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末，说威县抗疫

庚子年末，疫情再次肆虐，河北的石家庄、邢台成为疫情防控的重点。全县人民，在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戮力同心，打响了疫情防控战。这一仗，必须打赢，也只能打赢。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谈一些个人对抗疫的看法，以增加抗疫必胜信心。

中国古代瘟疫的史料记载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西周时期的《周礼·天官·冢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疠疾”就是疫病、流行性传染病。这大概是对瘟疫最早文字记载。《吕氏春秋·季春纪》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瘟疫是伴随人类极为常见的一种传染病，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瘟疫所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用灭顶之灾也不为过。《后汉书》卷四十一《刘玄传》载，王莽执政时期，公元11年发生大规模疫病，“大疾疫，死者过半。”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也不发达，人们对于瘟疫造成的原因归结为“神佛报应”。自西周至清末，史料对瘟疫的记载不下50次。相应地，与瘟疫作斗争的手段除了求神拜佛和中医有限的治疗以外，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隔离。《汉书》卷十二《平帝传》载：西汉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最早对隔离制度的记述。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威县在历史上地处黄河文明发源地，先民与瘟疫作斗争肯定也是很多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威县志书上对县域发生瘟疫的记载非常少。在古代，只有隋朝大业八年（612年）的一条记载：“大旱，瘟疫流行。”还不如《后汉书》记得详细。

威县人民的瘟疫之痛

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威县先旱后涝，蝗虫遍地，百姓困苦不堪。8月，威县连降7天大雨，沥水成灾。威县人民所遭受的不只天灾，更惨的是“人祸”。日本侵略军为削弱我抗日武装力量，除趁火打劫，加紧袭扰之外，在威县以东的卫运河投放霍乱疫苗，趁河水泛滥之机，决堤放水，利用洪水迅速传播霍乱菌。威县地处卫运河西岸，成为重灾区之一。瘟神肆虐威县大地，死亡惨重。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从8月下旬至10月下旬，仅鲁西、冀南24县就有42.7万余人死于霍乱。“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面对生活困境，老百姓只好外出逃荒，卖儿卖女，甚至城南某村还出现“人吃人”现象。

面对严重的斗争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威县人民没有被征服，没有补吓倒。除了配合抗日斗争，与日伪军展开针锋相对的反“蚕食”、反“围剿”、反“扫荡”的殊死斗争外，及时地组织了生产自救。主要措施有向地主开展借粮斗争；发动群众搞运输，以物换粮；向群众贷款、贷棉、贷粮；组织群众补种晚庄稼；组织生产互助组；开展回人赎地等活动等。生产自救使大部分群众度过灾荒，有利地支援了抗日斗争。

抗疫，我们必胜！

关注历史不难发现，人类与瘟疫的斗争总是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这毫无疑问是历史，但是在这些胜利的背后，也许积累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才是历史真谛。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当人类的汗水流淌在一起，目光交织在一起，人类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一副药将治愈世界上所有可怕的死亡病毒。

《易传·系辞传下·第五章》上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中国式的防疫，以屈为伸，利用季节，蜇伏求生，是老祖宗留下的避邪精要。

当前，疫情防控重任历史地落到我们的肩上。这次防控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十天，肯定会对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是，与抗日战争时期的那次霍乱相比，这次防控难度要小很多很多。我们有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庚子年初积累的防控经验，有成熟的防控机制，有新冠疫苗的顺利接种，有全县4000多公职人员的辛苦付出，有全县65万人民的密切配合，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疫情防控的完胜。

新冠挺可怕，

其实也没啥；

不出家门少聚集，

风景数我中华！

来源：地方志

原标题：《庚子年末，说威县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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