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影小考：中外人士在山西的早期摄影活动

苏珊·桑塔格曾说：“照片不仅是一个图像，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阐释。它还是一种踪迹，是直接从现实摹印下来的某种东西，犹如一个脚印......”摄影术是19世纪人类重大的发明之一。摄影术不仅使人的视觉得以延伸，同时也让瞬间成为永恒。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的状态。1839年诞生于欧洲的摄影术，随着西方商人、传教士、士兵、外交家以及摄影师的到来迅速传入中国。此后的几十年间，各个通商口岸的西方摄影师所经营的照相馆，加之生生不息的中国本土照相馆，以及流动旅行摄影师拍摄的通商口岸，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视觉文本，也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摄影史话。

山西作为内陆省份，并不具备摄影术优先传入的先天条件，相关论著较少，资料匮乏，涉及的研究不尽全面。就职于山西省摄影家协会的青年学者刘昊尝试通过多方史料挖掘，以山西官员、商人以及西方传教士、学者等代表的摄影活动收集整理为例，探究了晚清以降摄影术在山西传播的途径以及其对中国摄影史的影响。（本文发表于《中国摄影报》2021年第7期）

The South Gate（Inner）of Lu-An city，Closed Against Us.〈山西老照片〉

晋影小考：

中外人士在山西的早期摄影活动

文/刘昊

19世纪是照相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1827年，法国的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在感光材料上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但成像不太清晰。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真正的照相机，照相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普及。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后外国人的活动区域不仅限于沿海开放口岸，更多的前往内地，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在这一时期，摄影技术快速发展，柯达等公司推出廉价便携相机，大批西方传教士和外国学者深入山西，通过他们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当时山西的面貌。

20世纪20年代，摄影术进入成熟期，中国学者逐渐通过摄影这一媒介，快捷的记录并服务于自身擅长的领域，他们在山西地区开展相关摄影活动，通过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观察和记录，对山西的文物保护、民俗研究等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Frontispice (Taken just before the Flight,March,1900.)〈山西老照片〉

西方传教士对山西的影像记录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获准进入中国传教，他们在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在传播包括摄影术在内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西方传教士对山西的影像记录主要集中在通过庚子赔款建立的学校和医院周边地区。其中相关影像资料留存较多的有：

1877年，山西地区出现“丁戊奇荒”，传教士李提摩太被派往山西进行赈灾活动。在赈灾的同时，李提摩太每个月都要应官员和学者们的要求做一次演讲，演讲的内容包括光的奇迹(幻灯机和照相机)。他的演讲得到了山西省内官员的认可，甚至有些官员准备筹集资金建设学校，专门教授现代科学知识。

1882年，李提摩太应山西巡抚张之洞之邀，对太原地形进行照相勘测，为预防将来的洪水泛滥提出建议。

1902年由李提摩太创办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

1907年，美国基督教会所属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 Ohio) 委托孔祥熙， 在太谷创办铭贤学堂；

1910年，美国传教士万德生在汾阳开办汾州医院；

1915年在汾阳由华北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铭义中学等，均有相关影像资料留存。

定性分析实验室/电解沉积分析用配电盘和装置山西大学化学系新常富

伴随着学校、医院的建立，西方传教士往往会带来摄影器材对相关活动进行记录，或用于拍摄合照。山西大学的相关影像资料多由传教士新常富【原名埃里克·托尔斯滕·尼斯特勒姆(Erik Torsten Nys-trom) ， 瑞典地质学家、教授和作家】所拍摄。1912年，他发表的论文《山西煤炭和矿产资源调查》，不但用影像记录了山西大学堂实验室内部，而且记录下他带领学生考察的过程中看到的山西。

1913年，新常富率领山西大学堂的田径代表队前往北京参加首届华北运动会，并用相机拍下了运动会的一些珍贵镜头，这些都记录在由他编著的《Det ny aKina(瑞典语直译为“新中国”)》中。

1929年出版的《铭贤学堂廿周年纪念刊》，刊载了大量影像资料，时间跨度近30年，详细记载了铭贤学堂成立以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在传教士较为集中的汾阳，除了汾阳医院相关影像资料外，威廉·罗克韦尔李德(William Rockwell Leete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908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1年前往华北一带任职)，用他手中的相机和独特的视角，在汾阳的街头巷尾拍摄了大量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的热爱。摄影师比尔·摩斯(Bill Morse) 曾这样评价他的外祖父：“传教士通常会说他们将改变其他国家，但对他而言，情况恰恰相反。”由于长期在中国生活，传教士们逐渐接受中国文化，甚至融入中国。

