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何处：淞沪抗战中的“人口失踪”事件

正在这时候，店前走过一群中国人，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押着，正要送到陆战队去。我不经心地朝这群人看了看，发现里面有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周建人先生和他的家眷。我赶忙跑出去，跟陆战队说明理由，让他们把周建人先生一家释放了。此后，我让他一家先在我家里落脚，第二天让他们拿着我的名片，到安全地带避难去了。这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确实太好了。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抓来的人，陆战队不可能一一审问，统统都在私下传来传去的过程中被暗暗地杀掉了。

——内山完造：《花甲集》

日本方面抓捕被怀疑为“便衣队”的中国平民

一、抓捕“便衣队”与“人口失踪”事件的起源

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交战在1932年1月28日夜间打响前后，包括虹口和杨树浦在内的公共租界东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已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日军的进驻，彻底改变了这一区域原有的秩序。他们不仅对工部局警察实施缴械，瘫痪了巡捕房的正常工作，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弥补兵力不足，日军还将区内狂热的日侨动员并武装起来。

被动员和武装起来的日侨，由于身着便衣，手缠臂章，被人们称作“日本便衣队”。这个群体的来源非常复杂，既有“在乡军人会”和“自警团”成员，也吸收了来自黑帮和右翼的日本“浪人”。作为日军战时的重要辅助力量，名义上他们的任务包括指挥交通、搜查房屋及充当向导等，但这批失控的暴民，实际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直接把虹口地区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他们不仅擅自组织巡逻，随意搜查行人。一部分狂热分子还手持棍棒和日本刀，把被怀疑为“便衣队”的中国平民一一逮捕，并把这些受害者押往陆战队本部监禁或直接杀害。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所谓中国“便衣队”是指身着便服的中国狙击手。他们声称，在虹口一带的巷战中，中国“便衣队”常常从背后开枪袭击日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为了稳固后方，日军必须肃清战区内的中国“便衣队”。抓捕“便衣队”的开始以及迅速泛化，直接导致大量无辜中国平民遭到拘捕、扣押和虐待。一部分人被公开或秘密处决，而成为所谓“失踪人口”。淞沪抗战中的“人口失踪”事件由此爆发。

现有材料显示，抓捕中国“便衣队”的行动，可能从28日夜间就已开始，在30日至31日“刮起了‘搜捕便衣队’的狂风”。抓捕事件发生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沿线。在同属虹口地区的吴淞路、闵行路、密勒路（今峨嵋路）和百老汇路（今大名路）一带也有类似事件发生。此后，随着战事向北推移，在闸北及江湾地区也有中国平民遭到日军拘捕、扣押和杀害的记录。事件爆发不久，日本人在虹口的暴行，便逐渐为上海社会所知。但真正将该事件推升为一个社会焦点的转折，则是“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项松茂的被捕失踪。

项松茂，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实业家、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除了工商业家的身份之外，他同时也是一名抗日救亡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在日本人眼中，项松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抗日分子”，而他的五洲大药房则是名副其实的抗日企业。一·二八之役打响后，日本宪兵在29日便袭击了坐落在虹口地区的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大概坐落于今四川北路1330号）。他们不仅捣毁店堂，还将11名店员全数抓走。项松茂得知后，在第二天只身进入战区营救被拘店员，不幸也遭到日方扣押，此后便宣告失踪。

除项松茂之外，蒋牧师的被捕失踪，也引起了上海社会的广泛关注。蒋牧师，原名蒋时叙，美国长老会上海鸿德堂牧师。1月29日下午，50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及武装日侨闯入鸿德堂搜查“危险品”。当时堂内包括蒋牧师全家在内共有30人。没有任何收获的日军对蒋牧师夫妇进行了殴打。此后，带走了8名中国平民，分别为蒋时叙夫妇、儿子、侄子、书记员、两名仆人以及1名在教堂避难的中国平民毛钟浩。蒋牧师一家只有年仅9岁的小女儿，因在外玩耍才幸免于难。这8人被带走之后随即下落不明，宣告“失踪”。

二、领事团的介入与“失踪人口”的移交

工部局在暴行发生3天以后，便已得知大概情形。但他们对日方的暴行无能为力，因为日军对他们提出的抗议完全不予理会。为了尽快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遏制不断蔓延的社会恐慌，工部局转而求助上海领事团，希望后者向日方施压。2月5日下午3点45分，“上海领事团特别会议”终于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召开。当时在沪的各国使节几乎全数参加，工部局总裁费信惇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费信惇就对事态进行了定性，他说：“尽管中日之间并未宣战，但日军在虹口地区已开始以交战状态来对待中国人。那些具有狙击嫌疑的华人，遭到了日本人草率的处决。”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工部局已接到大量失踪人员亲属的求援，要求工部局帮助他们查找失踪人员的踪迹。据工部局所知，目前仍有大量中国人被日军拘押，且工部局无法获知拘押他们的具体原因。”最后，费信惇将“皮球”踢给了领事团，他说“不断的报警会带来一系列公众恐慌，而必然会使工部局饱受指责。这可能成为某些调查的关键因素，也可能会使列强为在上海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我并不想与谁为敌，不过工部局接到的报告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疑虑，虹口地区正处于并将继续处于糟糕的境地，这需要领事团采取积极措施来缓解这样的形势”。

