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辛成|没有思想的《没有思想的世界》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沈辛成

2021-01-26 10:2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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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美]富兰克林·福尔著,舍其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2月出版,228页,58.00元  

《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美]富兰克林·福尔著,舍其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2月出版,228页,58.00元
 

自中信出版集团于2019年末引进此书以来,《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长期占据各大书店热销排行展位,最近甚至学术刊物中也出现有人引用此书,不禁让人哀叹:莫非“鸡汤”也是外国的香?严格来说,此书并未提供任何具有原创性的新论,材料组织极端散漫,论点飘忽游移,整页整页地引用学术界内经典,大块材料服务于何种论断却语焉不详,大有注水堆砌之嫌,靠投机取巧的“旁征博引”营造高级感。行文中偶然有几句点睛之笔,也大多是拾人牙慧,完全是靠浓浓的鸡汤味吊住读者胃口,这样的作品在豆瓣能有七分好评,在业内能被接纳,足见作者意图要揭示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远不只是互联网上的问题。
作者富兰克林·福尔虽然在乔治城大学有教职,但并非来自学界。他的名气主要来自其常年为《大西洋月报》供稿,这恐怕也造成了他洋洋洒洒的文风。当然,这是职业习惯,自然没什么可深究的。上一本书作探讨足球视角下的全球化,立意巧妙,话题入口轻松,与他的风格天然契合。然而,《没有思想的世界》探讨的议题极其严肃,既然在标题中将大型科技企业对社会与独立思考的威胁提到了“存在性”的级别,那便不该在内容里就实论虚,讨论些无关痛痒的八卦现象,发表些廉价的随感,却对于科技争议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无论是社会层面的,技术本身的,还是哲学层面的,都避而不谈。
《没有思想的世界》一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思想的垄断者”粗略介绍了硅谷的历史和谷歌、脸书、亚马逊三家公司对信息生态的影响;第二部“没有思想的世界”讲述了媒体平台对流量的追求及其对作者生产端造成的消极影响;第三部“找回思想”对信息巨头的垄断地位提出了质疑,并指应当在法律和自律两个层面上,都夺回思想的自主权。反正本书既没有中心思想,也没有悬念可言,此处不妨“剧透”一下富尔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法律上,需要由联邦政府组建数据保护机构,对科技巨头的数据利用方式和伦理争议加以监督;从税制上,堵住线上公司线下逃税避税的制度漏洞;在自律层面上,放下手中的Kindle,重新捡起纸质书,因为阅读是私密的,所以“纸上阅读是少数几个它们无法完全整合的生活碎片之一”。科技公司眼中的工程挑战,恰恰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些论点中,前两者与独立思考几无关联,第三点可以说早已是这个时代的常识,你不必阅读此书也可以天然获得,纯属鸡肋。
至于回顾历史的第一部分,富尔主要以三本书作为跳板或支柱。第一本书是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的《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该书介绍了六十年代西海岸反文化运动和新社群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人物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及其所创建的《地球概览》期刊,以及他和他的刊物的精神是如何影响后来硅谷个人电脑行业和互联网文化的。第二本书是大卫·柯克派崔克(David Kirkpatick)的《脸书效应》,这本书深度挖掘和追踪了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从哈佛创业到硅谷立足的过程,揭示了其性格和决策中的亮点与软肋,对于脸书的盈利模式颇有财经层面的见解。第三本书是劳伦斯·莱希格(Lawrence Lessig)的《重混文化》,此书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不以为然,提出了人类求知和创新的本质必将与现行框架发生冲突,创作生态必将迎来新的法则。
写作时,富尔开篇就对《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做了连篇累牍的复述与搬运,随后又将《脸书效应》中最反映扎克伯格个性的部分摘出作为关键洞见,之后又以莱希格的著作为启发和起点对亚马逊及其创始人贝索斯痛下针砭。事实上,富尔在文化上的保守立场与莱希格本人对旧制度的不屑南辕北辙,莱希格对于作为守门人的文化精英不以为然,认为真正的创新力量来自于草根,来自于每一个个体互相启发的无尽创造,因此不懈推广创智共享(Creative Commons)和开源软件机制。但凡富尔多读几本莱希格的书作,都不至于这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个中门道普通读者未必能一眼看出,这倒更叫我厌恶起这类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拿来主义了。扎克伯格  

