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守护人降边嘉措与《格萨尔》的故事

听着《格萨尔》长大

我出生在康巴地区，即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巴塘县就在金沙江边，过了江就到了西藏。那里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交汇的地方；也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人们常常用爬雪山、过草地”来形容长征的艰难与悲壮，“爬雪山、过草地”成为 征的象征。雪山、草地都在我的故乡，我的家乡也是《格萨尔》广泛流传的地方。正因为这样，可以说我是听长征的故事和《格萨尔》故事长大的。

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

我从小就爱听大人唱歌、讲故事。大家都说，藏族是“歌舞的海洋”。藏族人会走路的时候就会跳舞，会说话的时候就唱歌，民歌、歌舞非常丰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歌舞的海洋”里，最主要的民间艺术有三种：一种是热巴舞，大家看过的《东方红》那里面就有热巴舞；再一个就是藏戏，藏戏历史悠久，有人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人说五六百年，至少比京剧历史要悠久得多；第三个就是《格萨尔》说唱。这三种流浪艺人里，《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生活又最苦，社会地位最低。《格萨尔》说唱艺人被称作乞丐，真的是流浪艺人，什么都没有，可怜得很。大家知道农奴制度很残酷，农奴制度与封建社会所不同的最大的地方，封建社会是地主剥削贫雇农，但是他们有人身自由，比如我不愿意受你剥削，我不种你的地，我可以到别处去。农奴制度的残酷就是人身依附，你是农奴主的奴隶，那么你祖祖辈辈都是农奴主的奴隶。所有农奴生下来的孩子都有主人，都要交人头税，表示人身依附关系。比如热巴艺人、藏戏艺人都要交，但是《格萨尔》说唱艺人不需要交“人头税”。他们交什么呢？乞讨税。后来我到了北京，也有机会去世界别的国家和地区，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乞讨的人还要交“乞讨税”。这充分说明在旧的封建农奴社会，《格萨尔》说唱艺人地位的低下。

藏族地区山高水深，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土匪也很多，社会不安宁，经常发生各部落之间的部落仇杀，武装械斗。说唱艺人要自己一个人云游四方，去说唱《格萨尔》，那是很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危险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所以他们常常跟朝佛的香客、跟热巴艺人或者跟着马帮走。马帮给他点儿吃的，他就给他们演唱，他就靠乞讨为生。我的外公就是一个马帮，我和他们接触得比较多。所以，从小我就受到民间文化艺术的熏陶，从小我对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有比较深的了解，感同身受。这两件事情后来对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格萨尔》研究的开端

康巴地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比西藏那边多得多，《格萨尔》说唱艺人主要就是在康巴地区，比如玉树、甘孜、果洛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收集整理很重视。早在1952年青海省文联就成立了《格萨尔》研究小组，开展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这是我们国家最早的研究机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后来听钟老和贾老他们讲的。青海省文联是在五省藏族聚居区里成立最早的一个，文联的主席就是程秀山同志。程秀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们和贾老差不多，都是在周扬同志领导下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他们是我们党内第一批从事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

我于1955年第一次到北京，1956年到北京参加“八大”的翻译，后来就留在国家民委翻译局工作，专门翻译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1958年民研会要收集整理《格萨尔》，中宣部批准民研会的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关于《格萨尔》工作的第一个文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什么呢？1958年收集整理《格萨尔》，作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的献礼。十周年大庆非常隆重，中央决定把《格萨尔》作为一个献礼的内容，说明中央对《格萨尔》高度重视。

《格萨尔》的收集整理工作是1952年开始的，1958年达到高潮。后来的事实证明，早在1958年中央有关部门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比较充分，比较正确，具有远见卓识。中宣部主要领导人都是很有文化的，颁发的两个文件，现在看来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一个是要求有关部门组织编写《藏族文学史》，另一个是要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搜集整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