欧柏林大学档案馆馆藏山西老照片

外国学者对山西的影像记录

进入20世纪，摄影更成为记录的主要手段，外国学者逐渐取代传教士，成为通过影像记录中国的主体。他们通过旅行、探险、考古等名义来到山西，拍摄了大量近代山西的影像资料，并将这些影像资料归集、整理、出版成论文集或画册，向西方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山西。其中，云冈石窟和五台山是这些影像资料中出现最多的内容。

1922年，日本佛教美术学者关野忠太在中国开始了长达3年的海外游学。其中对大同云冈石窟的“发现”，可谓此次考察的最大收获。他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寻访，找到了这一湮没已久的艺术宝库，并公之于众，轰动一时。他1931年整理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中，更加详细地介绍了云冈石窟和太原的天龙山石窟。

1902年3月，日本建筑学家伊东贞、常盘大定、田中俊逸和外村太治郎详细调查了山西天龙山石窟，不但对石窟作了编号工作，还出版了《天龙山石窟》，发表天龙山石窟照片80余幅，这些照片由摄影师平田饶摄制。

日本学者对石窟“发现”的同时也引来了他们国家的文物强盗，山中定次郎就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位。他于1924年和1926年两次“考察”天龙山石窟，指使山中商会盗凿和贩售天龙山石窟造像，这给天龙山石窟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成为中国现存破坏最严重的石窟。

在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之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1907至1908年间，对云冈石窟和五台山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记录。现存沙畹拍摄的云冈石窟作品78幅，五台山作品16幅，均收录在《北中国考古图录》中。

欧柏林大学档案馆馆藏山西老照片

1908年9月，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 带领一支36人的探险考察队从太原出发，穿过山西直到甘肃兰州，试图为没有记录的中国西北地区绘制第一幅准确的地图，并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考察队的摄影师是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Sowerby Arthur de Carle) ， 他通过相机详细记录此次探险考察之旅，并在1912年出版了《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ThroughShen-kan：the account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1909) ， 书中包含60余幅照片和彩色绘画。

苏柯仁是一位和山西颇有渊源的学者，他出生于山西太原，能熟练运用山陕地区方言进行交流，1905至1916年间，他经常在山西、陕西、东北三省以及蒙古等地采集自然标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定居上海，除为不列颠博物馆在华采集标本之外，1923年创办了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社(TheChinaJou mal ofScience and Arts， 后改为《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mal) ， 1925年出版《ANaturalists Note-book in China》(《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的笔记》)。他曾几次连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干事和会长。苏柯仁对华人及华人学者保持着尊重态度，甚至是一种着迷和敬仰的态度。其中他对五台山僧人的拍摄最能体现出这种心境，照片中僧人的笑容是那么天真，同绝大多数西方摄影师拍摄的面无表情甚至略显麻木的中国僧人有着天壤之别。

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 mann) ， 德国建筑师， 于1906至1909年穿越12个省区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全面考察，拍下了数千张古代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代表各地风情的民居等极其珍贵的照片，是第一位全面考察中国古建筑的德国建筑师。他在山西留下足迹的地区有五台山、太原、临汾和运城等地。

1909年，美国地质学家TC·张伯伦(Chamberlin， Thomas Ch row-der， 毕业于贝洛伊特学院， 曾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到广东、四川、河北、山西、北京等地旅行考察，并拍摄了大量旅途照片。山西地区的照片主要集中在太原地区。外国学者更多呈现的依然是同时代外国摄影师对中国的模式化塑造和想象，想要真正反映中国的原貌，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才足够了解。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Mission Compound there Was a Small Door in the Wall.<山西老照片>

山西籍官员对摄影术传播对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员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甚至要求“全盘西化”。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摄影术的发明仅早于鸦片战争一年，属于应用科技的一种，在当时属于新事物。

