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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推出《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⑨】开在石头上的花

2021-02-22 02:5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原创李飞李鹏农民日报

为庆祝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记录这一光辉历程，从2月18日起，农民日报连续推出《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摆脱绝对贫困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高高树起的不朽丰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经过8年持续奋斗，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为见证、记录这一伟大历程，农民日报派出30余名骨干记者，深入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蹲点采访，把镜头对准深贫地区，把笔触聚焦战贫一线，充分展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领人民实干苦干、摆脱贫困的生动实践，深情讲述贫困群众自强不息、奋力战贫的感人故事，努力呈现全体人民共襄盛世、同享荣光的美好图景。

这组系列报道共有14篇，充分运用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将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全景再现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波澜壮阔的减贫历程，深情书写中华民族脱贫奔小康的伟大史诗。

【《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

滇桂黔石漠化区篇：开在石头上的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李飞李鹏

【导读】

“这里已基本丧失了人类生存的条件……”30年前，在不少国外专家眼中，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是人类发展的“绝地”“禁区”，这片大地上，岩石裸露如累累白骨，严重的地方甚至寸草不生。

饥饿、灾害、封闭……重度石漠化像一座大山，压得当地百姓喘不过气，可他们没有垮掉，而是挺起脊梁向石山宣战，炸石造田、凿山修路、恢复生态……他们像孙悟空一样，不仅在顽石堆里活了下来，还让寂寥的石山变得生动多彩。

这，是发生在西南大地上真实的攻坚故事；这，是书写在滇桂黔发展史上的减贫奇迹……

“在石头缝里能活五百年，你觉得我们像不像孙悟空？”娄德昌眯着眼睛，皱纹里满是沧桑，脸上神情安详。

他说得没错！听完他们的故事，我们觉得这就是齐天大圣。

娄德昌年近花甲，个子小，皮肤黝黑，身板结实。他的家在贵州省贞丰县银洞湾村。30年前，银洞湾地表面积的95%是石头，白花花的石旮旯里，除了三五株玉米和杂草，就什么都没有了。

银洞湾村窝在滇桂黔石漠化区的腹地。

石漠化你们知道吗？也叫石质荒漠化，是由于人类过度开垦和降雨冲刷导致的水土严重流失现象，直观表现为山体岩石裸露、土层瘠薄。

石漠化问题研究专家认为，石漠化严重的地方，比沙漠还可怕，沙漠里还能长点梭梭草、胡杨之类的植物，而重度石漠化地区寸草不生，满山满眼都是石头，因此，石漠化还有个让人听了倒吸一口凉气的名字——地球之癌。

石漠化山区裸露、半裸露的山体，喀斯特地貌发育显著。吕德仁摄

银洞湾的村民们就像孙悟空那样，食草觅果，夜宿石崖。不同的是，那孙猴子拔根毫毛，想变出什么就变出什么，可村民们把头发都愁白了，也变不出一担粮食。

1990年，银洞湾村人均粮食产量不到100公斤，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换句话说，这里的村民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根半的玉米棒来充饥。

娄德昌告诉我们，他年轻那会儿，村里的女人只有坐月子时才有资格吃上一碗大米饭，男孩子要光屁股跑到十来岁才能穿上一条裤子。

银洞湾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滇桂黔石漠化区的贫瘠。翻开如此的历史文献，随处可见的“瘠”字十分扎眼——“土瘠民贫”“田瘠寡收”“土瘠且性坚”……

400多年前，徐霞客游历至此，唏嘘喟叹：“石峰离立，磅礴数千里，俗皆勤苦垦山，所垦皆硗瘠之地。”

30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站在这里，摸着冰凉的石头摇摇头说：“这是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

这句话，娄德昌不服！祖宗的腰杆什么时候向石山屈服过？不管再穷再难，比石头还硬的村民不还是活下来了？

历史是人创造的。

1988年，我国岩溶地区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试验区在贵州设立，这片大地进入系统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92年，滇桂黔石漠化治理首次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11年，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被列入全国14个连片特困区之一，成为之后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5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这里的扶贫开发进入攻坚拔寨冲刺期。

30多年，滇桂黔各族儿女用血与泪写就“绝地逢生”的战贫史诗！

熬

在大石山区采访的那些天，我们听到不少情节类似的故事：穷山沟里姐弟俩，姐姐被塞进花轿，嫁给外乡素未谋面但掏得起彩礼的男人，换回给弟弟讨老婆的钱。姐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被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淹没，和远去的花轿一同消失在山谷中。