扎克伯格
 

本书中唯一值得一读的部分是第二部分,富尔将其在杂志《新共和》的工作体验和盘托出,传统媒体与科技巨头之间的碰撞展现得相对生动充分,他态度恳切,在这一环节倒是显得真诚可爱。《新共和》是创立于1914年的美国杂志,主要探讨政治、当代文化与艺术,是美国进步时代的产物。2012年,这本即将迎来一百周年的杂志陷入财务危机,最终靠脸书合伙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注资拯救,自2006年起担任主编的富尔在短暂的休息后重新被启用,他与互联网巨头有了面对面的交流与交锋。可以说,富尔对科技巨头的恶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与休斯的接触,这一点他在书中从未直言,但读到此处便不难理解前章与后章为何是那般敌意汹涌。富尔提到,休斯在买下《新共和》伊始,并没有非常强烈的盈利导向,休斯热爱文学,热爱阅读,不随波逐流,对其早年参与大学室友扎克伯格的脸书项目也总是轻描淡写,这些支撑起了富尔对《新共和》转型初期的乐观情绪。但是互联网思维已经渗透传统媒体行业,更大牌的《时代》和《纽约时报》都在寻求新的战略布局,富尔意图坚守的小众模式难以维持收支平衡,他与休斯的合作故而走到尽头。最后,富尔带领核心编辑团队集体离职,休斯则寻觅新班底,彻底按照互联网思维重新打造《新共和》,并于2016年将其整体再度售出。
很显然,休斯的“变节”在富尔心中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坎,他在这个曾经的知己与伯乐身上,看见了互联网力量能覆海移山,看见了自己螳臂当车的无力与渺小,这种挫败的情绪蔓延了整本书,构成了它的灵魂,也破坏了它所有踩在理性边界的探讨。整本书中,富尔无数次地试图标榜自己中立的站位,承认谷歌对他记者生涯早期的巨大助益,承认信息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捷,承认科技巨头们所带来的垄断和监控问题从来不是当代独有的,历史上的Western Union电报公司就早已上演过对异议媒体人的打压。然而,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富尔的论证全然被个人的负面情绪所支配,根本无法在更大的坐标系中标注今日科技伦理挑战的要害所在,遑论衡量其对独立思考的妨害。
举例来说,富尔批评手机程序的设计者故意将其设计成容易上瘾的形态,故而人们一日需要查看无数次手机,遂造成“无脑化”效应。试问,所有频繁使用手机的人群是否可以一概而论,出于职业要求确实有需要频繁查看信息的人群,例如券商和记者,他们为何不是此种科技配置的得益者,他们的大脑难道没有被强化吗?在冗长无趣的会议期间偷偷打开手机随意浏览的人群,如公司中的下属和学校里的学生,对他们来说低头拨弄手机何尝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这何尝不是一种有脑使用手机的反权威战术?退一步说,人类历史上哪一款行销世界的产品不是指向人类内心深处最生理的欲望,蔗糖让人沉迷,香蕉给人饱腹,钻石教人虚荣,胡椒给人刺激,它们无一不是在经年累月的人工淬炼和遴选中变得日益夸张,日益高效。如果要否定被欲望引领的生活,那今日人类社会中便剩不下什么可以令人留恋的东西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富尔一切看似历史主义的主张都是荒谬的,他无非是将一套他所不习惯的秩序与一套他所习惯的秩序相比较,然后再在读者中寻找那些与他一样怀旧的人。同理,富尔说科技迈向完美,它们不断删掉无用的、低效的人和事。所以在导航提供的几条线路中,你会因为选择了多用两分钟的而感到暴怒,这就是科技改变了人的期待,我们越来越对自己提出非人的要求。那么对着纸质地图找不到东南西北的迷路者呢?在战场上与同袍走散的士兵呢?他们的愤怒与狂躁该与谁去说?试图用耍小聪明的“洞见”从社会学上定义信息科技,那只能说作者对科技和社会皆是一无所知。
