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田村出来的两个女孩长大了

原创 维基 三明治 收录于话题#三明治 · 短故事114个

我很喜欢维基写的这个故事，她修改过的每个版本，我读一次就被感动一次，尤其是当她写到主人公城丽离开家乡后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叮嘱以后坐火车一定要买桶面，“睡觉前泡了吃，全身热乎乎的。” 如此简单一句话，不仅把我带回到记忆中摇摇晃晃的火车车厢，还让我体味到一种至深的友谊。但这个故事又不只是友情，文字里还透露着一股韧性，从小山村到大城市打拼的韧性、敢于与失败婚姻说告别的韧性，还有两个女孩成长的韧性，这些都在维基成熟的笔调中淋漓尽致地呈现。（童言）

文 | 维基

编辑 | 童言

01

小时候我一直听罗田村的老人们说起，严氏第68代太公有看风水的本事，特意在宗祠后院挖了一口井，从那以后每个从罗田村远嫁外地的女儿，都会生下日后飞黄腾达的儿子。虽然村里人都暗暗希望老太公看风水的眼光更准一点，能惠及后代子侄男丁，而不是女儿们给婆家生的外姓人，但为数不少的“功成名就”的外孙们还是让严氏后人感到脸上有光。

2018年夏天，严氏宗祠重修族谱，城丽和我成了三十年来仅有的两个被写进族谱的女孩。三十年前被写进族谱的是位县长夫人。我是罗田村自解放以来第一个拿到硕士学位的，因此被“认定”为副县级干部，破格记录。城丽则是在修建新祠堂时捐了二十万块钱。后来，她又出资十万为父母捐了匾，族长就把她妹妹小珍的名字也加上了。

但我知道，今后给儿子讲起自己的家乡时，我们一定不会提到这个传说。也许我们会选择告诉他们，太公挖的那口井，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02

罗田村是赣南一个盛产革命烈士的小山村，常住人口不足两千，人均收入勉强达到脱贫线，关于武夷山脉那一边的福建人如何富裕的传说总能骚动人心。90年代，脐橙树尚未在山坡上成林。烈士的后代们来不及读完初中就匆匆加入务工大军，漂泊在东南沿海的大小工厂里。“留守儿童”还没有成为专有名词流行起来，孩子们只知道跟着爷爷奶奶可以少干点农活，父母偶尔会寄来新衣服，门前的小溪里有摸不完的螺蛳。

我六岁的时候被父母从温州的塑料造粒厂送回罗田村。爷爷看了黄历，一定要等中秋节过完才准我上学。八月的午后特别热，爷爷奶奶都在家午睡。我一个人闲得无聊，跑到祠堂看里面的画像和香册。突然听到后院有人在唱歌，推门一看，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站在井边的桂树下。风吹过，桂花落满了她的肩头，她笑问，“你是哪个？我咋没见过！”

整个下午，她教我唱《十送红军》，我带她认香册上的字。太阳落山了，城丽要回家放牛，临走时她说，“你刚刚说我们是严氏第81代子孙，那应该都是‘佑’字辈咯！” “我爷爷说只有男孩才有辈分，女孩没有！”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女孩没有辈分，但她答应以后每天带我上学。罗田村的女孩一般都是九岁以后才上学，读到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回家了，家里太多农活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城丽家因为有个哥哥，妹妹也只比她小一岁，就一直读了上去。

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城丽的父母做起了小生意，夏天收购莲叶、桃核、土鸡蛋之类的，冬天就在集市的桥头支一口油锅卖油炸糕。为了方便买卖，他们把家搬到了镇上，城丽离开罗田村小去了镇中心小学。很快，我父母也结束在瑞安的打工生活，回家做起木工装修。2000年秋天，为了接更多活，他们在县城租了一套一居室，把弟弟接了过去。我并不觉得失落，因为城丽也考上了镇上唯一的初中，我们一起开始了寄宿生活。

