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林︱友谊宾馆故事多——从批黑画到中国画创作组

胡桂林

2021-02-18 11: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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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宾馆老照片

友谊宾馆老照片

过去从北京西直门到颐和园有一条古道,称为西颐公路,这是清代帝后去西郊离宫,“避喧听政”必走的御道。一路上古柳垂阴,西山在望,清幽寂静,美不胜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古道旁边出现了一组新建筑群,大屋顶中国传统形式,美轮美奂,在萧疏的郊原上格外醒目。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友谊宾馆,对内称“国务院西郊招待所”。友谊宾馆是专为招待苏联专家而建的,也因此之故,后来中苏交恶,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又名为“反修宾馆”。“反修防修”是那个时代最正能量的口号,可惜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啥意思。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宾馆周边还是一派郊野风光,友谊宾馆是西郊海淀一带最宏伟的建筑。当年我家住北大,进城出城都要从这里经过,远远就能望见友谊宾馆高大的身影,人迹寥落,充满了神秘感。如今,西郊一带早已城市化,高楼林立,人烟稠密。夕阳古道也变成了车水马龙的中关村大街,已无复旧观矣。改革开放后,友谊宾馆顺应开放之风,改制为涉外饭店。我生也贫,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有机缘进入已经不那么神秘了的友谊宾馆。记得曾在宾馆内的集邮柜台,买到不少当时外面早已售缺的邮票、小型张等,现在很热门的猴票四方联就是那个时候买到的,好像总共花费不到一百元,当时被同行的朋友诧为豪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友谊宾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友谊宾馆

想不到这座友谊宾馆,还和当代美术史有过紧密关联。上世纪七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批黑画”运动,就是源自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美术口”的宾馆碰头会。在这次会议上,邵宇提出了黄永玉猫头鹰等“黑画”问题,1973年12月15日,即在友谊宾馆会议之后的二十多天,根据会议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要重视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透露出了风暴即将来临的信息。之后,一场啼笑皆非的批黑画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说友谊宾馆是“批黑画”运动的策源地,应该不为过吧。上点年纪的人,大多还能记得,所谓批黑画运动,就是美术界的文字狱。如画猫头鹰一眼睁一眼闭,就是对什么什么不满,泼墨山水就是抹黑社会主义等。烙饼上看出太极,鸡蛋里挑骨头,口诛笔伐,好是热闹一时。这些大家都熟悉,就不多说了。
当年主持友谊宾馆“批黑画”会议的高锦德,是国务院文化领导小组美术口的负责人,他高举旗帜,冲锋陷阵,以“批黑画”干将著称,有人喻之为美术界的“浩亮”,可谓风光一时。“四凶”倒台后,他被隔离审查,也许问题不大,从轻发落到中国画研究院,身份自然是从天上跌落尘埃。黄胄先生是“文革”时期美术界被彻底批倒批臭的人。此时他不计前嫌,量才为用,派高锦德负责基建工作。想不到,有人为此告发黄胄,说黄胄违反党的政策,是在“任用三种人”。后来导致黄胄先生的离职,这也是罪状之一。
高锦德是“文革”前浙江美院的高材生,绘画艺术的行家里手,曾见他为同事的小孩画油画写真,确是传神。他部队出身,据说口才极佳。我见到他时,人已经落魄,默默寡言,全不见当年“干将”的风采。世事无常,大起大落间,他更能感受世态的炎凉吧。
1977年,有一首歌曾唱遍大江南北,记得歌的开始两句,是“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那一年,美术界也有一件“喜洋洋”的大事,国务院决定正式成立中国画创作组,漫画家华君武任组长,创作组就设在友谊宾馆。
友谊宾馆门庭清幽,院内花木扶疏。从1977年12月12日到1979年6月1日,中国画创作组在友谊宾馆大约有一年半时间。当年经常出入宾馆大门来创作组的画家,多是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如李可染、刘海粟、朱屺瞻、叶浅予、吴作人、关良、蒋兆和、谢稚柳、陆俨少、亚明、黄胄、黄永玉、黎雄才、李苦禅、吴冠中、何海霞、关山月、程十发、宋文治、方济众、王雪涛、梁树年等,可谓盛极一时。此时,距离“批黑画”运动,过去也就是四年多的光景。曾经被搞得灰头土脸的老画家们,如今又被尊为国宝,请入殿堂。作品登上中南海、大会堂、国宾馆、驻外使馆等,还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春光如梦忽如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时间,友谊宾馆俨然成为中国画创作中心。
“中国画创作组”,顾名思义,就是邀请全国知名画家,完成国家交办的中国画创作任务的专门机构。中国画创作组是专为完成某项任务而设立的创作班子,任务特殊,对外不公开,加之年深日远,资料缺失,长期以来似隐似现。华君武先生曾回忆说:“中国画创作组的实际工作,其实早在1977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画家,分住在台基厂路3号、北京饭店、以及正义路4号等处,其工作也由最初的为毛主席纪念堂作画,又扩展到为外交部、首都机场及各饭店的布置陈列用画。由于住地分散,不便管理,1977年12月12日,统一都集中到友谊宾馆,包租了南工字楼的10多个房间,正式定名为中国画创作组。”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风停雨霁,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画创作组是国务院设定的,来头大,档次高。受邀来创作组的画家,吃住行实行经费包干,任务完成后,还要各回各单位。从某种角度看,创作组的设置有些类似清代的“征调供奉”的意思。时代不同了,论规模和影响力,清代的“征调供奉”只能算是小儿科了。那时候,画坛遗老、名师大家还多在世,能选入创作组画画,他们更认为是一种政治荣誉。完成规定的创作任务后,超额部分还可以得到“胜于无”的润笔之资。据说,有些有历史遗留问题的画家,受邀到创作组完成任务后,再回到原单位,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在单位受排挤被瞧不起的,也另眼相看了,因为能到国家级创作单位画画,就意味着是被国家认定的人才。如当年在陕西靠边站的何海霞先生,被创作组邀请进京搞了一段时间任务画,受到首长接见赞扬,回去后很快被落实政策,进入陕西国画院并担任了副院长。
九十年代初,我曾在中关村跳蚤市场买到一通旧信札,是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用文化部公文笺写的,觉得有些意思,保留至今。信札写道:
丁波同志:
中国画创作组经常邀请全国的国画家来组创作,为使他们也能吸收一些外国的美术作品,丰富自己,我们想购买一些你们已经进口的画册,请你多加帮助,现派副组长苏立功同志来,请面洽。谢谢。 
敬礼  
华君武80.2.8
华君武信札

