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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我“网”】庆祝建党100周年丨魏德兰：胭脂河的记忆

2021-01-24 11:2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以下文章来源于枣花，作者魏德兰

枣花

《枣花》，阜平唯一的乡土文学季刊，定位“乡音、乡亲、乡情、乡愁”。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段随笔，一首诗歌，一幅书画，一帧光影，皆为甘露，给予滋养。你、我、他，讲阜平话、述阜平事、聚阜平情，共筑阜平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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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河的记忆

魏德兰

胭脂河，一个如胭脂般美丽的名字。这个有着动听的名字的河流，是我生命的摇篮、心灵的家园。在她岸边的那片土地上，有我童年的足迹，儿时的记忆。这记忆是如此的刻骨铭心，60多年过去了，不但没有淡忘，反倒愈加得清晰，恍如发生在昨天一般，每每忆起，都会让人倍感亲切和温暖。

山村托孤

那是68年前——1947年春季的一天，在胭脂河北岸易家庄的一个农家院子里，生不逢时的我呱呱坠地了。

易家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二局的驻地，二局承担着为中央和军区领导提供无线电技术情报的重任。我的父亲马文波当时是二局副局长，母亲金瑞英是无线电报务教官。他们夫妇就居住在村子里一户农家小院里。

当时解放战争硝烟正浓，晋察冀军区的解放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正太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直逼华北重镇石家庄。早在几天前，聂荣臻司令员就率领驻扎在城南庄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机关，开赴了前线。作为情报部门负责人的父亲，本应紧随首长左右，做好情报服务，然而却因为我即将出生，母亲无法随军行动，他们夫妇二人暂时滞留在易家庄。

我总算降生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却更难办——怎么喂养我呢？部队配发的一头骡子驮着的两个箩筐，已经由哥哥姐姐占满了，襁褓中的我已无处容身。而且妈妈没有奶水，带着这么小的婴儿行军作战，是不可想象的。爸爸妈妈商量再三，决定将我交给当地老乡抚养。

前方军情正紧，爸爸妈妈不能在此耽搁太久。为了尽快赶赴前线，我出生刚刚四五天，爸爸就急着给我找人家了。他用小棉被把我包好，抱着我，由一位村干部领着，到村子里去挨家挨户敲门，求人收养我。小小的易家庄无人想要，爸爸就抱着我去了相距五华里的城南庄。城南庄是当地比较大的一个镇子，当时大约有上百户人家。爸爸抱着我，在村干部的引领下，走街串户，打听谁家想要孩子。

走在城南庄的大街上，会有好奇的人们凑上来询问，也有好心人投来怜悯的目光，说几句同情的话。然而转了一天，也没能送出去。原因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人们不愿轻易收养别人的孩子，尤其不愿收养女孩子。

正当爸爸妈妈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告诉爸爸，说城南庄有一家姓魏的铁匠，他家刚刚死了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媳妇还有奶水，不妨到他家试试。于是，爸爸赶紧抱上我，直奔魏家。

进了魏家院子，老魏媳妇打开包布看了一眼襁褓中的我，就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赶紧抱走吧！”因为和她那刚刚夭折的又白又胖的女儿相比，又小又瘦的我实在不堪入目。爸爸只好抱着我又返回驻地易家庄。

这时候，一位陈家老奶奶找到了老魏，对他说：“老魏呀，你家生了四个孩子了，一个都拉扯不活，怕是家里风水不好，有邪气。八路军（当地老百姓对共产党军队的统称）的孩子命大，能镇邪，你就把那个孩子要了吧！”听了这话，老魏决定抱养。他没再和媳妇商量，就一个人径直去易家庄抱孩子去了。

得知老魏愿意收养孩子，爸爸妈妈喜出望外。他们已经打听过，听说老魏为人老实厚道，又会铁匠手艺，再加上他媳妇有奶，孩子到他家不至于被饿死。爸爸妈妈本想临时寄养，以后形势好转了再接走。但是老魏不同意，他说，他既收养这个孩子，就会把她当成亲生女儿对待，如果只是临时寄养，他就不想要了。爸爸妈妈只好答应送给他，以后不再要回。老魏提出写个字据，怕以后反悔。爸爸说：“字据就不必写了，八路军说话是算数的。”既然这样，老魏也就没有再坚持，双方说好，孩子送给老魏。