2003年7月24号早上十点半，太阳已经开始灼人。我和城丽相约一起去县教育局看中考放榜。她是陪我去的。她哥哥小军刚考上省城的二本，学费要耗尽家里的积蓄。父母亲决定让两个女儿退学打工，全力支持哥哥读完大学。参加中考是城丽自己的决定，她成绩一向不错，也许只是想证明自己并不比哥哥差。放榜了，我们俩都考上了，我进了尖子班，城丽没有。回家路上，城丽一句话都没说，马路上的石子热得烫脚，妈妈给我买汽水的一块钱已经被手上的汗水浸透。“会给你写信的。”快分开的时候城丽终于抬头对我说了一句。我仓促应了一声。直到她走出去很远，我才意识到那一块钱还在兜里揣着。

我不知道城丽是哪天走的，也不敢去她家问。开学了，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学校和家两点一线，我强迫自己不去猜测城丽的种种际遇。也许是过度压抑造成了反噬，此后每一次重逢，我都强迫城丽回忆离开那天的种种细节。我努力拼凑城丽给的点滴记忆，试图重构一次有我在场的离别。这种努力无疑歪曲了事实，却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城丽说是在国庆节之后走的，具体哪天已经记不清了。我想在故事里为她还原了一个秋天的清晨。列车还在轰隆隆向前，阳光已经透过一米厚的防风玻璃照进了车厢。城丽一夜没睡。旁边的妹妹小珍已经趴在行李包上睡着了，纤瘦的脊背骨在阳光下起伏。有人在开水间泡方便面，闻着味道像是麻辣牛肉面。城丽的包里也有方便面，是小珍在上车前买的，不过是塑料纸包装的。没有泡面桶，也没有碗，姐妹俩守着两包面过了一夜。城丽挪了挪被行李压疼的胳膊，摸摸缝在外套内侧的口袋，妈妈给的两百块钱还在。坐在对面的男人，这时也从小台板上抬起了惺忪的睡眼。“到金华啦！”他嘟囔了一句。城丽不知道金华是哪里，但她记得上车的时候列车员说火车会在第二天中午12点到上海南站。

城丽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是从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的电子厂寄出来的。信封上隐隐有黑色的机油痕迹，从寄出到送达，中间隔了15天的等待。“熄灯了我才能打手电写信。” 城丽的语气里没有太多抱怨，只是偶尔说起宿舍时会告诉我她很不习惯12个人睡的大通铺。信末她特意加了一句，“下次坐火车一定要买桶面！睡觉前泡了吃，全身热乎乎的。”这句话好像是对她自己说的，我却记了很久。多年后，我第一次乘坐K287离开南昌去上海读书，上车前特意在站前的小卖部买了两桶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那一晚，吃了泡面以后，我睡得很熟。

城丽差不多每两个月给我写一次信。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信总是在大考成绩公布的时候送到。她很关心我的成绩，一定要我报上具体的分数，但我总是一笔带过。“还行”、“数学不好”、“英语提前做完了”、“没进年级前200”。我不敢提起，在一堆穿着时髦的同学中间说着乡下土话的我有多么格格不入。“县城大道上有一排路灯，晚上会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在信里说。其实我很想告诉她，下了晚自习，一个人回家的路很长很黑。

03

再见面时，已是两年后的大年三十。我们在县城唯一的商业街上来来回回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除夕夜里唯一营业的路边麻辣烧烤摊。我们点了单，要老板放变态辣。城丽给我递筷子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绒线手套里露出的指尖上满是划痕，有些已经变黑，有些还是粉嫩的红。“电路板给划的，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城丽搓了搓手说。

我想起以前同桌的时候，她总是在晚自习之前灌热水给我捂脚。十个长满冻疮的脚趾在被热水烫得变形的塑料瓶中间慢慢苏醒。“你在信里什么都没说。”我往她碗里加了点辣酱。城丽不接话，两个人埋头吃麻辣烫豆腐，借着辣劲流了一脸的汗，和眼眶里的泪混成一片。我们找不到能彼此安慰的话，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过了9点，家家户户开始陆续放爆竹烟花。城丽擦了嘴，定定看着我，漆黑的眼睛里好像有一股要把我吸进去的魔力。“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读大一了。”她说这话的语气像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在播报领导人的行程，镇定有力。我低头，没说话，不远处又响起了“蹿天猴”划破天空的声音.