华君武信札

这通信札已成为见证创作组时期的珍贵史料了。
《中国画创作组工作暂行条例》说:“中国画创作组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努力完成三大任务:(一)提供国家收藏保存的作品。(二)完成国家重点创作任务。(三)为外贸机构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增加外汇收入。”简单明了,没有时下那些假大空的废话。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说,体制内的画家,既享受体制的优越性,又捞取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画家拿着工资福利,外面炒画卖画。如今,体制里的画家要不要向国家交画,都要讨价还价,争论不休。在创作组时期却不是这样,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情还比较醇厚,还不好意思谈钱。虽没有高弹无私奉献的调调,老一代画家们确实做到了无私奉献。
据1978年11月创作组《工作简报》:“中国画创作组自1977年12月12日成立以来,一共组织了17个省市老、中青画家来组进行国画创作。完成了国家需要的任务画620幅左右(其中为外交部给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礼品画35幅,钓鱼台宾馆陈列41幅,火车站14幅,北京饭店430余幅,飞机场100幅);完成了外贸部门需要的出口画4000余幅,组内收入人民币8万余元(国家出口的外汇收入未计在内);另外,到目前为止,为国家收藏画家的精品和库存画500余幅。总计完成(即交给公家的)作品5120余幅。”放到今天,这些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书画寄情本是传统文人士大夫之心性修为。近代以来,渐变为以润笔为生的职业画家。1949年后,又被人为的政治力量改变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画家已不再是自由职业者,当年国内也没有书画市场。中国画创作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设置。画院体制虽说是古已有之,但确是于今为烈。在遍地开花的各类画院中,国家画院地位应该是最尊崇的,影响也是最大的。2020年是国家画院成立四十周年,按不成文法,逢十就要纪念一下。俗话说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未来说不好,那就只好回顾历史了。国家画院在不长的四十年里,已经三易其名、三易其址。从创作组到研究院,再变身为国家画院,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变迁的写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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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友谊宾馆,中国画,国家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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