处于接触西方事物前沿的广东，“中国近代科学先驱”邹伯奇于1844年制成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开创了中国人研究摄影的先河。这一年，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山西五台人徐继畲，在厦门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进行了历史性对话。在为丁良的《格物入门》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余顷待罪闽中，因公至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广见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余暇辙引与长谈于泰西各国古今形势，粗知大略至格物之学，未暇及也。”通过与雅裨理的长谈，徐继畲用5年的时间校对并出版了《瀛环志略》，书中对西方各国科技、地理、人文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1856至1865年在山西期间，徐继畲被平遥超山书院董事会特聘为书院山长，传授自身所学。在担任平遥超山书院山长的10年间，他的学生不仅有平遥城内的稚童，还有旁边祁县乃至更加遥远的湖南慕名而来的学子。

1867年，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在主持超山书院和同文馆期间，他都秉持了新学“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办学思想。1868年，丁韪良编写《格物入门》，其中卷三“火学”中“论照画”“其法渐精”“照画传真”等小节中都介绍到摄影术。徐继畲在为其作的序中写道：“冠西学问渊博，无所不通，著《格物入门》一书，属余为序。余受而读之，皆闻所未闻，且一一可以见之实事。”如序中所写，《格物入门》中所描述的事物，徐继畲全部没有听说过，很可能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后面又写道，所描述的事物全部都见到了，当然包括摄影术。

当时正是“火棉胶摄影法”流行的时期，与徐继畲交好的雅裨理、丁韪良以及山西巡抚沈桂芬等人均有清晰的肖像照留存，遗憾的是他本人并没有留下照片。雅裨理在1846年不幸去世，可以推测出徐继畲在1844年与其会面时或许就已经知晓摄影术方面的知识。

徐继畲应是山西人中较早接触到摄影术的，他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在担任平遥超山书院山长期间，传播西学和摄影术方面仍需进一步考证，但仍可以断定，在摄影术方面，通过有影响的山西官员的传播，山西虽然是内陆省份，但并不闭塞，是较早接触摄影的北方省份。

杨昉在北京的居所，摄影/木刻版画。

山西籍商人对摄影术传播对影响

清末晋商遍布世界各地，欧洲、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都有晋商票号。山西商人同外界的联系比较紧密，可以较早接触到一些新的技术，杨昉就是其中一位。

杨昉，字少初，号朗山，山西灵石县张家庄人，家境富裕，早年有过留洋经历，喜爱西学尤其是摄影术，因其在京城中多结交晋籍名人和西方来华人士。杨昉在京城中关于摄影的记录最早见于咸丰九年(1859年)，为冯志沂拍摄小像。咸丰十一年，为其舅父何庆澜拍摄小像。同治十一年(1872年)分别于二月二十五和三月初八为董文焕、杜澍田和周寿昌拍摄小像。1872年，董文焕在日记中写道：“二月二十五日，午刻，同澎田访少初，用西洋法照小像，携石州先生校刻《元遗山全集》四十卷归”，“三月初八日，午刻，荇老过，同访少初照像。”该照片是杨昉所拍摄的湿版摄影作品之一，也是其可考证的拍摄的唯一作品。杨昉在西方来华人士的最早记载出现于1866年，英国外交官米福特(A.B.Freeman-Mitford) 的信中写到：“杨昉专门开辟了一间屋子为他摄影所用，专门学习摄影艺术课程”。英国来华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就曾以杨昉在北京的庭院为代表，向西方展示了中国的房屋和生活方式。

杨昉的摄影活动多记录在19世纪60至70年代，他的手稿《朗山杂记》中记载着大量摄影情形、摄影技术等，主要集中在湿版摄影法，干版摄影法也有记载，但是大多来自《脱影奇观》。通过对他手稿的研究发现，杨昉在摄影技术和理论上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创新。1880年，杨昉回到灵石，为家乡带回西法、西器、西药，“人皆惊异之”，他的照相机转给当地的梁静庵，梁氏在灵石开设第一家照相馆“别有洞天”。

杨昉对于摄影术在中国以及山西的传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北京期间，他以商人的身份，通过摄影术搭建山西官员和西方人士交流的桥梁，极大促进了摄影术的传播；二是回乡后让他所在地区的人们率先接触到摄影术，为之后山西地区照相馆行业的兴起打下基础；三是他本人不局限于摄影术的掌握，更致力于摄影术的创新和摄影理论的研究，他的成就可以代表早期中国摄影的水平。