正如城丽所说，我考上大学了，是个还过得去的一本学校，在上海。我还不知道上海原来这么大，以为去了同一个城市就可以经常和城丽见面。升学宴那天，初中同学那桌有一半的位置空着。抱着孩子来赴宴的是我和城丽的后桌。吃完饭，她半带歉意地跟我解释，“这两年，大家跑得远了，好几个都有了孩子，能在过年聚齐就不错了。”我想抱抱她的孩子，手伸到一半被宝宝的哭声吓得缩了回去。“她是饿了。”她忙说。“该抱回去喂奶了。”走到饭馆门口，她又回头说，“好像城丽也有男朋友了。”

见到城丽的男朋友阿吕时，也是一个新年。那年我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奖学金，却无从告诉城丽。她换了工作和住址，我们不再通信，只有过年时才能借着拜祖宗的年在祠堂碰头。阿吕是盐城人，在KTV做领班，比城丽大五岁。初五那天在城丽家吃饭，这个皮肤黝黑的苏北小伙，用筷子轻轻挑开一瓶瓶啤酒，逐一给桌上的人敬酒，嘴里变换着不同的祝酒辞--“合家旺”、“财进万贯”、“步步高升”。他好像想借爽快喝酒来博得城丽父母的认可。城丽从电子厂跳到灯具装饰店做销售，每个月的工资已经超过大学毕业三年的哥哥了。父母亲并不同意她和阿吕的婚事，可能是想多留她几年，为哥哥攒够老婆本。

午饭过半，阿吕喝得眼神迷离，只顾紧紧攥着城丽的手。趁她妈妈收拾碗筷的间隙，城丽提议去新开的温泉村泡温泉。所谓温泉村，不过是在原来露天的天然温泉上盖了一排两层红白色的砖瓦房，再把温泉水引到房间的浴室里。城丽订了两个房间，我理所当然地跟她进了同一间，进门的时候无意瞥见阿吕忿忿的眼神。

在摩托车上吹了一阵风，城丽已经醒了酒。她熟练地褪下丝袜和外套毛衣，露出雪白的胴体。初中住校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洗澡。冬天浴室并不提供热水，女生们总是选择阳光好的下午去洗澡。冷水浇在身上，激起一阵又一阵的鸡皮疙瘩。偶尔我会看见城丽粉红色的乳头，在阳光下骄傲地挺立。

此刻再看，她的乳房已经变得丰满细腻，充满诱惑。“你还是处女吗？”城丽突然问。我还沉浸在这具近乎完美的青春肉体带来的冲击里，对这个直白的问题猝不及防。“当然！”事实上，瘦小黝黑的我，从来没敢正眼看过男生。浴缸里的温泉水此刻已经注满大半，氤氲的蒸汽在城丽的乳房上集聚成滴滴汗珠，她低着头用食指在乳晕上一圈圈划着。“我不是了。”我看不见她的脸，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带着哀伤还是骄傲。泡完澡，城丽去了隔壁阿吕的房间。离开温泉村的时候，他俩在我前面走着，十指紧紧相扣。

04

后来城丽偷了家里的户口本去跟阿吕注册结婚，婆家没有为他们办婚礼，因为那个时候城丽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怕父母生气，城丽连着几年都没有回过家。2010年国庆黄金周，我回家订婚，给她父母也发了请帖，听说她也在老家。见面是在县医院门口的水饺店，她头上缠着绷带，刚做完理疗，身边已经没有了阿吕的身影。半个月前，她带着四岁的儿子和妈妈去爬东华山，在山顶拍照的时候不小心摔下台阶，胸骨多处骨折，胫骨骨折，还有轻微的脑震荡。

“别问阿吕的事。”见面前她妈妈提醒我。本来想告诉城丽我遇到一个男孩，他喜欢我的短发和单眼皮，爱吃我炒的酸辣藕丁，我要嫁给他了。见了面，看到她深陷的眼窝，我却问她，“还想不想吃体育路上菜篮婆婆卖的酸萝卜？”

城丽在家做了一周理疗就赶回上海了，儿子寄养在父母家，她需要负担两个人的生活费。她的康复情况不好，胸口总是隐隐作痛，尤其是经期来临的时候，疼得整夜睡不着。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瑜伽可以帮助康复，她在市区一家印度人开的瑜伽馆里报了周末的理疗课程。电话里，她有些激动，“我认识了好几个创业的单身妈妈，她们都是拖着行李从外地过来上课的。”

