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记忆中……为素昧平生者哭泣与呼唤

《记忆记忆》，[俄]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著，李春雨译，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大方，2020年11月版，432页，78.00元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是俄罗斯当代著名诗人和知名的出版媒体人，她的《记忆记忆》（原作出版于2017年，李春雨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11月）在文学诗性和历史智性方面的杰出创造使她成为历史叙事的杰出写作者。“记忆记忆”这个书名听起来有点特别，其实无非是对“记忆”的记忆，我想起的是法国1968年五月的一条著名口号“想象想象”，同样的口吻和语法。

全书沿着两条主线延伸。首先是她的犹太家族史：太姥姥投身1905年俄国革命，后来留学法国；外祖父的姨弟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牺牲；祖父参加过苏联别动队、苏联红军，1938年险遭党内清洗；父亲曾参与六十年代苏联秘密航天器的研发；1991年父母移民德国，作者自己却留了下来……家族史与大历史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另一条则是对“记忆”的历史哲学思考和美学审视，连接了旧的城市、建筑、旧物、书籍文献，以及桑塔格、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等著名哲人文士，是以“记忆”的名义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度探测和批判性反思。

作者在“中文版序”中谈了该书的缘起、体裁和内容。这本书写了一辈子，至少从孩提时代便开始构思。它既是一部家族纪事，同时又是一部讲述俄罗斯历史的小说，一部关于记忆的随笔集，还类似于某种旅行见闻录，一次对于族人曾经居住或游历之地的寻根之旅。无限绵延的空间，旷野过后仍是旷野，道路尽头仍是道路。“我之所以踏上这条旅途，只为寻找答案，试着逆流而上，打破头脑中业已固化的关于自我及家族的印象。”（第2页）这是一次在时间与空间上关于家族与国族的溯流探险，是在文学、历史和哲学等视域中围绕“记忆”展开的深度探索。

斯捷潘诺娃曾经非常失望于家族成员的庸常职业：工程师、图书管理员、医生、会计，全都是平凡无奇的人生，不仅没有出现过大人物，就连任何快活或者冒险的气息都无从期待。“较之于那些在历史舞台上牢牢站稳脚跟的人物，那些仅仅拥有相册和新年明信片的过客似乎注定被遗忘。就连我自己都快记不得了。在未知的、含混的、被掩盖的一切中间，我曾经对于自我家族的以下几点确信不疑：我们家族中没有人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牺牲。/ 没有人遭受镇压。/ 没有人死于屠犹。/ 没有人被杀。/ 亦没有杀人者。但上面的好几项突然变得布满疑团，甚至干脆是非真实的。”(289页) 家族历史中最令她感兴趣的是十月革命后的十到十五年，生活中各种事务的进程骤然减速，跌跌撞撞地换到了新的轨道。她的曾祖父母辈死的死、移民的移民、迁居的迁居；很少写信，没有记日记，保留下来的照片也仅能展示出那个时代最边缘的画面。无论书信，还是家庭藏书——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文集，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的诗集——都无法让人从中拼凑起支持苏联或反苏联的拼贴画。

作者当然非常了解“记忆”在当代公共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和发展景观，正是在这基础上展开她自己关于“记忆”的思辨：“记忆，连同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谬误及偏差，摇身一变成了新时代的女神，新的全球崇拜的宽阔河槽。过往变成了怀旧的对象，政治投机的基础，但更首要的——变成了公共领域，数十万人命运及希望的交汇之地。在这一强大潮流之下实则暗流汹涌，须知在某种意义上，如何记忆过往——自我的，遑论他者的——全凭我们自己决定：一千个人回首，便有一千种过往。无怪乎记忆总被拿来与务求精准的历史相对立：二者似乎都只是自我描述的手段，以便认清自我以及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但较之于历史，记忆更加魅惑，更加热辣，更加贴近肌肤，其最大的允诺，大概便是穿越过往的幻觉。一张老照片，一身祖母的连衣裙，一个奇迹般得以幸存的空香水瓶，无不给我们造成一种连续不断的印象，似乎宣告着无可争议的继承权。但这当然并非事实：我们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我们。”（第2页）记忆虽然侥幸留存以及千差万别，但是仍然能够把人们连结在一起，“让我们将彼此视为共同世界、共同谈话、共同过往及未来的一部分”。（第3页）尽管她深知记忆之缺陷甚至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可能，但是她仍然相信记忆与人性有着紧密的联系。

