滥杀无辜，如此行径，简直无法无天。1873年2月18日，清廷发出上谕：

前据左宗棠奏，成禄糜饷迁延、举动乖张，当经谕令穆图善密查具奏。旋据穆图善覆称，成禄不知检束，参款俱属有因。本应治以应得之罪，因念成禄业经出关，所部乏人接统，是以未经降旨。本日复据左宗棠奏，成禄前在高台苛派捐输，迨士民赴营申诉，复指为聚众抗粮诬为叛逆，并将寄寓之权家囤庄围定掩捕，杀毙二百余人，犹且虚报胜仗，吁请奖叙等语，是该提督丧心昧良，情罪重大，实难一日姑容。金顺前奏行抵凉州，即日督饬后队赴肃，……著即酌带所部兼程出关，接统成禄各队。一面传旨将成禄革职拿问，即日遴派员弁押解来京，听候治罪。

又谕左宗棠将前署高台知县管笙一并押解来京质证。毋任成禄得以狡展。

上谕密发后，甘肃籍御史吴可读紧随上奏，补充成禄各种罪状。比如成禄曾隶属陕西提督雷正绾部。某年元旦，雷到成禄营中贺年，见厨役因煮面不熟被绑帐外。雷正绾劝成禄不可谬妄，雷走后成禄即将厨役杀死。属下马天祥作战奋勇，积官游击，成禄从前军绩，多赖此人之力。后因别营谗忌并中“贼”（回民起义者）离间，成禄竟将马杀死，还捏造其作战捐躯，为其请奖。下属窦型，昔日同在胜保军营，为成末弁，认为师生，襄办营务处。其任安肃道台期间，与“贼”往来，乡民认为成禄主之。后徐占彪到肃州清剿，回民头目二十余人向窦型投诚，成禄杀之以掩盖以前指使窦与其往来情事，并构陷窦型“通贼”，窦气愤而死。吴可读认为，“本不应不剿而抚，然既准其投诚，又不可妄杀以坚叛志”。指出其中还包括成禄妒忌徐占彪战功，是“小人无毒不丈夫，大臣有罪不首实”。

关于屠村案，吴称去年上半年即闻此事。8月初他补授御史，以事体重大，未敢冒昧举发，屡向来京之甘省绅宦商民询问，一及此事，辄皆错愕顾而他言。他探访再四，正欲上陈，适闻左宗棠查询明切，一切起衅根由暨残忍凶戾情状，自必详于折内。吴说成禄驻军高台多年，“饮高台之水，食高台之粟，糜高台地方之财赋，敲击吮吸高台百姓之脂膏。村民被迫公恳缓免捐派，声言大兵出关时再行应付”。成禄恶听“出关”二字，遂诬阖村士民为谋逆。

吴可读将成禄问题归纳为“可斩之罪十，不可缓之势五”。

御史吴可读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今兰州）人，道光己酉科（1849）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1872年补河南道监察御史，时年六十二岁。左宗棠此前与吴并无交往，吴奏呼应左奏是出于对家乡事务的关切。左读到吴奏，说“吴侍御一疏词犹严厉，亦未尝非据事直书。弟前疏特以未得实据，故征引不广，实则众论尚不仅此也”。同为湘系，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也在致军机章京朱学勤的私信中说：“吴侍御弹章，可谓一时鸣凤。”

甘肃与京师之间关山迢递。6月6日，成禄被扣押解送回京。7月7日朝廷谕内阁，除引左宗棠前奏之外，又说：“御史吴可读奏，成禄所犯情罪重大，请即从重惩办。……已革提督成禄，苛派滥杀，情节极重，著即解交刑部听候治罪。”10月30日，刑部报告成禄和管笙俱已到案。上谕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按律定罪具奏。

四、恭王提出“双请”

惩恶官、杀贪官，历来大快人心又备受瞩目。

案件调查时，成禄从各方面为自己洗涮，否定左、吴指控。他说自从肃州失陷，征剿各军粮饷均就地筹办。同治九年，驻扎高台各营年前所捐之粮只敷四月内支放，即命署高台知县管笙传谕局绅，于上中户有力之家酌借粮食，以备五、六、七三月兵粮，俟秋收后照数归还。后闻管笙办理不力，将其撤换，改委秦惪钧接署。成禄强调，署理知县秦惪钧面禀，马吉贞带领千余人并雇募猎户盘踞权家囤庄，抗免本年正粮。又称事前曾接三清渠绅民禀报，马纠约他们抗粮；黑泉堡绅民禀报，该堡农官不从聚众，马吉贞等欲以加害。窦、秦弹压前反复劝谕，马吉贞等开枪打死窦型两名亲兵。成禄恐事态蔓延，酿成巨患，才派营务处明春带队前去，嘱其与道府相机行事，总期解散息事。不料马吉贞备御齐全，施放火器，官兵多人受伤，激起众怒，这才发起环攻，马犹率众拼死格斗，以致被杀。而权姓老幼无恙，亦无滥杀教读生童。在庄中还搜出枪炮铅药等件。成禄辩称，由于先看到绅民公禀，又误信道府之言，没有亲临现场就冒昧派队，未料将弹压解散之本意，变为互相殴伤之情事，实属咎无可辞。这套说辞，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并无滥杀动机。由于没有亲赴一线调研，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应当承担领导责任。