第一期的课程效果不错，她的胸口不疼了。紧接着她又报了一期，这次是脱产班，报名的时候对方承诺会介绍成功结业的学员去各大瑜伽馆上课，她很干脆就把原来工作辞了，并开始在瑜伽馆工作。本来每周六晚上固定的通话时间，因为她忙于练习、我急着写毕业论文而屡次爽约。结业那天，她和班里的几个江西老乡去高老九吃了一顿老火锅。电话里她有些结巴，可能是因为喝酒的关系。“好久没喝了。想回罗田看看儿子。”

2013年1月，城丽准备盘下工作了两年的瑜伽馆。原来的主人跟随丈夫移民去了加拿大，她看城丽勤快，人也机灵，又心疼她要养家，答应以很低的价格把店盘给她。唯一的要求是只能继续教瑜伽，不能改做它用。我刚签了就业协议，准备去一家私立学校上班。我知道城丽拿不出盘店需要的十五万块钱，提出把上学期间做家教攒的三万块钱借给她。她拒绝了，“我有办法的。”我没有坚持。

罗田村人外出打工赚了钱，响应国家建设新农村的号召，纷纷扒了老屋，在公路两旁盖起双层小楼。这股建设热潮，成了一场竞赛，谁也不想在老家被人瞧不起。城丽的哥哥小军刚刚创业失败，她把瑜伽馆抵押了，为父母贷了二十万的房款。我父母也委婉提出弟弟还在读书，希望由我来负担房款。老师的薪水并不高，我刚还清了助学贷款，只能靠周末补课来攒钱。累了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诉苦。有时候太累了，电话里就只剩下长久的沉默。无意间我跟城丽成了对方与童年和家乡的最后连接。就像漂泊在大海上的两叶孤舟，彼此以对方为灯塔。这种互相映照因为过于珍贵而变得近乎脆弱。

一天大雨，老公出差了，我躲在被窝里刷《甄嬛传》。果郡王喝了毒酒，在熹贵妃的怀里大口吐着鲜血。敲门声响起,把我从这场没有结局的爱情里惊醒。从猫眼里我看到城丽抱着儿子元元，身后是个半人高的黑色行李箱。开门的时候，我看到她脚上没有鞋子，灰色的长筒袜已经湿透。元元在她怀里睡熟了，打着均匀的呼。我招呼城丽把元元抱到次卧的床上，他有点低烧，我又在被子外面加了一床毛毯。她在沙发上坐下，接过我递的热水，喝了两口，长舒一口气，“我怕他们追上来。”他们是指前夫阿吕为首的婆家人。

两个月前，阿吕以参加奶奶寿宴为由将元元从外婆家接走，之后便不再接城丽的电话，也一直没有将元元送回江西。城丽再接到盐城来电，是婆婆打来的，元元连续三天高烧不退，阿吕又在外地跑业务，他们有点慌了。接到电话的时候城丽已经连续工作了3个月，瑜伽馆生意爆满，她的课从早上7点直接排到晚上10点。挂了电话，她去瑜伽馆楼下的超市买了个行李箱，一路开到了盐城。城丽在医院陪了元元三天。第四天阿吕打来电话。他也要回家看元元，带着他的新女友，“我到家的时候不希望看到你，赶紧走！”当晚她摸黑收拾好行李，叫醒儿子，驱车四个半小时从盐城“逃”回上海。没有穿鞋是怕脚步声惊醒睡在同一层的公公婆婆。

夜深了，雨声太大，我们没有睡，一直聊到天亮雨停，喝光了家里寄来的两桶米酒。城丽说离婚是因为阿吕出轨了，在她做月子的时候，对象是暂住在她家的表妹（舅舅的女儿）。“我亲眼看见那两个人进了房间，我去敲门，没人开门。”