全书第一章从加利娅姑妈留下的日记开始谈起，从阅读满满两大包的日记本开始。斯捷潘诺娃马上想到的是苏珊·桑塔格的日记，那种个体的真实，让自我过去的任意一点都触手可及。但是姑妈的日记完全是另类的，只是每日的事务清单，“没有只言片语能够揭示此生何谓——没有自己，没有他人，只有琐碎而详尽的细节，以编年史的精确度记录着时间的脚步”。（第8页）她发现这些日记的任务就是留下关于自我外部生活的可靠证据，而真正的内部生命却完全留给自己，因此既展示一切，又隐蔽一切，立此存照。而且从姑妈对这些日记的珍惜保存中想到那些文字“于她而言其实是一纸诉状，当世界和我们读到它们时就会明白，我们对她是何等冷漠”。或者是，姑妈能够从贫乏的事件中发现某种快乐，并使之不朽。（第9页）几年过去了，这些日记仿佛也悄然老去，直到有一天斯捷潘诺娃回到她的家族出生地才又想起它们。这时她已经深陷于这个遥远的、偏僻小镇波钦基的历史遐思之中，整部书的叙事策略与冷峻的诗心与记忆史学就这样缓缓展开。

个人的记忆是一回事，让记忆进入公共叙事又是另一回事，作者对此有很自觉的认识和思辨。一方面她深感生活没有赐予她的家族被人记忆、置身于聚光灯下的机遇是不公平的，因此她必须讲述他们、让他们发声；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讲述使他们变成他者和外人。在朗西埃看来，记忆是被记忆者的纪念碑，由日用品、碎布头、碗碟、墓志铭、箱子上的图画、两个人私下签署的秘密协定等等构成，完全不同于文件化的、编年史的官方记忆。斯捷潘诺娃更把它们看作是“残缺的、无法将自我记忆串联成完整故事的遗体”，同时提出对于书写记忆的反思：“它愿意被人看见吗？就算它本身无所谓，我们有权利将其作为展览品吗？”（30页）“死者并无任何权利：其所有物连同命运纠葛均任由人随意使用。在死者故去的头几个月乃至头几年，精明强干的人们多少还不无矜持——对于那些尚未凉透的细节的兴趣还多少有所限度，哪怕是出于对生者、对逝者亲朋的尊重。但年深日久，一切法则——体面、共同生活、著作权等等便会统统失效，仿佛被洪水冲垮的堤坝。如今这比从前来得更快。死者的命运是新的金矿，素昧平生者的故事变成了小说和电影的情节，煽情或揭发的由头。死者无人保护，生者无人问责。”（284-285页）对于某些死者来说这是很残酷的命运。

玛丽安·赫希在《后记忆一代》中提出“后记忆”这一术语是基于她对大屠杀的研究，是指源自幸存者的直接经验和记忆，并必然引发某种伦理焦虑，令你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所占据的位置原本属于那些被毁灭的他者。（73页）斯捷潘诺娃的理解是：“后记忆的工作，就在于使这些机体复生，赋予其身体与声音，并按照自我经验和理解为其注入生机。”（72页）但是，“记忆是主观性的，而历史追求客观性；记忆并非基于知识，而是基于体验，比如感同身受，比如同情怜悯。从另一方面来讲，记忆的领域充斥着投射、幻想、扭曲，是将我们今天的幻影投向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后记忆将过去视为原料或者需要校勘的材料”。（74页）说到大屠杀与记忆的校勘，我想起乔治·斯坦纳的《勘误表—— 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行人出版社，台北，2007年8月初版），也是一种关于记忆的文本，但却是完全不受年代词语主宰的记忆文本。他以Errata（勘误表，正误表）作为个人回忆录的书名实在有点怪异，仿佛是对生命历程的重新校阅而能纠谬返正，赫希的“后记忆”与此颇为相通。斯坦纳在第八章专门阐述了关于恐怖、苦难和大屠杀的记忆，他说大屠杀定义了人类历史的独特性，就连说出这种罪行，也足以使语言留下伤痕（124页）。他还指出媒体传播的频率和包装很快会使人们的记忆麻木，很快适应遗忘，很快会为自己因“记忆”而产生的悲伤感到心安，甚至免除了罪恶感（125页）；总的来说，他认为很难否认二十世纪的苦难已经降低了人性的门槛，人类似乎已经变得不重要了。（127页）这样的话，光是谈论对苦难的记忆有多大用处呢？因此，首先重要的事是恢复人性、恢复人的重要性。