这是“换婚”，因为穷。

贫穷是什么？看一下《说文解字》的考究吧：“贫”由“分”和“贝”组成，“贝”意为财富，众人分割财富导致财富减少就是“贫”；而“穷”意为“极”“尽”。“贫穷”就是把财富瓜分到极尽。

土地是财富之母。石漠化则把“瓜分财富”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滇桂黔石漠化区，土地被纵横的石岭切割得支离破碎，人均耕地只有九分；不仅如此，降水被喀斯特地貌下的溶洞和暗河尽数吸干，人畜抢水喝。

瘠薄的土层加上降雨的冲刷，让这里天然成为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当地流传的顺口溜，把石漠化区发展条件的恶劣讲得很清楚：荒山秃岭不见林，怪石盘踞不见田；河道断流不见水，重山阻隔不见路。

在一位老人的口述里，我们看到了石漠化片区几十年前的一个四季轮回：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苞谷种在石窝窝，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顺口溜好念，村民又饿又渴的日子难熬。

过去，农民在石漠化山区艰难生存。资料图

云南省西畴县江龙村，多美的名字。

江龙村最美的春天，是村里人最难熬的时候。石坡上长出来稀稀拉拉的玉米，只够村民吃四五个月。秋收时，村民吃的是玉米窝头，立冬时，碗里盛的是玉米糊糊，过完年，玉米糊糊就稀成汤水了，正月一过，搪瓷碗被转着圈地舔得干干净净。每到这时，村民们又要背起口袋，到周边村里借粮了。

借粮哪有那么容易？在西畴，土地面积的99.9%属于山区，裸露、半裸露岩溶面积占比高达七成五，人均耕地只有少得可怜的七分半，日子再好过的人家也不会有多少余粮。再加上江龙村村民年年来借粮，却没个还粮的日子，虽说立下字据“借一还二”，却也没多少人愿意借。

时间长了，江龙村的名字没人提了，周围的山民只记得，山的那边有个穷得叮当响的“口袋村”。

“西畴西畴，从稀变稠。”一位老汉告诉我们，他早年间最大心愿，就是让碗里的饭从“稀”变“稠”。

在国家列出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滇桂黔石漠化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最多、所辖县数量最多、人地矛盾最为尖锐，是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

石漠化区的土地，除了少得可怜，还极度贫瘠。

我们站在一处石头遍布的山坡上，伸出一根食指，随意往石窝里的泥土上一戳，就摸到了土下的基岩。

1981年，广西那坡县搞了一次土壤普查：耕作层厚度在18厘米以下的耕地，占到了全县耕地总面积的90%以上。一般来说，耕地的有效耕作土层厚度应当以25厘米以上为宜。

这片土地“瘦”到玉米连根都扎不下去！薄田上长出来的玉米，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稀麻癞”——玉米棒上的籽粒稀稀疏疏，就像麻子、癞子的脸。

农民在石窝窝地里种玉米。

1990年，那坡县的人均粮食产量是242公斤。这是什么水平？和1949年的平均产粮水平相当。苦熬苦干了40多年的那坡人，连一天三顿稀饭都换不来。老百姓实在熬不下去了。

“总不能活活饿死吧！”30多年前，那坡县银洞湾的几户村民聚在一起，合计着怎么搬出这片荒芜的石山。

“搬到哪里去？”

“管他呢！先搬出去再说，总比在这石旮旯里挨饿强！”

怀揣着对“吃顿饱饭”的憧憬，几户人家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背起行囊，趁着夜色出发了。

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原因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村推开后，土地分到了户，外来户分不到土地，也就没了生存空间。

搬家行不通，村民们没办法，只好再回到石头堆里想办法。垦荒成了唯一的指望。

娄德昌是村里带头垦荒的人，他的讲述帮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村民一个个跪在石窝窝里，小心地拔掉杂草，生怕拔猛了会带出宝贵的土壤；然后更小心地用锄刀刨开泥土，塞进几粒玉米埋上。即便是碗口大的一抔土，村民们也不会放过。