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真要把我送人了，妈妈有些不舍，忍不住哭了起来。在爸爸的劝解下，她收住眼泪，用小棉被把我包好，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交给了老魏。那时我出生刚刚七天。

爸爸给我留下名字，叫“玉萍”。

把我送走之后，妈妈顾不上调养产后虚弱的身体，就跟随爸爸急匆匆奔赴前线了。

马文波在晋察冀任情报处长时的照片

马文波（左）与金瑞英在延安时期的照片

舐犊情深

老魏把我抱回了家中，从此，我就成了铁匠的女儿，老魏就成了我爹，他的妻子就成了我娘。爹把我爸爸留下的名字“玉萍”简称为“小平子”，以表达他对我的疼爱。从此，“小平子”这个昵称伴随了我一生，直到现在，只要我回到家乡，乡亲们依然会习惯地称呼我“小平子”。

因为娘还沉浸在丧女的悲痛之中，所以爹将我抱回家之后，娘不大管我。再加上她生了奶疮，无法喂奶，于是我就由爹喂养。在那个缺吃少喝的年代，要养活一个没奶的孩子，是相当困难的。我的食物主要是米汤和面糊，要一遍一遍地去煮，去热，然后用小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十分麻烦。爹既当爹又当娘，默默地承担着这一切。白天，爹把我交给年迈的奶奶看护，到了晚上，爹就把我揽进他的被窝。夜里，我经常因饥饿而哭闹不止，爹就爬起来，给我热米汤，做面糊，一口一口喂我，等我吃饱睡去，爹才躺下再睡。半夜里，他还要一遍一遍起来给我擦屎把尿。我常常把被褥尿湿，尤其是在冬天，那尿湿的被褥又凉又硬，爹怕我沤坏了，就给我倒个个儿，让我睡在干燥的地方，而他却睡到那冷冰冰的湿褥子上，用他的身体把褥子暖干。

我一岁的时候，奶奶离世，我对爹的依赖就更强了。我把爹看成是最亲近的人。我会在他的怀里撒娇打滚儿，在他背上攀爬嬉闹，甚至骑到他的脖子上骑马打仗，高兴地又喊又晃。对于我的顽皮，爹从不厌烦，反倒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我学会走路后，爹就把我带在身边，他在炉棚打铁，我就在旁边玩耍。我常常抱着炉棚的柱子，看爹打铁。那上下翻飞的铁锤，“叮叮当当”的响声，光芒四溅的火花，被炉火烧软的红彤彤的铁块，成品淬火时冒出的阵阵白烟，以及爹和他的伙计们挥汗如雨的身影，这些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

爹把我视为掌上明珠，对我特别疼爱，千方百计满足我的各种要求，包括不合理的要求。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我小时候耍的一些小小的伎俩。比如，我嘴馋了，想吃零食，就故意不好好吃饭。爹怕我饿着，就带我到街上的小铺里买烧饼。到了街里，爹会牵着我的手，先到烧饼炉旁，买一个刚出炉的缸炉烧饼。然后，转过身，再到油条摊前，要一个刚出锅的糖稀油饼。爹教我把烧饼和油饼叠到一起吃，咬一口，香喷喷，甜丝丝，那真是天下最好的美味。

当我和别人家的孩子一块儿玩耍的时候，常常听到旁边大人们的低声议论：“这个孩子不是老魏亲生，是要来的，她爸爸是大官儿，叫马文波，在北京。”这些话，对我幼小的心灵有一些隐隐的刺激，让我知道了爹不是我的亲爹，我还有一个当大官儿的父亲。但我并没有更多的想法，因为我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对他们没有概念。况且爹那么疼我，跟亲生没什么两样，所以我很满足，很安心。

我七岁那年，爹把我送进了城南庄小学读书，并按照魏家的排序，正正规规地给我起了一个学名，叫“魏德兰”。

在我七岁和十一岁的时候，娘先后生下了两个男孩，都成活了。乡亲们都说：“是小平子福份大，把邪气压住了！”他们认为是我扭转了魏家的风水，给他们带来了两个儿子，说我是个功臣。