斯捷潘诺娃对此当然深有体会，“由于20世纪的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播撒下了无数灾难，很大一部分人都或多或少自视为幸存者，作为创伤记忆的受害者或继承者，他们往往不惜以自己的今天作为代价去唤醒这些记忆。……这在俄罗斯，这个暴力不知疲倦地循环往复的国度，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创伤连锁反应，社会由此从灾难到灾难，从战争到革命、饥荒、镇压，再到新的战争、新的镇压，也正是这个国家率先变成了记忆位移之所。对于最近一百年我们所遭遇的，众说纷纭，影影绰绰，像一层不透明纸将当下包得密不透光。”（76页）当她坐在赫尔松国立档案馆里翻阅着1920年革命委员会的那些厚厚的卷宗的时候，尽管在那些为亲人奔走哀告的、被剥夺职位和房产的、请求归还被征用的钢琴的人们中间并没有她的家族成员，但是她仍然像犯了强迫症一样将那些文件从头到尾翻看了无数遍。七十年来，这些纸页似乎还从未被任何人查阅过，那些被洗劫的乌克兰左翼社会革命党分子和前高级僧侣的面目已经难以分辨。1917-1920年间，赫尔松不断易主，情景各不相同。军队来了就绑富人的票，索要赎金，随后报纸上开始刊登枪决名单。地主、房产主、房屋出租者、自由职业者需募集两千三百万卢布用于支援红军，拒不缴纳者将被逮捕。奥地利军队入城之后，建立了脆弱的秩序，市政府的公文处理转而使用乌克兰文，体育俱乐部开始打球，“白色洋甘菊”主题日为救治结核病人筹集善款。关于祖太姥爷的命运她所获知的最后消息，是1918年2月28日留下的工厂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决定把古列维奇的私人所有财产移交给工厂所有；作为原来的工厂主，他还要为革命之后工厂的停工认错，尽管当时一无资金，二无原料。（345-346页） 

斯捷潘诺娃的祖父尼古拉·斯捷潘诺夫是家族中唯一积极投身革命的，曾经参加过苏联别动队。事情是这样的：城镇周边农村的农民们将粮食藏起来，在整个特维尔省各地都有农民反抗，政府的赤卫队为镇压而召开会议、发布决议、枪杀、活埋。农民千方百计将征粮队赶走：从阁楼里向队员打黑枪，出其不意地杀人，甚至抢粮食收集站。年仅十六岁的尼古拉加入了苏联别动队，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化组织，1922年拥有六十万名战士，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员并非职业军人。加入别动队不像参军那么麻烦，只要年满十六岁，马上就能领到一支驳壳枪。后来尼古拉对这两年间的所见所为绝口不提，每次被人问到身上的伤疤就说是被人用草叉捅的。虽然喜欢戴鸭舌帽、身穿皮夹克和军大衣的祖父怀揣着狂热的苏联梦想，但在1938年还是被指控了，周围的人突然之间不再跟他说话。他坚信自己的清白，为迎接审讯做着准备。最后是他那位当了边疆区委员会主席的亲姐姐为他求情，才以一纸调令挪了个地方作为结局。（357-363页）

信件作为个人生命中的真实记录，本来是关于“记忆”的首要史料，但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它们有时又是不真实的纪录。苏军286师994步兵团的士兵廖吉克（作者外祖父的姨弟）从前线一直在给疏散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小城的妈妈写信，但是他在信中几乎只是问候亲人，几乎每封信上都盖着一个小戳子——“已通过军事审查”。（225页）1941年秋天，在列宁格勒前线被审查毙掉的书信越来越多，战争的真实记录只能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出现。斯捷潘诺娃的父亲于1965年参与秘密航天器的研发工作，他在此期写给亲人的书信中“表现得完全像一位苏联电影里的主人公，一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快乐青年”。（284页）斯捷潘诺娃希望在她的书中引用这些信件，他不同意，他说“一切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的”；“你明白吗，我很讨厌设想，有人会读到这些信，然后想，我是这种人”。于是，“我是这样理解爸爸的：他对于自己在哈萨克斯坦的生活的汇报其实是‘虚假繁荣’，为的是让亲人高兴。在那些让我联想到流浪汉小说、奇妙历险的地方，他所记住的是脏污，是苦闷，是烂醉如泥，是世界尽头的简易板棚，是大兵们骂娘的脏话，是没完没了的偷窃。他故事中的勇敢无畏和精神振奋都是伪装出来的，但恰恰只有它们被时间保留了下来。糟糕的还不止如此：假如连这些如此翔实的亲人书信都无法充当见证，充当那块赖以恢复过去面貌的骨头碎片，那么其余一切试图从书信和手帕中重构某些事物的企图都无非是wishfulthinking，心理分析师所谓的‘意淫’”。  （285-287页）在以信札作为史料的历史研究中，这种情况虽然不是很普遍，但是在某些时期、某些生活语境也的确并不鲜见。它们中有些曾幸运地被戴上各种光环，但是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终究是要褪色的。