这片荒石坡的下面是花江河，静静地流淌了千年，每到夏秋季节，山谷飘落的花瓣就会把江面点缀成流动的花毯，然而娄德昌从未有闲心好好看一看河谷的美景。

在他眼中，庄稼才是最美的风景。跪下、弯腰、刨坑、埋土，往前挪两步，再跪下、再弯腰、再刨坑、再埋土，几个动作，村民们重复了几十万上百万次，硬是在石骨嶙峋的荒坡上垦出一片庄稼地。

望着远远的花江河，娄德昌说：“当时山上没有灌溉水源，我们每天走十几里山路，下到河谷去挑水，然后用瓢一勺一勺地浇在每个有土的石窝窝里。”

大伙就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那片山坡。

几个月过去了，绿油油的玉米苗从石缝里歪七扭八地破土而出！娄德昌眼睛亮了，他和全体村民一起，日日夜夜祈求别闹雨灾，盼着秋天开镰能多收几株玉米。

石坡能不能开花结果，还得看老天爷给不给饭吃。

雨，对于滇桂黔石漠化区的百姓来说，是梦想，也是梦魇；乡亲们最盼的是雨，最恨的也是雨；盼的是甘霖，恨的是雨灾。

“冬春见水贵如油，夏秋水灾遍地走”是这里的真实写照。石山区土层瘠薄，植被稀少，很难涵养水源，喀斯特地下漏斗还疯狂吞噬着地表水，因此在玉米生长期，村民们盼星星盼月亮，求着老天爷下点雨；而到了夏天，为了保住庄稼，村民们又磕头拜天，求着老天爷别降雨成灾。

凤山县也处在广西石漠化区。《凤山县志》中有不少关于雨灾的记载，据统计，1950年至1995年间，凤山县几乎每3年就发一次大水，每次大水过境，都会让村民一年的努力付之东流。民国年间，乔音乡遭受一场洪灾，县志中这样写道：乔音河聚万山洪，暴发年当夏季中；若里上林溪又会，人家住在水晶宫。这是石漠化区很常见的雨灾情形——夏季，玉米生长期里，大雨冲刷石山，山洪汇到河谷，就连河谷平地都难保住庄稼。

娄德昌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6月，一场狂风暴雨袭击了银洞湾村，石旮旯里的玉米苗被连根拔起，连同农民半年的心血，一起被卷进了山谷的花江河里。

“那天啥都没剩下！几个婆娘冲进雨里，站在石头上骂老天爷，骂到最后，瘫在石头上哭得死去活来。”娄德昌说，“一辈子种地，没收着几斤粮食，舍了脸去借粮，换不回一顿饱饭，狠下心来搬家，最后还是回到这石窝窝里来，没办法了，拼着最后一口气开荒，叫一场大雨给冲了个干干净净！”

“想不通啊！我们是造了多少孽，受这么大罪！是老天爷不开眼吗？”娄德昌摇着头，连连发问，“花江河就养活不了这几个可怜人？我们生活的这块地方，它真的就是一块绝地吗？”

凿

30多年来，在广西凤山县金牙瑶族乡的山顶上，每天总有一个汉子准时出现在那里，风雨无阻，赶牛放羊。

这个汉子名叫杜林强，患有先天小儿麻痹症，小腿细得像手腕一样。他无法站立行走，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行，手掌上的茧子，磨得像砂纸，两块篮球皮绑在膝盖上，权当是鞋子了。

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杜林强和患有智力障碍的妻子、年迈多病的母亲生活在一起

“翘！”每天早晨，杜林强伸着脖颈一声吆喝，带着40多只牛羊出门了。埋头爬行的杜林强，就像羊群里的头羊。

悬崖峭壁上有段一尺来宽的泥巴路，几年前，他的一头牛曾从这里失足坠崖。

我们跟在杜林强后面，走在这条他往返了一万多趟的路上。

跪了一辈子的杜林强，肩挑着全家六口人的生活——除了照顾智障的妻子、多病的母亲，他还把三个儿女抚养成人。大女儿出嫁时，他一分钱彩礼也没要。

以他的情况，吃住靠政府兜底，女儿结婚多要点彩礼，也是说得通的。我们小心地问到这儿时，这个声音沙哑的汉子抬起头：“我自己还能干，国家和女儿已经照顾我很多了，再伸手要他们的，良心上过不去！”

这就是大石山里的人，坚韧、自强、勤劳、善良，从来就不缺精神。

“你们缺什么？”每到一处，我们都会问。

“我们缺条件。”这是我们听到最多的回答。

缺地、少水、没路，是阻挡村民推翻贫困大山的最大障碍。

在壮语里，“那”意为“田”。那坡县里的“那坡”，意思就是“山坡上的田地”。

渴望，往往体现在名字里。在广西，地名中包含“那”字的地方有1200多处，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是如此热烈而直白。

