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韩茂莉谈中国地名大会：在地名万花筒中感受家国情怀

“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是中国地名大会彰显的核心，本着这样的宗旨，“中国地名大会”成功举办了第一季，又拉开了第二季的大幕。我们观看中国地名大会，在地名万花筒中，也感受到满满的家国情怀。

地名是一种文化，地名的起源与人类的语言、生产、社会活动同步，人走到哪里，地名便会出现在哪里，并成为一个地方的标识。无论往古还是今天，地名驻留在大地上，成为一方百姓的记忆，也见证了一方民生。全国的地名汇合在一起，则成就了一部恢弘的长卷。仔细推敲，地名长卷中不仅有文化，有历史，更有多彩的民生与一段段难忘往事。

一个地方获得名称，最初都属偶然且随意，比如辽沈战役中俘虏廖耀湘之地胡家窝棚，应是最初迁入此地的内地胡姓移民，临时搭起的暂居之所，并由此成为地名，这样的地名偶然且随意。可以想见晚清时期的东北大地，地广人稀，每一座窝棚都会成为一处标识，于是翻开地图我们会看到许多被称为某某窝棚的地名。至于张家庄、李家村、何家屯、刘家营，这是乡间最通常的地名，地名的缘由或是与当地始迁者的姓氏有关，或属于本村的大姓，这类地名的形成同样具有随意性。喜好京剧的朋友都知道《三岔口》这出戏，故事发生在三岔口，其实现实中以三岔口作为地名的地方真不少，粗粗看来黑龙江、北京、新疆、河北、内蒙古、湖北等都有三岔口。三岔口即三条路的分岔之处，特征鲜明而自然，用于地名简单明了，这样的地名也具有随意性。

此外，还存在大量具有地理指示性的地名，《达坂城的姑娘》这是一首维吾尔族民歌，“达坂”，维语中有“风口”“山口”的意思。新疆地名吉木萨尔，蒙语意为“沙砾滩河”。再如湟源、泾源、孟津、天津、湖口等，都具有地理指示性特征，湟源、泾源都属于河流的源头所在，而孟津、天津则位于渡口，湖口处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故由此得名。这类地名不仅标识了一个地方，而且都具有地理指示性特征，透过地名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地理信息，有的信息今天依旧具有意义，有的则成为研究过去环境变化的依据，比如济南，原本位于济水南岸，但由于历代黄河改道与泥沙淤积，将济水湮废，这条河流不存在了，地名却见证了曾经的一切。

其实，随意性、偶然性并不是所有地名的特点，将人们的意愿包含在地名之内，是大多地名命名的特点。如淮安、泰安、雅安、惠安、吉安、西安这类有“安”字的地名，含有人们对安定生活的祈祝；镇海、镇江、宁陕、南宁等地名，充满了人们期盼平定因自然或社会带来殃祸的心愿。中国漫长的历史，地名中也会嵌入各种信息，吴堡、土木堡、十里堡这类带有“堡”字的地名，往往是元代以来国家主要交通道路沿线，军事驿站——急递铺的设置地点，用在地名“堡”与“铺”相通，都应读作pu，但凡到过这些地方，都会令人想到当年飞驰而过的驿马。灯市口、珠市口、鱼市口这类地名，往往是某种商品的集中销售区，每个地名都有一段繁华。

将文化注入地名可以出现在任何时代，陕西凤翔县的得名，据说源于春秋时期的故事，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善于吹笛，引来善于吹箫的华山隐士萧史，知音相遇，双双乘龙跨凤腾空而去，唐时取此故事之意而有凤翔县得名。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以往称为祥符县，这一地名的由来有一千多年了。那是北宋真宗时期，皇帝声称神仙托梦于他，天将降祥符于宫中，于是次日清晨臣下果然在宫殿屋顶鸱吻上看到黄色祥符。为了纪念这件祥瑞大事，真宗下令将浚仪县改名为祥符县。历史学界均认为这是由宋真宗亲自导演的一场闹剧，但闹剧终了，却为河南留下一个地名。

“从地名看文化”，地名中不仅含有文化，也将历史中让人们难以忘怀的英雄留在地名中，远的不说，山西的左权县为纪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左权将军，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都是抗日爱国将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都有张自忠路，张自忠将军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参与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都是七七事变后,为守卫北平而牺牲的爱国将领，因此北京有赵登禹路、佟麟阁路。黑龙江的尚志县、吉林的靖宇县则因抗联英雄赵尚志、杨靖宇而命名。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华儿女不分党派共赴国难，不仅为历史书写了悲壮的一页，也留在后世的记忆中，因他们而命名的地名，就是后人追念他们以及那段历史的一种方式。