现代社会中可能没有什么人从未填写过表格，它是记忆的生产与固化方式，它以最郑重的官方仪式提醒和固化填写人的记忆。斯捷潘诺娃把填写表格的时代性和差异性描述得很精准：“1938年的表格要求列昂尼德·古列维奇交待自己是否在旧俄军队服过兵役，是否曾在白军服役或者在白军政府机关任职，所任何职：是否参加过国内战争，何时何地以何种身份；是否因在十月革命以前从事革命行径遭受过惩罚。还需指明最后一次党内清洗的结果。1954年的表格在以上问题之外又新增了一些：是否做过俘虏，是否当过游击队员，是否在沦陷区居住过。在每一个方框内都用蓝色墨水填了一个大大的‘否’。”（326页）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有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城内的投降主义情绪的详尽记录。谍报机关在十月平均每天报告两百到两百五十例“反苏表现”，而到了十一月，日均增至三百五十例。但是战争仍然使人们的情绪难以安定下来。1941年春天的莫斯科开始人心惶惶，刚成立的市民疏散委员会很快被一纸愤怒的评语撤销。各种权力部门都在想方设法疏散自己人，人人争先恐后地逃跑，匆忙收拾之后就徒步出城。当德国军队逼近莫斯科城外时，文艺学家艾玛·格尔施泰因没能赶上疏散列车而在街头痛哭。被扯烂的文件和各种宣传册的碎片随风飘扬，但同时我们难以想到的是“女士理发店人满为患，女顾客们在店门口排成了长龙。德国人要来了，得提前把头发做好”。（311页）这种情景恐怕是我们在战争电影中难以看到的。

记忆作为一种仪式更具有公共意义。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广场上有座不大起眼的纪念碑——“索洛维茨基之石”，是从北方的索洛维茨基群岛搬运过来的一块巨石，因为1919年在那片群岛上建起了一座早期的劳改营。在每年秋季规定的日子里，人们从各地赶来参加共同的纪念活动：每人会领到一张方形纸片，上面写着一位在被枪决者的姓名与职业，然后列队依次走到巨石前，高声报出纸片上的名字。这一活动会持续一整天。（272页）这不仅是记忆的仪式，而且更是记忆最深厚的道义伦理，是斯捷潘诺娃说的“为素昧平生者哭泣，呼唤从未谋面者的名字”。

最后回到该书的封面，看看那个背对我们站立的残缺的小白瓷人。这是作者从莫斯科古玩市场上淘来的，出产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德国某城市，原来最主要的用途是作为货物运输时的减震垫，换言之它们生来就是为了牺牲的。斯捷潘诺娃在这个瓷娃娃身上找到了这本书的结尾和它的多重寓意：首先，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其次，空白和缺陷是生存的必然伴侣；再次，只有伤痕能将我们从批量产品变成独一无二的单品，作为二十世纪集体灾难的批量产品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但是在一个下雨的傍晚，瓷娃娃掉在老屋的瓷砖地板上碎了。“原本他还好歹诠释了家族和自我历史的完整性，突然间却变成了一个讽喻：历史无法言说，任何东西都无法保存，而我，完全无法从他者过去的碎片中拼凑出自我，甚至不能将其据为己有。”（68页）因此。能够在碎裂的、有限的历史记忆中“为素昧平生者哭泣，呼唤从未谋面者的名字”，是对历史研究者最高的奖赏。

2021，2，11，零点，庚子年腊月三十，流溪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