成禄答辩避重就轻。但本次参劾是左宗棠提出，且成禄解京后，左即亲往前线，11月12日攻破肃州，解决了成禄八年里未曾解决的问题，打开了西进大门。12月3日，朝廷授左协办大学士，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期盼他挥师收复新疆。显然，若没有特别力量支撑，已不可能在审案时得出相反结论。

然而事态并不简单。

恭亲王奕䜣

12月26日，恭亲王奕率军机大臣及刑部诸堂官联名上奏，汇报核查情况。称详研左、吴原奏并亲提成禄严鞠，且对照管笙供词，虽未尽合，但由捐务起衅则大致从同。此案关键，在马吉贞聚众之性质，若是叛逆，自是死罪；若仅抗捐，不过酌加惩责已足示儆，断无将二百余人概予骈诛之理。成禄原奏称攻打权家囤时管笙同往，今讯管笙，并未同往；原奏马吉贞等先毙亲兵二人，并未指出姓名，而受伤兵丁均有名单，反倒是死亡亲兵转无稽考。再有成禄呈出秦惪钧攻破权家囤庄后的禀文，提及搜出枪炮系民间年前在县请领，防堵村庄之用，并非叛逆，前后文件说法充满自相矛盾。

恭亲王的奏折指出：

查例载：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诬告之人拟斩立决。又律载：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各等语。此案已革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马吉贞等聚众屡劝解散不从，辄信道县等情同叛逆诬禀，发兵攻打，致毙二百余命。虽诬禀由于道府，而被诬之人实被成禄所发之兵杀害，例无诬民为叛致毙二百余人作何治罪明文，自应比例问拟。成禄合比依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诬告之人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究系误听人言发兵，并未亲往攻打，与实在诬民为逆者不同，应否改为斩监候之处，恭请钦定。

此轮审理，分清了“叛逆”与“抗捐”的法律界限。指明依律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诬告之人斩立决。本案被诬之人实由成禄所发之兵杀害，可以比附上述法条。但在成禄的责任认定上，却又出现“诬民叛逆”或“误听禀报发兵，并未亲往攻打”的区别，恭王提请皇帝亲裁，如何认定，直接涉及能否保全成禄性命。

五、吴可读再请斩成禄

27日，吴可读又上一疏，说昨闻成禄案将“斩立决”请改“斩监候”，欲令成禄侥邀恩命。在廷臣之意，以成禄系大员，斟酌双请，略示朝廷宽厚，即便明年再审，皇上亦必勾决，不过迟半年十数月之期。他挑明了“双请”即两个罪名的备选问题，指出此前关内肃清，上谕以左宗棠为协办大学士，朝野翕服。皇上既予身立大功者以不测之赏，即当予身犯大罪者不测之罚。他例举咸同年间诛杀湖北巡抚青麐、钦差大臣胜保和两江总督何桂清，得以振军威，息贼氛之先例，说古人随事纳忠，必待有李林甫、秦桧、严嵩诸大奸而后论列，则天下已受其害。成禄敢肆行其矫诬贼虐，就是本朝奸臣。对此人缓诛，不仅无以对临难死事各员，抑且无以服获咎被戮诸臣。请皇上宸衷独断，将成禄即行正法。

吴可读接着说：

臣欲有言，则恐无以厌议者之心；臣欲无言，则又恐无以塞言事之责。仰屋窃叹，无所控告。每读宋臣张咏劾丁谓奏语，辄不胜流连慨慕。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同日，诏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将该御史原摺，并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定拟一摺。再行核议定拟具奏。词语平静，却孕育着一场巨大风波。

士大夫议政，历来都有公议和私议两种，私议指在家里或小圈子中闲话，嘈嘈切切，亦可算作坊间舆情。公议是毫不隐讳自己观点，把意见摆上庙堂。自古以来，统治者就设立台谏制度，鼓励言路论政纠弹，官员也有犯颜直谏传统，注重志气节操。有的谏言极端偏执，被称作“狂直”，有的风闻奏事，与真相颇有出入。能否虚怀纳谏，要看君主气度。统治者亦读史，亦知兼听则明，但要真心获取不同观点，却很不易。

