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辰宇|纪念斯通老师:“如果我在那里死去”

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候选人 涂辰宇

2021-01-26 11: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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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斯通教授

唐纳德·斯通教授

 讲座上的斯通教授

讲座上的斯通教授

唐纳德·斯通(Donald David Stone,1942-2021),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专业教授、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名誉顾问,因多器官衰竭,不幸于当地时间2021年1月21日晚八时在纽约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斯通教授1942年1月17日生于美国加州,196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其著作包括《变化中的世界的小说家》(Novelists in a Changing World: Meredith, Jam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Fiction in the 1880’s)、《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浪漫主义情怀》(The Romantic Impulse in Victorian Fiction)和《与未来的沟通:对话中的阿诺德》(Communications with the Future: Matthew Arnold in Dialogue)。斯通曾执教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哈佛大学(访问教授)、纽约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1982年,他首次来到中国,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1991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再次到中国访学。在纽约市立大学荣休之后,斯通自2006年起受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授“英国小说”“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歌”“维多利亚繁盛时期:1850年代的文学”等本科、研究生课程。斯通爱好收藏,也是一位艺术史家,把用毕生积蓄购买的六百余件艺术品无偿捐献给北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举办过十三次展览、讲座。2014年,斯通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斯通老师:
您多次提起,假如自己年轻几十岁,一定改念汉学。现在您去了另一个世界,想必愿望已经实现。既然您学了汉语,我就用中文给您写信吧。您说自己内向,但也因此健谈。2018年秋——那时我是您的助教,也负责照顾您的生活——一起去上海的路上,您足足侃了六个小时,我没插上几句话,中途实在撑不住就睡着了。您倒是精力旺盛,还趁机改了两篇论文。现在,病痛的折磨刚刚结束,您得好好休息,就换我说您听吧。
上次通话时,您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记性有些不如从前了。您还记得吗?谈起弥尔顿,您总爱提起您的一个同学多年前做的梦。寂静的书房里,一位老人合上了厚厚的书,是某个没有名气的文艺复兴作家全集的第八卷,老人悠悠转过身,叹气说:“书读尽了。”老先生是您在哈佛念博士时的一位老师——著名的弥尔顿专家布什教授(Douglas Bush),他是您钦佩的先生,您在哈佛“最有学问的老师”。您和他有些相似,也提过自己把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近五十部小说全读完了的“烦恼”。布什教授是您博士资格考试的考官之一,他没有像如今的美国教授一样故弄玄虚,问您有什么理论高见,而是说:“斯通先生,你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吗?你既然很喜欢,为什么呢?”他称赞学生的论文,总是夸奖说有“同情的见解”(sympathetic insight),您也这样称赞北大的学生。您带我们读书,也同样真诚,一点不做作,偶尔炫学的时候,总不忘自嘲:“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小说我当然看过——情节想不起来了,看来是白看了。”