事与愿违的是，在那坡，叫得上名的山峰有952座，耕地的面积实在少得可怜。

放眼滇桂黔石漠化区，情况大抵类似。

20世纪80年代，那坡县城厢镇出了位过着“双面人生”的乡村教师李春国——平时，他穿上干干净净的中山装，文质彬彬地夹起课本去村里的小学教书；到了周末，他就半夜4点从床上爬起来，脖子上挂条毛巾，光着膀子，扛起钢钎去凿山。

“啧啧啧，这老李怕是教书把脑瓤子教坏掉咯，竟然要凿山修田？”在村民看来，整座山就是块石疙瘩，根本不具备开垦的条件，“我倒要看看他开的田能种出来几坨坨粮！”

李春国没疯，他找了块缓坡，打算“削峰填谷”，就是把坑坑洼洼的石坡整成平地，再用筐把泥土从河谷背上来，铺土造田。

他往手心吐了两口唾沫，抡圆了大锤砸向石头，碎石四溅，崩开的石渣把他的头发都染成了白色。

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李春国吃着公粮，饿不着也冻不着，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去凿山？

“我饿不着，可娃娃们饿，他们把碗底舔了一遍又一遍，我看不下去呀！”李春国说，作为一名党员，他想起个带头作用，让乡亲们看到石头开花的希望。

李春国做到了，玉米抽穗了，石头开花了。

村民们不敢相信，光秃秃的石岗竟真的变成了良田！

村民们开始相信，天虽不能改，地却可以换！

几年后，炸石造地、坡地改梯地、中低产田改造等补助政策相继出台，一场轰轰烈烈的“向石旮旯要粮，向石缝中要地”的运动席卷了大石山区。

一时间，云南各地纷纷设置中低产田地改造办公室，广西大力推动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贵州各县成立坡改梯工程指挥部……

1989年冬，“轰”的一声巨响，那是西畴县木者村点燃了云南炸石造地的第一炮。

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炸碎，村民们蜂拥而上，把碎石垒成埂，把泥土填成平地。100亩，300亩，600亩，很快，一块块石埂梯田坐地而起，整齐划一、铺向远方。土跑光、水跑光、肥跑光的“三跑地”，在一个春天后，变成了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

“这是村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块地啊！”饿了一辈子的老人王廷章哽咽了。那年秋天，村民碗里的窝窝头满得冒出了尖来。

在贵州紫云县白石岩乡的干水井村，有一口杂草掩盖的废石井，干裂的石碑上有一行模糊的碑文：“人无神力，寸步难移；祈水在者，神必佑之”。

这口井建于嘉庆二十四年，当时，求水于神明是每个村民的精神寄托。

老人们说，西南的渴，渴得让人心痛。

滇桂黔石漠化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集中在900毫米至1800毫米之间，按理说，这丰沛的降水足以满足一切农作物的生长。

然而，山上的庄稼却“喝”不上这救命的雨水。大部分降水在石坡上还来不及停留，就被地下密布的溶洞、暗河吸走了。

“打井不行吗？”我们随口一问。

村民说，他们试着打了很多口井，却没打出来过一滴水，就算在峡谷低洼处打下去200米深，多半还是够不到水。

“能不能修水库蓄水？”我们还是不解。

干部们说，党和政府也着急，但那时候哪有条件啊，在地质复杂的石山区修水库是水中望月——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每逢春旱，各个县里应急办公室就会立即召集所有洒水车往山里送水，但远水终究解不了近渴，长长的队伍早早地就把车罐里的水接光了。

曾经，渴极了的牛羊拱开牲口圈冲向屋里，一头扎进水桶和人抢水喝。

“眼望花江河，有水喝不着。”在银洞湾村，下到河谷打趟水要花4个小时；就算到了家里，一桶水洒得也只剩下半桶，不够吃啊！

村民掂了掂手中的钢钎，想出了一个最笨但又最聪明的方法——凿！在石头上凿出水池来蓄水！

娄德昌回忆，那时用不上水泥，村民就上山去寻找水平面上有大坑大的石头，这种是天然储水的好坯子。

村民们没白天没黑夜地凿。夜幕降临，朦胧的月光斜洒下来，幽幽的山谷中看不清人影，只看到这边亮一下，那边闪一下，那是村民手中的钢钎凿在石头上冒出来的火星子，跳动的火星就像镜头上的闪光灯，记录着村民为水奋战的每一个夜晚。