《格萨尔王》收集文本

《格萨尔》工作当时要求在5省藏族聚居区，加上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开展，涉及范围几乎包括半个中国。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当时西藏还没民主改革，所以编写《藏族文学史》的任务就交给了中央民族学院。青海比较有基础，把收集《格萨尔》的主要任务就交给了青海，其他藏区配合。青海文联负责，主要是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静涛（蒙古族）、文联主席程秀山两位主持工作。我的老家四川即康巴地区是《格萨尔》广泛流传的地方，也开始收集， 收集了很多资料。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意识到民间说唱艺人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收集了一些手抄本、木刻本，然后组织翻译。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参与这个工作，直接到那儿，发现有《赛马称王》《英雄诞生》《霍岭大战》等二十多部、七十多本异文本。所谓“异文本”，这个概念首先是西北民族学院的王沂暖教授提出来的。就是说，同样一部《赛马称王》，有西藏的艺人讲的，也有青海地区、四川藏区的艺人讲的，故事内容基本相同，但又有差异，各有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所以称作“异文本”。这一时期《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出版工作，由民研会指导，主要在青海进行，取得了很大成绩，具有开拓性、开创性的价值和意义，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尊重。

《格萨尔》研究的黄金时代

1979 年，中央主持召开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人们普遍认为第四次文代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很多老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说：文艺的春天来到了。民研会的代表主要是贾老（贾芝），马老（马学良），马老后来担任民协的副主席，又 是我们少文所的副所长。还有王沂暖教授和西藏等地的藏族代表，他们在这个会议上一起提出，要为《格萨尔》平反昭雪，得到周扬等领导同志的支持。“文革”期间受到批判的作品很多，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在全国的文代会上，大家一致提出要求平反的只有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这也说明《格萨尔》有它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影响面很广，后来在《格萨尔》大事记里我也专门写了这件事。我虽然不是代表，但作为翻译，参与了全过程。而现在很多代表已经不在了。

1979年的文代会意义十分重大、十分深远。民研会也是在这一年恢复工作的，少数民族文学所也是这一年筹备，1980年正式成立的。贾老是我们所的第一任所长，副所长是马学良和冷拙。冷拙是位老红军，挺厚道的老同志，主管行政。那时民研会和少文所的客观物质条件很差，连办公地点也没有，到处租房子住。两个单位的主要领导是重叠的，业务上有联系，关系十分密切，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我认为80年代初是我国民间文学的黄金时期，也是《格萨尔》事业的黄金时期。

《格萨尔》唐卡

我是 1980 年报考社科院的。当时社科院面向社会招生，这是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向社会公开招聘科研人员。少数民族文学所当时还没地方，租的房子，连答辩的地方都没有。我们报考的人有八九个，就是借中央民族学院少语系教室，答辩委员会主任是格桑居勉，他是中央民族学院少语所的教授，成员有贾芝、马学良、马寅，还有刘魁立。我报考的是副研究员，就在那儿答辩。答辩进行了三天，被录取了，我成了当时我们国家藏族的第一个副研究员，也是我们所的第一个副研究员。 

我8号报到，10号贾老和马老就找我谈话，任命我担任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他们两位都是民族民间文学领域的老人，强调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立的第一个专门从事藏族文学研究的研究机构，说明社科院和国家民委领导对藏族文学事业非常关心和重视。两位领导讲得很对，我也是“老民委”，知道他们谈话的分量。少文所的藏族文学研究室不但当时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藏族文学研究室，40年的时间过去了，就是在现在，也是唯一一个。然后，他们郑重地把研究《格萨尔》的任务交给了我。贾老和马老对我说：“做好抢救工作，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西藏那曲艺人玉珠的《格萨尔》艺人帽（1986年杨恩洪摄）

我报考社科院之前两个月，1980年4月，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四川峨眉山联合召开了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被称为“峨眉会议”。当时我们所是双重领导，由国家民委和社科院双重领导，国家民委副主任萨空了和贾芝共同主持。萨空了也是我们民族出版社的总编辑、社长，是我的老领导。萨主任当时就给我们讲了有关情况。西藏的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开展搜集整理的情况，特别汇报了扎巴老人的情况，说他是 一位著名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他的演唱内容非常有特点。萨空了和贾芝充分肯定了西藏同志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称赞扎巴老人是一位国宝级人物，应该很好地加以保护，做好扎巴说唱本的记录整理工作。“峨眉会议”以扎巴老人为例，强调了做好搜集整理工作的迫切性。

贾老说，为了加强对全国《格萨尔》工作的指导，经中宣部批准，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和社科院成立全国《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国的《格萨尔》工作，办公室就设在我们所。其范围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7个省区，学术活动范围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贾老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开展了，《格萨尔》不但是你们藏族文学室的重点，也是我们所的重点课题，也是民研会的重点工作之一。不久，院里正式任命贾芝同志担任全国《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任命我为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藏族文学研究室和《格萨尔》协调小组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班子，两个牌子。