这话您是在故宫东华门外说的,那是2018年国庆,刚看完清初“四王”的画展。前一年的中秋我也和您参观了故宫的赵孟頫特展,那是我在北京念书的第一年,书画馆还在西边您熟悉的武英殿。穿过午门,您说:“故宫看似游客多,但一进大门都笔直往前走了,我们要看好东西得左转。”我们的学术兴趣并不相似,您把我当成朋友,是因为我们都爱好绘画。看古画展,您总是谦虚地说我给您讲解了很多,实际上往往是您在给我介绍。“四王”的风格,我并不能轻易辨识,您看不清英文标签,但总能认出哪张是王翚,哪张是王原祁;倪瓒的萧疏凄冷,王蒙的繁复稠密,您更是老远就看出来了。您最爱的是马远的《山径春行图》,还把这幅画的复制品贴在卧室的墙上,“这样醒来就能看见”。您也爱名声不大的画,比如明代周臣的《流氓图》《渔乐图》,您喜欢其中人物的生动。故宫、国博、国家美术馆、上博、清华,每次看展览,您都是滔滔不绝,懂英语的游客也偶尔围过来一起听,问我您是不是中国艺术史专家。我向您转告后,您总是满意地谦虚几句。展览见得最多的,是我们都欣赏的董其昌。我只是爱他清雅高华、博采众长、兼善诸体;您却另有一套道理,说他像法国画家塞尚一样,“以传统之名发明了现代主义”,我后来也鹦鹉学舌跟人这么说。另外,对传统的毁灭、延续,也不只是您的中国画史观。
您不但懂画,还熟悉整个中国艺术史,西方艺术更是您的专长了。作为出色的文学教授,您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文学,我略懂;艺术史,我可是专家。”2019年夏,您带我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我总怀疑您其实比他们的策展人更熟悉馆藏。您走到哪里讲到哪里,活像博物馆的无线讲解器。不只是大都会,您还熟悉弗里克博物馆、华盛顿美术馆、卢浮宫、泰特美术馆……博物馆是列不尽的,您每年冬天在北大举办的“艺术之都”讲座就是证明。您最骄傲的事情,是给北大赛克勒博物馆捐赠了六百多件艺术品,大都是您用节省下的退休金“捡漏”淘来的。十多年了,您每个秋天都在课余为赛克勒的特展奔走忙碌,一字一句地用“不听话”的旧电脑——您的电子产品总是不听使唤,记得您还写了《双手机记》(“A Tale of Two Mobiles”)和《老唐现在没有手机了》(“Donald Is Now Without Cellphone”)——写下展品的说明,后来终于换上新电脑了,现在却用不上了。您常常带病工作,记得您在信里说:
课上的学生们八成没有注意,我今天实在太累了,一直顶着病(鼻塞、溢泪、喉咙痛等等)。在博物馆待了两个小时,摄影团队一路追着我拍,然后我又逃回公寓去(摄影团队也拍我怎么走回去)。刚才我收到了导演担心的邮件,他注意到我今天看起来很累,说如果我要去买东西,他可以帮助开车载我一程。我明早还是得走路去五道口做每周的采购,然后去家乐福买三十二盒巧克力,送给所有帮忙设展的人(我每年都这样做)。回来之后,我打算一直休息到展览开幕。我冰箱有一盒从食堂打的汤,这样明天就不用大冷天出门吃晚饭了。
这是2017年的邮件,那时您也已经快七十六岁了。
每年的大展都是北大的盛事,报道的记者很多,您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的收藏生涯。当然,您也苦于接连不断的采访,为荣誉(您最难拒斥的诱惑)所累;2018年的冬天,您作为外国专家受邀赴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几乎是“舟车劳顿”,回来已是深夜,您也疲惫不堪,悔不该去。不过我知道,您对艺术的爱、给世界各地博物馆的捐赠,都是无私的,和虚荣无关。2019年冬,一位好友在北大参观赛克勒博物馆,正见您一个人拎着袋子、背着大包、驼着背,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捐赠的展品,他拍下了那一幕给我发来,那一刻的真实很动人。那天您是路过博物馆去看看,正准备到畅春园请以前的学生们(现在也当老师了)吃饭,袋子和包里一定是您给他们的孩子们精心挑选的礼物。您对我们慷慨,自己却很节约。从中关新园回来,我总会在您那儿“顺”点东西,或是小说,或是书画图册,或是您最爱的五道口枣糕。您总担心做助教的同学工资不够花。用您额外补贴的钱买了空气加湿器给您,您却觉得我们是自掏腰包。您自己买瓶矿泉水却会为了便宜五毛钱而绕远路,衣服、行李箱也总是修修补补。初来美国时,我借住在您的公寓,看到您冰箱的沙拉变质了却不舍得扔,只撕掉坏了的边角,添补一些新鲜的黄瓜、菜叶,第二天继续吃,还笑自己是“吝啬鬼”,而满屋的艺术品、藏书,却都大方地许给了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我说您身体很好,不用担心遗嘱、捐赠等身后事,您却总把所有事情都当作最后一次来珍惜。