后来，积蓄了财力的地方政府发动了大规模人畜饮水工程建设，为村民修水窖、水池提供水泥和补贴。一时间，滇桂黔农村大搞人畜饮水工程建设的场面成了大山里的一道风景线——轰鸣的卡车车队从山脚出发，往山上送水泥、钢筋和砂石；村民在田边挖坑、砌砖、支模，到处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太阳升了又落，月亮圆了又缺。转眼20多年过去了，夜色中，娄德昌带着我们爬上了那曾经传荡着“叮叮当当”凿石声的山坡。

“你看这些水池！”娄德昌指着山坡上映着粼粼月光的水窖，开心地笑了，“它们白天装太阳，晚上装月亮，多好！”

今天，水窖、泵站、塘坝、水渠等水利设施如一块块大山怀抱的碧玉，星罗棋布地镶嵌在滇桂黔山区每一座山岭上。

石漠化山区随处可见的山腰水窖。

古代的西南之所以被称为蛮夷之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路难走。大山就像一把巨大的枷锁，把人们牢牢禁锢在了山里。

破局，还需修路。

我们看到，一个红色的、直径约2米的巨大“凿”字，被刻在了西畴县岩头村的峭壁上，崖壁一侧，是一段宽阔的水泥通村路。这条路的故事，村民们用了12年去讲述。

如今岩头村挂壁公路旁的悬崖上雕刻着“凿”字。

岩头村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位于陡峭的石山之巅，这里峰连天际，飞鸟不通。

没有哪个地方的农民不希望家里的猪越长越肥，但岩头村村民却害怕家里的猪长肥——因为没有路，去镇里卖猪只能靠手抬肩扛。不到100斤的猪，村里的男人咬咬牙，能自己扛着下去卖，但是超过100斤就得雇人抬，而雇人抬猪的工钱抵得上卖猪钱的一半了。

村组长李华明摊开手：“肥猪不如瘦猪值钱，你们说这是什么日子！”

早在20多年前，县里就想给岩头村修路，政府来看了几次后，无奈选择了搁置再议。西畴大山里有1774个村小组，比岩头村困难的还有不少，有限的财政要紧着最穷的救济啊！

与其坐等，不如自己修路。

2003年正月初六，就在其他村子还沉浸在过年的热闹中时，李华明和全村老少爷们来到村口，撸起袖子，扬起铁锤，凿起山来。

“你们村如果能通路，我就能用手心煎鸡蛋给你们吃！”山脚处的村民，不相信李华明能带着村民把路修通。

“困难是石头，决心是榔头。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路修上！”李华明咬牙说道。

开山要炸石，李华明让村民用绳子把自己吊起来，悬停在峭壁上打炮眼，脚下的万仞悬崖就这样凝视着他。

一锤又一锤，这一凿就是十多年。为了凑钱修路，村里有80岁的老人望着家徒四壁的房子，把早就为自己准备好的老寿木卖掉了。

村民们凿弯了多少根钢钎，李华明记不得了，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头发越来越白了，饭量也越来越小了，从小养大的看门狗都老得走不动路了。

通车那天，头一次见到汽车的老人，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弯下腰去，伸手去摸车屁股下的排气管，然后一脸疑惑地问大伙儿：“你们说这汽车它分不分公母啊？”

站在“凿”字底下，李华明得意地问我们，“你们说我们这条路修得咋样？”

我们说，这条路就像插入大山的钥匙，打开了贫困的枷锁。满头白发的李华明跳了起来，拍手称好。

过去30年，滇桂黔人民凿山开地、凿石筑窖、凿山修路，掀起了基础设施攻坚战、大会战——云南完成中低产田改造面积约3000万亩，抵得上以色列整个国家的面积；广西建成的宽度3米以上的灌溉水渠总长度为2.66万公里，超过了南极到北极的距离；贵州建成农村通组硬化路7.87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两圈……