人类立足在大地上，从往古到今天，从寻常小事到感天动地的伟业，都落实在各个地名之中。因此地名不仅是一地的标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还有与大地共存的人与事。

西藏“江孜”被称为“英雄城”，那段历史发生在1904年。从19世纪晚期英国人一直觊觎西藏，1904年3000名英军，在荣赫鹏、麦克唐纳率领下，从亚东、帕里一线发动对西藏的大规模入侵，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1000名藏军阻截，经过几番英勇奋战退守江孜。7月5日，英军凭借新式火器对坚守在江孜宗山的军民开始发动总攻，军民凭借原始的大刀、长矛、石头和土枪、土炮死守城堡，坚持了8个月之久。山上弹尽粮绝，守军与攻上宗山的英军展开肉搏，直至跳崖牺牲。江孜从此以“英雄城”而闻名。如今，我们来到江孜宗山之下，仍然能感觉到一百多年那片战火硝烟。电影《红河谷》就是取材于江孜保卫战，抵御外辱是中国各族人民千百年来不懈的努力。

四川松潘县川主寺镇，是个不大的小镇，耸立在这里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告诉我们一段难忘的历史。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两大主力再过草地后，10月秋高气爽之时，红一、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会师了；10月下旬红一、二方面军又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红军完成了以长征为标识的战略大转移，从此走向抗战前线。1985年，中共中央为纪念红军长征伟绩，弘扬“长征精神”，决定在四川雪山草地修建一座纪念碑。这是一座纪念长征的“总碑”，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从松潘一带翻过雪山，跨过草地，建在川主寺镇的红军长征纪念碑耸立在元宝山顶，从山下到山顶，需要跨越609级台阶，象征红军长征经过的609次战役；纪念碑碑座为汉白玉，寓意红军翻雪山的艰难经历；碑身为亚金铜贴面的三角立柱体，象征三大红军主力；碑顶一位红军战士双手高举，一手持花，一手持枪，寓意红军长征的胜利。一座红军长征纪念碑，为川主寺镇留下了永久的红色记忆。

第二季“中国地名大会”提到四行仓库保卫战，这是发生于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震撼人心的保卫战。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八百壮士”，奉命由五二四团团副中校谢晋元与营长陆军少校杨瑞符作为最高长官坚守四行仓库。四行仓库是一座位于苏州河北岸，由交通银行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于1931年建成的联合仓库，它是当时闸北一带最高大的建筑物。“八百壮士”的对手，是后来造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亲自指挥的日本王牌军第三师团。“八百壮士”抵住了日军的多番进攻，血染闸北，成为抗战史上的壮举。2020年电影大片《八佰》展现的就是这一场景。

黑龙江有个铁路小站叫东方红，这个地名与歌曲《东方红》并无关联，却是“北大荒”农垦铁路的一个站点，位于黑龙江东端的三江平原是“北大荒”的主体。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的号召下，一批解放军来到这里，拉动了荒原“第一把犁”，从此“北大荒”不再沉睡。此后14万转业复员官兵、1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内地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当年的荒原变成被称为“中国饭碗”的粮仓，不仅成为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和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而且400多万亩耕地每年粮食产量能超400亿斤，累计为国家提供商品粮超过6000亿斤。“北大荒”垦荒，是那个时代共和国建设者梦开始的地方，“东方红”站就是伴随“北大荒”的开发，建在密东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密东农垦铁路线应“北大荒”建设需要铺设而成，并设有密山、裴德、杨岗、虎林、迎春等15个车站。1962年春，这段铁路上的最后一个车站建成了，“北大荒”的建设者请王震将军为车站取名，将军为此站定名为东方红站，取意全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又象征着曙光和希望。今天能够想起“北大荒”这块土地的，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但“东方红”这象征曙光与希望的地名却留在中国大地上。

每个地方都有地名，地名不仅含有文化，所有的地名连缀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国家。地名遍布祖国各地，也许是一座城市，一条街道，一个村庄，一片牧场，一处哨所，每个地名所在的那方土地都生活着一方人，他们用自己的生活创造历史，也营造了自己的文化。地名大会不是简单的知识竞赛，“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既彰显地名的文化内涵，又饱含家国情怀，地名是一部中国大历史，也是一篇抒情长诗。

（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地名大会》第二季点评嘉宾）

（原标题为《从地名看文化  从文化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