我1月报到，3月底就到了西藏大学，那时还叫西藏师范学院。我找扎巴老人， 采访他们，还有玉梅，一位著名的女艺人。当时西藏社科院没有成立，西藏大学也都没成立。我们1980年就开展工作，一方面收集整理《格萨尔》，另一方面协助、帮助各地建立协调小组，并开展工作。

降边嘉措（左）与扎巴老人（中）在一起

概括起来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救人，重新组织队伍。按当时的政策，允许用招生的办法来调干部，解决户口问题。我们所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格萨尔》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这在《格萨尔》事业发展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50年代初是《格萨尔》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第二个黄金时代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所以说，《格萨尔》事业和国家的命运真的是联结在一起。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康巴卫视找我录制《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我说，我个人的命运、《格萨尔》事业和藏族文学的命运是一致的，与祖国大家庭的命运是一致的，真的是这样。

1983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第一次把哲学社会科学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1953年开始，我国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中，只有经济建设，不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是在桂林开的，被称之为“桂林会议”。我参加了桂林会议，遵照周扬副院长的指示，我们在会上提出，建议把《格萨尔》纳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马学良先生说，编写《藏族文学史》很重要，西藏工作有特殊性，中宣部早有指示，还专门发有文件，建议把《藏族文学史》的编写任务，也纳入国家项目。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的审议，一致通过。当时不要说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全国关于少数民族学科，纳入“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的就这两项。重复一下，一是《格萨尔》研究，另一个是《藏族文学史》。后来在“七五”“八五”期间继续把《格萨尔》纳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桂林会议”以后，1984年中宣部就发了〔1984〕7号文件，决定成立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任命刘魁立担任组长，任命我为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此外有关鹤童（文化部民族文化司司长）、殷海山（国家民委文化司司长）、陶阳（民研会书记处书记）担任副组长。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7个省、区都有人参加。各地都很重视。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就从那时开始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了工作。1984年我们在拉萨召开了七省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大会，这是全国第一次召开《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会，影响很好。

带《格萨尔》走向世界

1985年2月，是芬兰著名英雄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民协组织代表团，贾老是团长，成员有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绳武（他负责主持翻译《卡勒瓦拉》汉文版工作），还有民协一个翻译一起去了芬兰。当时管得很严，出国还要建立党支部，因为他们两位老同志走动不方便，让我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负责与大使馆联系。

贾老在大会上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我讲《格萨尔》说唱艺人，主要介绍了扎巴和玉梅，引起了他们的关注。那时候芬兰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了我们代表团的活动，当时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几十个国家，大概两个多小时，那些记者只给我们两个人提问题。我们参观了芬兰少数民族学会、他们的档案馆、关于《卡勒瓦拉》的资料。《卡勒瓦拉》资料当时也很多、很重要，保存得也很好，但是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的资料比我们差远了，真是小巫见大巫。那次会议上，有一位教授叫航柯，另一位叫海希西，他们对贾老和我两个说：“你们的《格萨尔》很重要，《格萨尔》应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两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术委员，可以帮你们说话。”海希西当场就邀请我到波恩大学参加中亚史诗研究。回国后，我立即向院领导和钟老汇报，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格萨尔》在很多方面真的是走在全国民族民间文学和藏学研究的前面，起到了引领和带头的作用。

1986年5月22—26日召开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落实任务大会

1986年我们召开了《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落实任务大会，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 阿沛、班禅、贺敬之等领导人都来了。四位副委员长，一位国务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参加，到目前为止是我们所组织的最高规格的、最辉煌的学术活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昔日乞丐，今日国宝，扎巴老人这位在旧西藏农奴社会备受苦难和屈辱、被农奴主斥为“乞丐”的说唱艺人，昂首挺胸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嘉奖，他老人家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高兴。（本文摘编自《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70年学术史》，有删改）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编 布面精装 大16开

内容介绍

本书是集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70年来学术研究、考察及成果的资料文集。全书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口述，由会内外37位前辈口述史的访谈成果整理而成；第二部分自述，征集了23位各地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第三部分论文，收录了对协会不同时期重要学术事件、学术项目进行梳理总结的15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