左宗棠是疆吏，他对成禄举报只涉及事实。吴可读是御史，他除参奏外还对判决提出建议。平心而论，吴可读文字颇为尖刻，似乎不置成禄予死地，皇帝就是罪人。同治帝本年刚刚亲裁大政，性格也是刚愎倔强，此刻军机大臣奏折刚上，他的意见尚未表明，御史就站出以死谏言，讲张咏弹劾丁谓的典故。张咏是北宋名臣，宋真宗时，他反对大臣丁谓鼓励皇帝兴修宫观，临终遗书称：“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 谓。”吴可读奏折套的就是张咏句式。同治帝亲政之后，即以颐养太后之名，谋划修复圆明园。上月御史沈准疏请缓建，他责以大孝养志之意。御史游百川再上奏谏阻，他亲写朱谕将游革职，称作“为满汉各御史所警戒。俟后再有奏请暂缓者，朕自有惩办”，企图使台谏禁言。一个多月后，第三位御史居然前赴后继，在谈论成禄案的奏折中拐弯抹角地用典，自然使他极度不爽。民国笔记作者黄濬曾说：“柳堂（吴可读）疏上，穆宗大怒，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醇王遂排众议，罪柳堂。”这里提供了同治帝讨厌舆论的重要情节。

六、醇亲王插手断案

案件审理宛若电视剧的剧情一一展开，从左宗棠要治成禄罪，变成吴可读要取成禄命。而皇帝居然被忠心愚直的御史激怒，反过来追究吴可读言论之罪，直至醇亲王亲自出场，为成禄撇清责任。

黄濬声称陈宝琛诗作《吴柳堂御史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中有附注：“廷议成禄罪名，疏稿已具，醇贤亲王后至，袖一稿，以牵合天时刺听朝政请谴言者，众愕然。某君奋笔署奏，曰：‘王爷大，中堂小，我从王爷。’遂以上。于通政凌辰、王理少家璧疏争不得。”黄濬指明，“某君”即刑部尚书桑春荣。他写道：“当时穆宗年幼暴怒，非要吴脑袋不可，原旨斩立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时尚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流（放）。”

醇亲王奕譞

醇亲王是以御前大臣身份介入讨论的。由其领衔再作复奏认为，详核成禄亲供、窦型等口禀之词固不足凭，然三清渠绅士实有恳请攻剿之禀，成禄所部实有受伤弁兵名册，这证明对成禄可科以轻信禀词，草率派队；若称造意诬叛，则不无屈抑。醇亲王说，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承审成禄，按律声明，毫无偏袒情弊。而吴可读不问事之委曲，法之当否，饰词渎奏，将轻信禀报之将领，妄拟为前代弄权之奸相，甚至负气忿激，有斩头悬门，延颈待刃及请收狱监禁等语，大乖尽礼尽敬之义。生杀予夺，出自乾断，成禄纵有伎俩，何能施之于黻座之前？醇亲王还特别指出，日前承审大臣原奏，并未奉旨颁发中外，该御史何以言之历历，事关职员刺听朝政，与风闻言事迥异，应否究诘实据，出自圣裁。

醇王所讲理由其实很是勉强，他直截判定成禄系误听禀词、草率出兵，使本案从“双请”变成“单请”，同治帝无须再作选择，亦使成禄顺利逃脱杀身之祸。刑部尚书桑春荣说：“王爷大，中堂小”，这里的“中堂”即指新任协揆左宗棠，左宗棠在弹劾成禄的奏折中说“臣既察讯得实，若壅于上闻，何颜立于人世”，说明他对案件的核定审慎周密，此处却在高层碰了钉子。所以史学界提起成禄，均认为他有宫中之援，但奥援是谁却不明确。这个案子逐一牵扯出左、恭、醇王和同治帝这样层面的复杂博弈，醇王是出于公正，严格依照《大清律例》来断案情吗？抑或同情同治帝的怒气，支持其对哓哓置喙的御史作出惩治？抑或怀有更大背景，代表置身幕后的两宫太后，出手平抑左宗棠炙手可热的气势？起码这次断案，毫不顾念左宗棠面子，就使人疑窦不能消解。世上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公平，只有复杂的权力平衡。宫廷政治波澜诡谲，幕后运作总是超出常人想象。此时恭王主政，醇王并不插手朝政，但每次奉旨出声，总令人刮目相看。成禄案是晚清政局中的一桩不太引人关注的案子，细察之下，却是暗蕴流变，耐人寻味。尤其他提出，承审大臣原奏并未明发，该御史何以得知，用的罪名是“职员刺听朝政”，其实是在向朝中“深喉”发出警告。