我想象城丽坐在客厅等他们出来的情景。她手里有所有房间的钥匙，却没有选择去开门，也许在等的时候她已经想好了离婚的条件--只要儿子，其它都不要。骄傲如她，从来没有找表妹对质过，对离婚的理由闭口不谈，逢年过节依然给舅舅舅妈发祝福短信。“以后再提到他，我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跟他相处的三年，统统消失了。”听上去刮骨疗毒般的干脆隐忍，并没有破茧重生的轻松。晨光中她抱膝而坐，我想起十岁那年夏天，她不慎从桃树上摔下来伤了额头。为了不让爸妈知道，一直坐在树下，拼命用桃胶擦伤口，血星星点点洒在地上。

后来城丽决定把元元留在自己身边，托关系在浙江为他找了一所私立的寄宿学校。偶尔我会收到瑜伽馆寄给高端会员的伴手礼，但我们再也没有促膝长谈的机会。城丽把妹妹小珍从福建婆家拉到上海做公司的销售主管。小珍跟姐姐完全不一样，热情，话多，喜欢讲笑话。工作间隙会发微信给我讲公司里的八卦。每次来了新会员，小珍会最先安排给姐姐，城丽的私教时间表上常常同时安排了上百位会员。她每天工作15个小时，每个月总有几天是住在馆里的，“以前家里放牛也是摸黑就起床了，没觉得累。”

小珍说公司做过统计，35位正式教练中，城丽的会员粘性是最高的，拥有上百位签约三年以上的“死忠粉”。我特意去大众点评搜索了一下会员们给她的评价，1036条，绝大部分是五星好评。粉丝们喜欢叫她“丽丽姐”。“很拼”、“暖心”、“靠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词。置顶的一条评价说“如果丽丽姐是男人，分分钟想嫁给她！”

05

新祠堂落成剪彩那天，我跟城丽都没回去。她在苏州参加国际Ashtanga教练培训，抽不开身，托父母包了红包送去。我厌倦了做父母光耀门楣的“赛马”，借口嗓子不舒服，干脆连电话都没接。我们早就过了追问女孩子为什么不能有辈分的年纪，也日渐适应除了赣南小炒以外的各种美味，太公挖的井还在出水却不再滋养我们。

上个月瑜伽馆新进了一个男会员，一次性充6万块钱买了城丽的私教课。他也是江西人，在五金城有三个店面，刚离了婚。他在洗手间门口见过一次穿瑜伽服的城丽，喜欢她端庄贤淑的样子。从小珍那里打听到城丽喜欢吃辣，托人从四川买了辣酱，巴巴送来。“四川的辣酱哪有老家的好吃。”小珍发了一个吐舌做鬼脸的表情。后来小珍说城丽嫌他是职校毕业，没看上。

上个月，城丽的朋友圈更新了。她在海南参加国际瑜伽节。活动最后一天，主办方在游艇上安排了酒会。城丽发文说，“教练们穿着泳衣，个个身材姣好。桌上开了香槟，感觉像在参加海天盛宴。”配图是她自己的照片，左手拿着香槟，背对着镜头，正要走上游艇的甲板，泳衣S型的开叉透出身体的曲线。她微微低着头，好像想说什么。

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文学课上读的一本书——《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名作。很多人不明白盖茨比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费尽心机追求的爱情最终背叛了他，害他丢了性命。一声枪响之后，声势浩大的财富烟消云散，连愿意出席葬礼的人都找不到。从“成功学”的标准来看，盖茨比是彻底的失败者。用罗田村人的话来说，“冇一些些用”。在我看来，盖茨比的伟大是经历过无数的命运不公才练成的。出身在最贫穷的西部，父母是生活无望的人。精心积累的财富，成了供他人挥霍的资源。用灵魂呵护的爱人，不过是戴着面具的魔鬼。然而，他选择记住生命里的绿光，不理会命运的嘲讽。

某种程度上，城丽就是我的盖茨比。

作者后记

90年代的罗田村像极了埃莱娜·费兰特笔下的那不勒斯。虽然没有黑帮的存在，暴力却盘桓在每一个厨房和卧室。在贫穷和歧视的双重浇灌下，罗田村的女孩们早早被催熟，进入妻子、媳妇和母亲的角色。可以说，罗田村没有少女，也容不下青春的花火。偶尔，会出现一个像城丽这样的异类，她们钢铁般的意志里还留有梦想栖息的空间，她们值得被书写。

原标题：《从罗田村出来的两个女孩长大了｜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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