2018年冬,统计本科生的期末分数,您翻着记载历年成绩的笔记本说:“明年本子就要用完了,这大概预示着什么。”我没有接茬,只是撇开话题。后来中美之间几乎断航,2019年果然成了您最后一次回到北大。2020年初,您激动地说要带我参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您的母校哈佛,没过多久却说总觉得累,可能去不了了,我开始有些担心。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后,容易焦虑的您,却变得乐观镇静,津津有味地重读起了《十日谈》,自己身处水深火热的纽约,却安慰起在罗德岛的我来。我给您寄去抢购的口罩,您收到后说这样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还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调侃疫情下的隔离:“修女不嫌道院房舍狭小。”(Nuns fret not at their convent’s narrow room.)
5月时,很久没收到您的微信和邮件,问了您的老友罗伊,才知道您走路摔伤了脊椎,瘫痪在床。病情稳定后,与您通话两次,您有些糊涂了,电话打了十多分钟,又问我:“你是辰宇,对吧?”第二次通话时,护士没有给您扶着听筒,电话掉在了地上,您只能急促地高喊呼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无奈的呼喊声撕心裂肺,我在电话这头,举着手机,淌起了眼泪。很久都没有人帮您捡起听筒:“你好!你好!你好!我在接一个中国打来的电话。你好!你好!你好!我在接一个中国打来的电话……”刚打通电话时,我说了我在美国,没法回到国内,您也听明白了,可您心里念着的还是中国,还是北大的学生、赛克勒博物馆的朋友。那次通话时,您说以后可能就终生瘫痪了,但是“因为中国,我有了精彩的一生”,现在只需“一天一天地过,把每次醒来都当作福”。后来您病情恶化,转院频繁,疫情期间无法探视,也联系不上您。我经历了疫情等的打击,才体会为什么您总防备着无常,也总想起您5月时分享给我的摘自《纽约客》的照片:病人卧床,墙上挂着莫奈的画。您用美国诗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红色手推车》来解说:她的生命全维系在那幅画上了。可惜您在病床上,没有喜爱的画在身边。
您是爱诗的,曾提起虽然后来专攻十九世纪文学,但念博士时考虑过研究十七世纪抒情诗。微信往来间,英诗名句您总是脱口而出;调侃禁足在家,您说:“石墙并不造就监狱”(Richard Lovelace, “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天气恶劣就坐下看我的书”(Thomas Wyatt, “And in foul weather at my book to sit”)。我提起要做关于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报告,您也翻出1962年出版的法文诗选《如果我在那里死去》(Si je mouraislà-bas)来读。您知道的,选集标题里这首诗作于1915年1月末,写一战士兵普遍的焦虑——害怕死后被忘却;诗人假想自己化成了“活在一切事物里的被遗忘的记忆”(Souvenir oublié vivant dans toutes choses)。您说自己念到末句时哽咽了:
哦,我的唯一挚爱,我的痴狂
Ô mon unique amour et ma grande folie

诗人在战争中负伤,恢复后又染上“西班牙流感”,于1918年去世。您最后的日子里的痛苦,也和肆虐的疫情有关。我也大概能猜想,您的“挚爱”和“痴狂”是什么,您曾说“我希望我被火葬,骨灰撒在北大校园里”(I wish to be cremated and the ashes dropped on the Beida campus),那里有“世界上最好的英文系”和“地球上最好的学生”。
“小友” 辰宇
又及,以前看书里说,咱们学院已故的梵文学者金克木先生特别能讲,学生来看望他后出门准备走了,他还能“一手把着门”,站着说上半小时。这不就是您吗?右手扶着401公寓门把手,挥左手道别,却又总提起新的话题;为了说得尽兴,还常送我到楼下,把着7号单元门接着聊;有时干脆陪我走到中关村大街的天桥边,站在路口再说一会儿。我总是找机会打断您,让您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下次再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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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唐纳德·斯通,北京大学英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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