1875年 1月4日，清廷颁布上谕：

前据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明已革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名，比例拟以斩立决，声明应否改为斩监候，恭候钦定。旋因御史吴可读奏请将成禄立正典刑，当令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再行核议定拟具奏。兹据该王大臣等奏称成禄罪名，请仍照原议办理。其未经画稿之通政使司通政于淩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亦据另摺陈明，均无异议。成禄著改为斩监候，余均照军机大臣等所请办理。

至御史职任言官，虽准风闻奏事，何得以私意揣测，形诸奏章？该王大臣等谓吴可读刺听朝政，与风闻言事不同，请旨究诘实据等语，御史吴可读著降三级调用，无庸究诘。

本案至此第二次逆转，成禄由“斩立决”改成“斩监候”。所谓“斩监候”，是将案件延缓到明年秋审时再议。次年，先是慈禧四十大寿，后为同治驾崩，光绪继位后赦免天下，成禄的案子被停办了。他关在刑部大牢里，据说还有厨工跟役照顾生活，待遇不错。但每年秋决时，都要和其他斩监候犯一起被拉到刑场，听取皇帝是否将其“勾决”——当然成禄真有法力，每年都没有勾决，他就一次次地参加“陪绑”，一次次又安然回狱，直到1882年2月19日病逝于狱中。

至于说同治要杀吴可读，因王家璧拒不画诺才作罢，此观点则过于戏剧化。查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原文中醇王“袖一稿”记载与黄濬所引文字大略相同。但桑春荣所言、杀吴可读云云，并未提及。吴可读也未被流放。仔细想想，御史建言杀一个滥诛百姓的恶官以谢天下，却反转成保全恶官性命，还要砍御史脑袋，这种戏码真要上演，恐怕两宫太后和以恭王为首的军机大臣也不会同意。有清一朝，至此尚未有因直言而杀台谏的实例。于、王拒绝在奏折上签字，是反对稿中所称“刺听朝政”等语，认为吴可读因桑梓受害，措辞不无激切，终究属于出于公愤，发于愚诚。朝廷设言官，监察是其职守，若使无言责者不得言，有言责者不敢言，相顾缄默，日久成风，恐非国家之福。所以“臣等不敢随同画稿”。对于将成禄改斩监候，他们并未反对。我过去接触于、王史料，是他们在1875年海防大筹议时上奏反对创建新式海军，认为他们迂腐顽冥，其实旧时代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在一些重大原则面前，也有自己的风骨。

七、吴可读誉满天下

吴可读本来在官场默默无闻，此战一举成名。

他的奏折得到朝野钦佩，当时说法叫做“直声满天下”，这在封建时代是一种特殊的道德荣誉。吴可读受处分次日，李慈铭就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醇王复议、于凌辰、王家璧奏折的内容，同时作《读史感事》：“已为免冠憎汲黯，徒传请剑出朱云。”汉朝汲黯和朱云，都是著名谏臣，从中可以看出时人对吴可读的赞叹。                       

虽然吴奏并非左宗棠策划，但左宗棠却是成禄案的最大关联方。他对山西学政谢维藩说：“吴可读近况，此间亦所深悉。若其愿回兰州，请他主持兰山书院。惟我本人不便直接致书，一涉迹象，彼此均难相处，即烦代致区区，决计早归为是。”如果吴可读盘川无出，可取一二百两银子相赠。

吴可读决定接受邀请，辞官回乡。朋友们为他饯行，作诗唱和。做过左宗棠幕僚的吴观礼作诗曰：“亟言时恐失蹉跎，汉律当掺丞相何。能达吁天怨愤意，且酬斫地酒酣歌。”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作诗曰：“天下安危关将相，斯人气节竟山林。定知独舞谁为属，一剑如龙匣底吟。”吴可读自己作诗曰：“虚名何时落人闲，往日雄心马上残。愧我才非真御史，知君功在古长安。”

他们围炉话别，挥笔唱和，感佩老前辈的胆略。他们相互激励，开创出后来清流议政的风气。吴可读是个刚烈戆直、嫉恶如仇的读书人，成禄案只是他议政的序幕。光绪年间他重返北京做官，竟抗议两宫皇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而自缢（皇太后将醇亲王之子载湉过继给咸丰帝为次子，光绪帝即成为同治帝的弟弟，从而使她们继续垂帘听政），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尸谏”，竟比成禄早死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