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粉背后是真实的记录与文化自信 | 专访《我在故宫六百年》导演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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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策划、摄制乃至播出的整个过程中，《我在故宫六百年》的主创一直把“观众”放在心上，这也许就是纪录片能够大获成功的核心力量。具体说来，除了如上期提到的，选取打动人心的人物与故事展现给观众，还有拍摄中贴近年轻人的拍摄视角、视听语言等等。而观众本身强大的文化自信更是纪录片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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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记录故宫愿意吐露的秘密

多年的调研沟通和拍摄经验，为这个团队积累了丰富的故宫知识与拍摄技巧。例如，摄影师张华在拍《我在故宫修文物》时就积累了丰富的和匠人沟通的技巧，以及在拍摄过程中捕捉到鲜活的人物细节和工作场景的能力。

“从‘修文物’到‘600年，’我们都希望它能是一个跟年轻人比较亲近的一个节目，所以说制作团队肯定也是越年轻越好。”导演梁君健告诉记者。除了在故宫拍摄经验丰富的团队，此次《我在故宫600年》的导演团队中还加入了一位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的90后新导演付曼菲。

采访中出乎记者意料的是，年龄、阅历的不同并没有给导演组带来太多的碰撞，相反，导演们在策划和执行的过程中很多想法都是不谋而合的，只是分工有所不同。张越佳和梁君健对付曼菲的评价都很高，认为她有一种不退的精神，给团队带来了活力，把大家拧到了一起，同时作风非常严谨、踏实。

想法的不谋而合，大抵是源自于导演们对纪录片创作的基本原则。

“其实拍纪录片，我会总结成，生活给你什么你就能拍到什么。对于这个片子来说就是，故宫愿意吐露它的什么秘密，我们就能拍到什么。”付曼菲告诉记者，纪录片第三集的结尾记录了一个明初宫殿遗址的考古过程，这个遗址的发现在他们也在故宫的专家们的意料之外，“我会开玩笑说是故宫，这个刚过完600岁的老人，忍不住在他600岁生日之后吐露一个秘密给现代的人听。”提及这个意外收获，付曼菲依然笑得很开心。

导演付曼菲在养心殿工地现场工作

在纪录片中，类似的意外之喜还有很多，比如百年前藏在透风砖中的戏折、养心殿后殿屋脊上的“豆腐渣”工程等等。梁君健表示，“故宫是一个足够大的，足够每天都给你带来惊喜的地方。所以我们最终的结合可能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过程。”

这些拍摄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惊喜让导演们不断拓展视野去捕捉不同的内容，使得纪录片的内容，从最初策划时完全围绕“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展开，逐步增加了养心殿修缮、岁修保养和传承主题，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三集内容。

但惊喜同时也意味着“心痛”。付曼菲说：“在创作和剪辑的过程中，要考虑整体的观看度和讲述的流畅性。有一些单独的段落，非常精彩，但是它放在片子里可能会破坏结构或它和主体内容的关系度不大，我们就只能把它忍痛拿去了。”

付曼菲给记者讲了一个特别真实、生动可爱的段落。摄制组跟工程管理处的王辉从工地出来的时候，刚好碰上了修缮技艺部的王俪颖带着她的女儿从对面过来。王丽颖的女儿是一个刚上小学的小姑娘，调侃说自己不愿意上学了，因为每天写作业特别烦，还要考试。王辉说，“那你要不然来工地，跟我一起工作吧。”王俪颖老师欣然同意：“那可以啊，你去跟叔叔一起搬砖吧，什么时候你能把大砖搬动了，你就可以不用去上学了。”那一瞬间，付曼菲感到故宫这个空间再也不是一个符号化的东西，而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的空间。

木匠申福只制作“丹宸永固”大展展品

如果非要说起摄制过程中磨合，那大部分应该是来自于纪录片的体裁与风格的把控和以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为首的专家们对拍摄内容的专业把控。

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的梁君健与付曼菲做电视纪录片的经验比较少。“对于电视纪录片的美学和视频语言的要求，我们其实有我们的空白和不熟悉。”梁君健解释道，“而张导做过很多电视纪录片，包括《如果国宝会说话》等等。所以这个片子整体的视听语言是张导来把控。当然我们也是一起合作、一起探讨，怎么样去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怎么样能让片子的节奏更好地在电视上播出。”

导演梁君健与摄影师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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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文化题材纪录片的市场来源于全国的文化自信

“观众”始终是主创们从策划到摄制都不曾忽略的一个部分。梁君健说：“现在的观众其实还是蛮严格的，他希望看到精彩的东西、有趣的东西。观众的口味非常的丰富，你不知道什么点能够打动它，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制作过程中也是蛮焦虑的。”

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而不得不缩减的拍摄时间，使得主创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成片是否能受到观众的喜欢都感到很忐忑，直到看着纪录片最终成型，对作品的满意才升级为自信。张越佳告诉记者：“随着我们磨后期创作，不停地去修改，到片子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的信心就非常的足了，觉得起码它不是一个坏作品了。”

当纪录片正式上线后，观众的反馈让主创们非常开心与欣慰。一方面，观众准确地捕捉到了很多主创们想要表达、传达的细节；另一方面，观众的评论也为主创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视角去看他们自己拍的东西，也对他们今后的创作产生启发。

梁君健认为，纪录片只有抵达了观众，引起了观众的反馈和共鸣，包括批评之后，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说现在可以说，这个片子的生命还在继续。”

养心殿修缮工程：屋顶修缮

事实上，故宫相关的纪录片一直很有市场。据张越佳透露，2005年那部《故宫》纪录片收视率远超同期播出的大热电视剧《京华烟云》，“广大观众对中国传统文明还是很感兴趣的，尤其是跟文物有关的时候，老百姓们就特别爱看了，因为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到故宫去参观的。”张越佳说，中国人对家国的认同、民族的自豪感是非常强的。故宫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历史建筑群，所以看到这些东西就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精气神是从哪里来的。

梁君健在分析纪录片成功背后的原因时认为：“一方面，这是和整个中国现在的大环境相关。因为大家都讲文化自信，都试图挖掘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能够平衡掉我们过于现代化，过于追求效率的一些焦虑，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色彩和多元性的东西。另一方面，我想这也是整个纪录片行业发展的一个结果。互联网时代开始的一段时间，纪录片行业还是挺焦虑的，大家觉得网络可能是一种快餐文化，互联网对纪录片来说不是一个好平台。但《我在故宫修文物》恰恰是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更多的反馈，引起了观看的热潮。所以回过头来看，互联网也是一个机会，它能够把有着特殊爱好的观众聚集起来，能够帮你的片子找到属于它的这批观众，而这样的一批观众又能够帮助你把片子再进一步的推广，让它去破圈，这样其实是很好的一种关系。”

故宫古建部策展同事与工人合影

正如从《故宫》到《我在故宫600年》，历经时代变迁，纪录片的表达方式也随之变化，未来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发展又会是怎样的？梁君健表示，仍是未知数。他说：“视听的技术越来越普及，每个人都可以拍小视频，我们在故宫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一边直播一边逛。那它会给纪录片带来什么？会不会促进大家更喜欢文物、历史遗迹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纪录片完整的、深度性的表达？这些我觉得都是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我们要保持观察，当然也应该保持开放。”

文旅小编Elisa

文/谈冕

拍摄/陈晨

剪辑/李莉

图片均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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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圈粉背后是真实的记录与文化自信 | 专访《我在故宫六百年》导演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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