欧柏林大学馆藏<山西老照片>

中国学者对山西的影像记录

清末记载于史料的，国内学者对山西较大规模的考察和记录几乎为空白。民国初期，随着摄影技术的成熟，以及较为稳定的社会背景，国人自己记录中国成为可能，一批知名学者来到山西，用中国人自己的视角，通过手中的相机，发现山西、观察山西、记录山西。1919年出版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书》是山西省有记载的最早通过摄影技术，以图片配以文字说明并集结成册的出版物，记录了发生于1917年底至1918年的疫情在山西得到彻底控制的历史。

1924年，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摄影家陈万里从北京大学来到太原。从太原一路南下，过小店、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侯马、闻喜、永济、芮城等山西省诸县，从风陵渡过黄河出晋，穿陕甘抵达敦煌。他把沿途的古建、民俗、方音、市招、戏曲、神祇、唱本、志乘及各色人物，悉数收入笔端，成《西行日记》而出版。陈万里笔下，正如顾颉刚所言，“记出从来在书本上看不见的东西!”遗憾的是《西行日记》由于出版经费和印刷技术的限制，并未印制陈万里的摄影作品。更加遗憾的是陈万里在山西地区的影像记录并没有流传下来，他在厦门大学编撰的《云岗石窟小纪》和《云冈石窟写真集》等如今已不知何处去寻。

陈万里一生致力于中国文物的保护，关于太原天龙山石窟，他本人虽未曾提及，但他的好友顾颉刚1926年在《西行日记》序言中，代他对毁坏之严重情形作了申斥：“三年前，我和万里同游太原天龙山，那时北齐的造像还是很完整的。去年听说运到北京来出卖的‘佛头'已经很多了，山上的石像几乎没有一个不残缺了。千数百年前的艺术作品，因向来不注意之故得完保于土封尘霾之中；到今日一注意之后，它的毁坏的厄运反而临头了。发见之日即淇灭之期，这是多么可以痛心的一件事!”这同前文所提到的山中定次郎盗取石窟头像的时间完全吻合，至此之后，天龙山石窟成为无头石窟，再也找不出一尊完整造像。

天龙山石窟.外村太治郎，1922年<山西老照片>

1925年张元济等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五台山》面向世界流通发行，较好地宣传和展示了山西。1934年出版的《中华画报》列出专题，对云冈石窟进行详细介绍。

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质建筑，要看只能到日本。日本人的这番话极大地刺激了建筑大师梁思成，他始终相信国内肯定还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带着这样的信念，1933至1937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带领中国营造学社一批骨干4次到山西寻访唐代建筑。

1933年9月4日，梁氏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刘敦桢、莫宗江等一起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上车，经张家口到了山西大同。他们此行相继考察了华严寺、善化寺、大同古城、云冈石窟、应县木塔，虽未发现唐建，但却意外让世人第一次认知了应县木塔。应县木塔在当时虽然被冠以“华北四宝”，但是没有任何影像资料和相关数据对其进行介绍。正是在应县，梁思成和他的同事莫宗江紧张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完成对应县木塔的第一次测量并记录大量影像资料。梁思成盛赞“这塔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应县木塔能有今天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梁思成先生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7年6月，梁氏夫妇第4次踏足山西，发现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正殿即东大殿，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成为他们考察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期。

云冈石窟，欧柏林大学馆藏<山西老照片>

云冈石窟<山西老照片>

云冈石窟，常盘大定著.龙吟社1942年版<山西老照片>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对山西的拍摄，主观上已不再是简单的“猎奇”，但其立场和出发点依旧是为了服务宗教和其所在的国家，是用来满足其国民对东方文化的想象。客观上，他们通过大量公开发表的影像资料，逐渐转变了国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荒蛮”的认知，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投身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摄影术也在山西地区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由于山西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和大量的古建筑遗址，同时山西也是前往西北的交通要道，所以山西成为外国学者前来进行考察、探险的必经之地。随着技术的发展，摄影已成为一种必不可缺的记录媒介和观看手段，外国学者在考察和探险的过程中，留下大量记录山西的专题性的影像资料，这些对近代山西地区自然地理、社会习俗和建筑遗产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影像资料的广泛传播和当时国内极低的文物保护意识，也给文物强盗带来了“机会”，大量山西的文物流散在世界各地，一些文物遗址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中国学者通过摄影对山西进行专题的记录，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显著，逐渐改变了影像资料传播过程中外国人作为主体的局面，中国的面貌从此在中国人的带领下进行观看。

原标题：《晋影小考：中外人士在山西的早期摄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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