总裁的讲话尽管十分克制，但柔中带刚地将矛头指向了日本代表，同时也提醒卷入事件的相关国领事可能需要承担的连带责任。他的发言结束后，包括英国和德国领事在内的各国领事纷纷发言，甚至是表达不满。日方代表承受了很大压力，针对各方言论，总领事进行了一番无力地辩解。他老调重弹地将拘捕中国平民的肇因，归结于大量中国便衣队在日军后方开火。他承认一些中国人遭到处决，并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不过他认为形势已经好转，类似情况不会再发生。但他强调当场抓获的狙击手仍将遭到处决，而对那些只有嫌疑的人，他希望移交工部局处理。总裁追问日本当局是否打算立即承诺不再处决只有嫌疑的中国人。日本总领事表示他可以承诺，未经审判任何人不会再被处决，除了当场抓获的狙击手。

至于“失踪人口”的解救办法，领事团决定成立“公共租界狙击手嫌疑人调查紧急委员会”（简称“国际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所有在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区被日本人拘捕的“便衣队”嫌疑人。领事团的介入大大推动了“失踪人口”的解救工作。2月6日晚间，日方将首批117名中国平民移交给了工部局警务处。这批人很快被安置在了工部局看守所，等待“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

经过辨别，调查委员会发现在117名“便衣队”嫌疑人当中，居然有很多老人与小孩。这显然与此前日方所描述的情形大有出入。为解开这个疑惑，委员会在次日专门邀请村井总领事参会。针对委员会的疑问，他做了如下解释：日方原计划只移交65人，但当日本海军“夕张号”军舰将这批嫌疑人运到杨树浦“大阪商船会社码头”时，正好有52名中国平民被日军从战区送到了这里，他们便被一起移交给了工部局，移交总人数也就由65人变成了117人。总领事的解释看似合理，但仍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日方提供的名单显示，“便衣队”嫌疑人的人数是85人，而不是他所声称的65人。这20人的出入，究竟是总领事记忆上的错误，还是日本领事馆与军方的数据产生了矛盾，抑或完全就是托辞，不得而知。遗憾的是，调查委员会也并未深究。可能自知理亏，村井总领事第二天便告知奥尔主席，日方不会对已移交的117人提起控告，因此这些人随即获得释放。

尽管日方已在2月6日移交了部分在押中国平民，但这批人都是2月4日以后被捕的。对于在形势最混乱的1月28日至2月3日之间“失踪”的人口，日本当局既未移交，也未提供名单。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当局，至少日本领事当局并未完全掌握战争爆发最初几天的情况。在这段恐怖的一周时间内，他们也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中国人遭到拘捕和屠杀。这也意味着包括项松茂、蒋时叙等在内的2月3日之前“失踪”的中国人的下落已很难查找。

即使是2月4日之后被捕的中国平民，日方也并未全部移交。此后，由于领事团、工部局以及日本当局对于调查委员会的权力权限、管辖范围和存续时间存在争议，在押平民的移交工作难以为继。据工部局警务处统计，自2月6日至3月11日，日方共向工部局移交了185人。此后，再无“失踪人口”的移交记录。

三、“失踪人口”的遭遇

日军在2月6日移交给工部局的首批117名中国平民，无论精神还是身体状况都十分不理想。见到工部局警察后，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你们是否要枪毙我们？如果是的话，就请立即动手，使我们尽快解脱。”他们大多已超过三天没有进食，而且精神极度紧张，以至于一些人连稀粥都无法喝下。在工部局看守所期间，他们一般都蜷缩在某个角落，只要听到开门的声音，就会被吓得突然跃起。这117人当中还有10多人身负枪伤或被刺刀刺伤，其中最严重的一名伤员，在移交给工部局不久便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伤员当中甚至还有一名3岁儿童。

2月15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三元宫内灾民惨状》的文章。这是上海媒体第一次详细披露日方针对中国平民所实施的暴行，也使上海社会首次全面了解被捕华人在拘押期间遭受的非人遭遇。然而，由于《申报》是华文媒体，其中立性遭到质疑。报道刊出以后，工部局还专门派人前往三元宫进行调查，但否认有华人被拘押和遭到虐待的事实。