此书书名大义凛然地讨伐信息技术,但是书中真正浅论技术与思考关系的不过三处。第一处,是在讨论脸书时提及算法的作用。富尔先是将技术治国的精神传统追溯到了圣西门、孔德、凡伯伦和美国总统胡佛,随后话题转向脸书的算法,算法贯彻了莱布尼茨用数学表达思想的理念,看似不掺杂感情,实则蕴含了科技巨头逐利的追求。人们的思维日渐自动化,这对自由意志构成了破坏。第二处,亚马逊挤占传统出版业空间,极大降低出版物价格,显示出在贝索斯的世界观里,书主要的成本在印刷和储运方面,而非写作和编辑。作为这种时代观念的牺牲品,作者这一职业的年收入中位数一降再降,从1981年的(相当于今天)三万五千美元,到2009年的两万五千美元,再到2015年的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富尔声称这种作者性的凋亡正是科技公司所希望的。第三处,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使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行业壁垒消失,这样的巨头一旦形成垄断,就会对商贸谈判中对亚马逊不低头的出版商进行打压,如降低其在电商平台上的曝光度,在用户推送中删除该出版社的书目等等,全社会的思考仿佛都悬于贝索斯一人的善意之下。
此三处论证中,第一和第三处尚且还算站得住脚,但第二处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作为商品的一本书中,印刷和储运确实就是成本大头,作者的版税超不过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编辑的工作也并不算在其中,这是所有经历过出版流程的人都会知道的,并不算是什么行业秘密。亚马逊对于利润空间的挤压,从传统书商的视角来看确实残酷且具有颠覆性,但是从读者的视角来看,却是天大的喜事。知识变得便宜了,容易获得了,这不好吗?再者,全职作者年收入中位数的下降未必代表收入的整体下降,它也可能指向作者人数的增多。确实,我国的晋江和豆瓣等平台就已经显著放大了作者的人数,作者和读者的比例一旦进入供过于求的状态,作者的收入自然就会下降,这并非什么科技巨头的刻意之举,本就是人类表达欲望的正常吐纳,无非是在新的平台上变为现实了而已。富尔在论及新闻出版行业的时候,处处站在竞争(失利)者的视角袒护旧秩序,在其他情景中则以一般消费者自居,更是将己身之外的消费者的能动性加以一般性抹杀,这种自我陶醉的精英意识在今日民粹意识涌动的美国社会中显得格外滑稽。
当然,富尔一定会告诉你,正如他在书中屡屡暗示的,特朗普靠民粹上位本身就是无脑思考的结果。也正如他对笛卡尔,图灵、库兹韦尔、花剌子米等一切历史人物的一带而过一样,富尔对特朗普背后究竟站着哪些美国民众,显然也知之甚浅,他宁愿相信美国社会没有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与贫富差距,只是这些人都被少数几家科技巨头所欺骗了,惯坏了,弄蠢了,所以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他们才会放纵在那样腐坏的视觉习惯中,让自己的眼睛始终停留在最能蹦跶的那位总统候选人身上。
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不久,以文化精英自居的富尔觉得整个世界天地颠倒云泥相淆不足为奇。然而我还是要问:英文的书名中本没有“独立思考”一词,而是用的mind,亦即没有思想与心灵的世界。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或心灵才是富尔看得上的那种呢?他大抵会告诉你,得是理性的,经过数学计算的,经过精英守门人认证的。但笛卡尔早也说过,mind远不只是理性那么简单,更包括感受真理之光的直觉,所以你可以怀疑这世间的一切,唯独不能怀疑思考本身,那又凭什么只有一些思考算思考,而另一些则不算呢?和笛卡尔浪漫、平等和富有关怀的洞见相比,富尔像极了被工具理性支配的人工智能,也就是他书中极力批判的那种。这种印象不是偶然的,富尔在媒体的旧瓶新酒里折腾得久了,自然也免不了沾染一身他所谓的“魔鬼”,也就是广告商的习气。若非如此,这么一本空洞无物的自我疗愈作品,也不敢起这么一个宏大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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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科技巨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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