50年代初养父家的全家合影

由右向左：养父魏清修、魏德兰、姥姥、养母

养父送给魏德兰的长命锁

正面：长命富贵

养父送给魏德兰的长命锁

背面：展翅飞翔的大鸟

初见父母

对于我这个流落民间的女儿，爸爸妈妈一直很牵挂。听爹说，在我八个月大的时候，爸爸曾骑着马从前线专程来城南庄看过我一次，后来可能是工作太忙，加上交通不便，就没有再来。

全国解放后，爸爸妈妈在北京定居下来。他们经常给我爹写信，询问我的情况，还时不时地寄一些糖果、衣物之类的东西来。

在我十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曾在信中表示想接我去北京，但被爹娘拒绝了，因为他们舍不得我离开。为了信守当初的承诺，爸爸妈妈没有坚持，于是我就待了下来。

那些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左的路线的干扰，天灾人祸，农民生活极度困难。这期间，我和爹一家一起忍饥挨饿，共度时艰，在饥饿中挣扎、熬煎。

1962年春天，娘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十五岁的我挑起了管理家务的重担，洗衣、做饭、喂猪、缝补、照顾弟弟……那时我正在城南庄中学读初中，课余时间全部用来操持家务。

当我北京的爸爸妈妈得知我的养母病逝、我成了没娘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坐不住了，决定亲自到城南庄走一趟，去看看这个十五年没有谋面的女儿。

那天，他们来了！

那是我娘去世大约三个月后的一天，那是一个下午，我正在学校上课，突然一位乡亲来叫我，说：“小平子，快回家，你家来人了！”我急忙赶回家中。

一进大门，就看见院子里站了许多人，乡亲们正在围着几个陌生人聊天。陌生人中，坐在中间的两位岁数较大，身着便服。他们的身后，站着三位威武的军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的爸爸已是总参谋部第三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妈妈是三部通信处副处长，中校。三位军人，一位是爸爸的秘书王修业，一位是爸爸的专车司机，还有一位是阜平县武装部部长。城南庄公社的书记和本村的干部也闻讯来到了我家。

看见我回来了，一位村干部把我拉过来说：“小平子，来，见见你的爸爸妈妈！”边说边把我推到两位中年人的跟前。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有点儿愕然，羞怯地走上前去，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爸爸妈妈同时伸出双手，将我拉到跟前。他们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我。妈妈扳着我的双肩，前后左右地端详，还不时地对我发问，我用一口地道的山里口音，机械地应答着。

爸爸妈妈看到魏家贫困的生活状况，看到我小小年纪就承担那么多的家务劳动，很是心痛，他们想带我走。

早有乡亲私下里提醒我：“小平子，你可不能走哇！你娘刚死，你要再走了，你爹就没法儿活了。你那就是忘本！”听了这些话，我打定了不走的主意。当爸爸妈妈征求我的意见的时候，我明确回答：“我不走。”

对于我的选择，乡亲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我做得对，有良心；另一种则认为我有点儿傻，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太可惜。但我还是坚持了我的主意。

爸爸妈妈并没有在乎我的态度，他们仍然想把我接走。在当地村干部的参与下，爸爸妈妈和我爹进行了反复磋商。爸爸妈妈讲了到北京上学的种种好处，一再表示孩子算两家的，决不会忘记他。但爹始终不答应，他舍不得我离开。

看说不通，爸爸妈妈只好让步。他们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就是让我跟他们到北京住几天，见一见那里的兄弟姐妹，然后，再送回来。爹怕送不回来，还是摇头。爸爸提出请县武装部部长和公社书记做保人，保证送回来。爹这才勉强同意。但还是不放心，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把我的大弟弟一起带上。爹想：“你们横不能把两个孩子都扣下吧！”就这样，爹总算答应了让我跟着爸爸妈妈去一趟北京。