有关被捕平民在押期间遭遇，最详细可靠的材料仍来自于“国际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以后，曾对获释中国平民进行专门调查，并取得了一些幸存者的证词。兹举几例：

储松项（音译），46岁，木匠，浦东人。事变爆发时他正好居住在日军控制区内的嘉兴路。2月9日下午4点半，他下班回家。在嘉兴路桥附近被10名日本水兵拘捕。当时他穿了件白色夹克衫，日军认为他是便衣队，便将他拘捕。被捕之后，他被双手反绑押往北四川路上的日本小学。在路上，他不断遭到殴打，所幸没有受伤。到了日本小学之后，他发现已经有50至60个人被关押在那里。当晚8点半，所有人被转移到隔壁的日本剧场。那里的看守人员大概有10个人，但没有人对他们进行审讯。晚上，他们每人得到一碗冷饭。在被关押了近10天之后，包括储松项在内的10人又被送回日本小学，在那里有个日本军官问了他们的名字，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

关押中国平民的地方

第二位幸存者是家住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138号的王女士。她于2月12日被日本水兵拘捕，在被扣押了4天之后获释，此后便一直卧病在家。被捕之后，她先是被拘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学，翌日转移至日本剧场。在那里，她发现被关押的平民有80人左右，当中有男有女。她认出有一些人是她在教会的教友。一些教友告诉她，有一些受害者从1月28日就被囚禁在这里。

张青公（音译），25岁，绍兴人。他于2月16日下午3点半左右在百老汇路交天潼路路口处被捕。起因很简单，就因为手中拿了一张中文报纸，一个日本士兵见状，便把他抓起来押往熙华德路25号日本电信局。此后，他又被送往老靶子路和吴淞路处的日军司令部。在那里，他遭到搜身。除了那张报纸之外，日军还搜出一些印有军队头衔的名片，张青公随即遭到毒打，身受重伤。此后，他与另外三人一起被送往日本小学审讯。在那里，他发现被关押平民有30至40人左右，但没有女性。在押期间，他没有获得任何食物和水。第二天上午10点，张青公被日军释放。

浙江人李月松（音译）是沙逊洋行职员。事变爆发时，他只有19岁。2月16日凌晨1点半，他在北四川路被日军拘捕。他们从李月松的身上搜出一张照片，然后便将他送往吴淞路的日军司令部。在那里被拘押了半小时之后，他被押往北四川路上的日本小学。李月松在那里被审讯了三次，后来便被关进一个十分拥挤的小房间，里面差不多挤进了40多人。一名十分凶悍的日本士兵负责看管他们，只要谁说话，就会遭到木棍毒打。李月松被投入这个小房间的时候，已有3个人的腿被打折，一个老人手上还有枪伤。李月松旁边的一个人，遭到木棍和皮带毒打，伤情很重。此外，很多人还染上了小病。他们每天获得两次冷饭，但分量很少。由于饥寒交迫，大家看起来都很虚弱，有些人正在生病。2月17号上午9点半李月松获释，一些人托他向亲属告知下落，此时这些人都还活着。

四、那些永远无法回家的人

5月5日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结束了长达三个多月的一·二八事变。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事先约定谈判只讨论军事问题，因此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历次会谈中，主要议题只围绕停战和撤军展开，而包括“便衣队”、“失踪人口”等问题在内的其他议题，均被归为“政治性质”不予讨论。“人口失踪”事件由此成为一桩悬案。此后，随着冲突的结束，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解散以及日军的撤离，这一事件逐渐被人们遗忘，而“失踪人口”的下落就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

项松茂失踪以后，上海各界积极奔走寻找他的下落。从2月初开始，他的家人、五洲大药房、上海市商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及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先后致信工部局，要求后者与日方联络，协助查找项松茂的踪迹。项松茂之子项隆勋更是三次深入战区寻访，但均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在这种情况下，项隆勋于2月8日和3月16日，分别致信费信惇总裁和率领国际调查团来沪的李顿爵士，希望他们帮助找寻其父下落。为了获得项松茂的消息，项隆勋还以五洲大药房的名义开出5000元的赏格，希望重金能换取一些蛛丝马迹。然而，尽管尽了最大努力，项松茂仍如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讯。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等待与煎熬之后，项家最终接受了项松茂已然遇害的事实。在1934年4月16日，以衣棺入殓的方式为他举行了丧礼。