那天，我们启程回京。我们蹬上了爸爸带来的那辆军绿色吉普车，当车子开动的刹那间，随着一声笛鸣，我看见爹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铁青，他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车子开出去好远了，爹还久久地站在那里不肯离去，他那单薄的身影，像一座孤独的雕塑。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到了北京，爸爸妈妈竭尽全力拉近和我的距离。他们从百忙中抽出时间陪我玩儿，给我买好吃的，带我游览故宫、长城、颐和园。

但是，我却始终开心不起来。因为，和爹分别时的那一幕，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爹那忧伤欲绝的样子，让我寝食不安，放心不下。刚住了一个星期，我就坚持要走。

爸爸妈妈看看实在留不住我，只好买了火车票送我们上了火车。于是，我和弟弟于离家后的第八天返回了家乡城南庄。

我归来的消息，立刻惊动了全村，乡亲们奔走相告，大家都说：“八路军说话算话，小平子有良心。”

1962年，魏德兰与父亲马文波（左）在城南庄中学。

1962年，魏德兰与母亲金瑞英（右）在城南庄中学。

回家

两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的夏天，我以优良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高中——阜平中学。学校离我家住的村子有四十里的山路。由于距离较远，我必须住校，不能厮守在爹的身边了，也不能照料家了。这时有乡亲劝我爹说：“老魏呀，你该放小平子走啦！让她找他的爸爸妈妈去吧。北京上学的条件好，有她的爸爸妈妈管着，你也不用操心，还省了你供学费。再说了，一个闺女家，早晚是要出门子的。到了北京，肯定比咱这穷山沟子有前途，你要想明白，别耽误了孩子！”听了这位乡亲的话，爹终于想通了。他立马让我给爸爸妈妈写了封信，表达了让我去北京上学的意愿。

我的爸爸妈妈接信后，自然是求之不得，很快就派三部办公室秘书王修业到阜平来接我了。

王秘书带来了爸爸的两条意见：第一条是，要爹算一下，抚养了我十七年，生活费需要多少；第二条是，在转户口时，需要改姓名。不然，到了北京，不好上户口。我爹说：“钱，我一分也不要。我养她不是为了钱。我要的是她那颗心，只要她走了之后别把我忘了。至于姓名，既然不好上户口，改就改吧，只要心不变就行。”于是，我便由“魏德兰”改成了“马玉萍”。名字改了，但“不忘记，不变心”这语重心长的嘱咐，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谈好之后，王秘书很快就办好了户口迁移和转学的手续。于是，我告别了那个我生活了十七年的山村，告别了我爹，告别了弟弟们，告别了那里的父老乡亲，跟随王修业叔叔，踏上了回家的路途。那年我十七岁。

不能忘却的嘱咐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转眼离开城南庄五十多年了，我已经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奶奶，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渐渐地淡忘了，唯有临别时爹的嘱咐，我一直牢记在心。几十年来，“不忘记，不变心”这几个字会常常在我耳畔响起，提醒我要知恩图报，不能忘本。

上学时，一到寒暑假，我就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要回城南庄，尽管交通不便，历尽艰辛，我也一定要回去。

当兵后，第一个月的津贴费是六块钱，我拿出其中的两块寄了回去。我提干后，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五十二元。我首先想到的是回乡去看望爹。我怀揣上这五十二元工资和平时积攒的全部积蓄，兴冲冲地回到了城南庄。在扣除路费之后，剩余的钱全部交给了爹，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一份儿孝心。逢年过节，我也都会给爹寄钱。特别是爹晚年的时候，我和我妈妈都给他寄钱，补贴他的生活。

工作期间，我会隔三差五回去探亲。我还曾接爹到我所在的部队小住，给他老人家床前尽孝。在周围人的眼中，我们和亲生父女没什么两样。

退休之后，每隔几年我就要回城南庄探亲一次。虽然爹已不在，但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一草一木，和弟弟们共话当年，与乡亲们同忆往事，这些都会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

我和魏家的关系已延续到了第四代，我和两个弟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彼此有困难时，都会互相帮助。我爹的重孙女和我的孙女儿是要好的朋友，一有机会就会凑到一起玩耍。

如今，我已年近古稀，岁月并没有磨去我对胭脂河的记忆，她是我心中永远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