蒋时叙牧师一家失踪后，上海青年会秘书长费吴生曾致信领袖领事克宁瀚，请求他协助查找下落。为敦促日方释放蒋牧师一家，费吴生还两次致信日本驻沪总领事。在百般交涉，毫无音讯的情况下，上海的基督教团体和信徒最终在1932年7月3日于西藏路慕尔堂为蒋牧师一家举行了追悼会。

在这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如项松茂、蒋时叙一样，在被日军拘捕之后就陷入了“活不见人，死未见尸”的状态，是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事变结束之后，上海市社会局的战损统计显示，在整个事变中共有10400人失踪。另一方面，日本领事馆在3月13日去信告知国际调查委员会，日本宪兵队共计拘捕便衣队嫌疑者484人。其中有37名正规军和5名便衣军人，其他442人被移交给了工部局或直接由领事馆释放了。这是目前唯一可以看到的来自日方的统计数据。相较而言，工部局的数据要丰富和精确得多。“人口失踪”事件爆发以后，工部局警务处设立了“失踪人口调查股”，并在3月至4月间多次发布失踪人口的统计数据。随着冲突的逐渐平息，“失踪人口调查股”在4月30日最后一次发布了数据，工部局最终认定的失踪人口的总数，最终定格在了646人。事实上，现在对于“失踪人口”数量的考察，更多是出于一种学术研究的目的。就事件本身而言，这一考察的历史意义并不大，因为无论是646人还是10400人，或是其他数字，都无法改变日方暴行的反人类性质。

那么，这些“失踪人口”究竟去了哪里？如果他们都惨遭杀害，为何在战事结束后，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遗骸？这个历史谜题，直到事变结束之后才由一些日本士兵和亲历者的回忆所揭开。

日本的《赤旗》杂志在1932年9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作者是一名参与了事变的日本士兵。他写道“十九路军派出的便衣队不断遭到逮捕。其中，有很多是女人和孩子。日本士兵挨个对他们进行枪杀。……其实，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们而只是在杀他们。在战地的日军行动完全就不是人干的事情。而且，如果是枪杀的话还好，可以一下子把人干掉。但是（我们是）使用刺刀把人杀死的。我们把半死不活的人和尸体一起用卡车运到长江上，扔到江里。长江水流共分三层。如果把尸体扔到水的中央的话，他们是不会浮上来的，这正符合我们的要求。”

日本著名的军旅作家火野苇平也是事变的亲历者。事变爆发以后，由于上海的华人装卸工人罢工，他曾带领一批从日本招募而来的工人前往码头工作，而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尸体。1957年，他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出版了小说《魔の河》。在书中，他对日军如何处理遇害中国平民的遗体进行了详细描述。他写道，几乎都是在深夜，我们被强行拉上卡车。在宪兵的指挥下，被带到一处不知是何处的江边。一艘驱逐舰停在那里，灯都灭了。我们被命令在黑暗中把尸体从甲板往船舱里搬运，其数量或有几十具，数字不是很清楚。百具以上也说不定。看上去并不像是士兵，而是像农民或普通的市民。宪兵队说他们是便衣队，但看上去像军人的不多，都像是农民或苦力的样子。日本工人们需要把尸体装进麻袋，但偶尔也会碰到舞动着手脚的活人。看到满脸吃惊的搬运工，宪兵会一边说着“不可能有活的”，一边用军刀往里乱刺几下，然后命令他们快点运走。这些麻袋一般都会被扔到长江主流上去。因为如果是一两具尸体的话，扔到黄浦江里也不会有人知道。但十数百具尸体就会有问题。黄浦江上有正在监视日本的各国舰船。趁夜里，搬运到驱逐舰上，再把他们扔到长江主流里去的话，就可以秘密地处理掉了。

结语

中日两国在1931—1932年冬春之交爆发的这场军事冲突，规模并不算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它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造成的灾难是全方位的，以至于它被深深地嵌入了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永远无法褪去。与大多数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类似，后世的人们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忆、叙述和“生产”有关一·二八事变的记忆、信息与文本时，往往被大事件、大问题吸引。战争的起源、实力的对比、政治形势以及国际格局，都是人们津津乐道，反复消费的话题。而为数众多的真正见证、体验和参与过这场战争的芸芸众生，却常常为史学家所冷落。“小人物”们在战争中的遭遇、感受和命运，不仅很少被写入卷帙浩繁的史学研究之中，也很少得到社会的真正关注。在整个事变当中，有大量中国平民因遭到日军和武装日侨的杀害而“被”失踪。这个消失了的群体，在法律上并没有被认定为死亡，但他们却永远无法回到家人身边。这个不幸的群体一直遭到忽视。在时隔八十多年之后，重新使他们回到公众的视野，并非为了追究战争的罪责，而是为了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让人们认清战争的残酷与暴虐。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由作者授权并提供澎湃新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