西畴岩头村村民以凿石修路。李光聪摄

试

十日无雨则为旱，一日大雨便成洪。滇桂黔的生态，脆弱得经不起折腾。

历史上，滇桂黔位居西南边陲，拱卫着中华大地，历来为帝王所看重。尤其从明代起，封建王朝开始大规模在这里开荒、屯田，以期“耕除荒秽，变桑麻硗薄成膏腴”。

《凤山县志》记载，宋皇祐五年（1053年），凤山县境内有“户约二千余，丁口约八九千”；清朝雍正至道光年间，已经是“约万户以上，丁口约六万余”。几百年时间，人口增长了五倍；到20世纪90年代，西南地区的人口超载率已经普遍在30%以上。

“开荒开到山尖尖，种地种到天边边。”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尖锐的人地矛盾。为了生存，村民只能拿起锄头，向更深的山区进发。

人进林退，林退土走，土走石进，石进人穷。就这样，脆弱的自然基底再加上人们的过度樵采，大石山区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白色石斑不断扩散，一步步吞噬着绿色的山体。

“石头在长！”年逾古稀的老人脱口而出。

1980年至1990年，滇桂黔的石漠化面积以2%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增加，每年吞噬的土地约1856平方公里，这相当于每年从地图上抹去一个县！

20多年前，刘超仁退休了，此前，他是西畴县兴街镇的一名小学老师。原本，刘超仁准备回老家江龙村享享清福，可村里山洪的暴发频率一年比一年高，粮食的产量一年比一年低，倒是这“口袋村”的名号越来越响了。

“这山连件衣裳都没有，还怎么护人周全？是不是这个道理？”刘超仁告诉我们，一味地垦山，就像喝慢性毒药，一时不痛不痒，却会折磨一生。

1985年，西畴县提出了“30年绿化西畴大地”的目标，吹响了生态保护的号角；1988年，全国岩溶地区的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试验区在贵州毕节市建立，滇桂黔开始走上了生态建设与开发扶贫同步推进的新路子。

看着光秃秃的山顶，刘超仁没心情侍弄花草了，他决定响应政府号召，上山种树。他盘算着，一个人种树力量太有限，还得发动大家一起种树。

可村民们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谁会跟他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刘超仁上门催问得多了，村民们开始对他没好气了。

“放着退休的闲日子不过，你这到底要闹哪样？我看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背着口袋、准备出门借粮的糙汉子瞪起了眼。

“村民恼了，你放弃了吗？”我们问。

“没有。”

那天，刘超仁暗自发誓，一定要让村里的“饿汉”变“饱汉”。

第二天，刘超仁就把写得密密麻麻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手里，他要“名正言顺”地带着村民大干一场。

那年，他58岁。

这个干巴巴的老人背着个旅行袋，走了好几个省找树苗，终于选到了心仪的树种——橘子树。回到家，他先在自家山坡上试种，第一次收获的橘子就卖出了10倍于玉米的价钱。

“能成！”刘超仁高兴极了，“这不就是一看二懒三皆空，一想二干三成功的事嘛！”

村民纷纷跟着刘超仁上山种树，光秃秃的石头山像变魔术似的，几年就全绿了。

自那之后，山洪再也没有光顾过这个山村。

我们问：“您前半辈子教书育人，后半辈子植树造林，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刘超仁想了想说：“我这辈子，一直都在播种希望。”

江龙村先行先试的经验很快得到了政府认可，在县政府的推动下，西畴县探索形成了“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脚搭台子、平地铺毯子、入户建池子、村庄移位子”的“六子登科”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把“山顶恢复植被、山腰退耕还林、山脚台地改造、平地推进高标准农田、家中建沼气池、整村搬迁”统筹推进。

20世纪90年代，滇桂黔三省双拳出击，以“生态+工程”措施综合治理石漠化，掀起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的热潮，在农村大力推广节柴改灶、以电代柴、沼气池建设等措施，“山、水、林、田、路、村”综合治理的号角越吹越响。

凤山县石漠化治理成效明显，如今山体已看不到裸露的岩石

至此，大石山区的发展思路越发清晰：生态改善与脱贫致富都要抓，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都得要。山还是那样高，水还是那样长，大石山里的人们，却换了种活法。

历史上的贵州关岭县，曾经“牛”气冲天。

“关岭牛”在明朝崇祯年间就已经闻名全国，位列中国五大名牛，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年出口15万多头的外销纪录。

然而，关岭兴也因牛，衰也因牛。越来越多的关岭牛，把石山上本就稀疏的草慢慢啃光了，村民一度要把牛赶到山尖儿，才能找到几棵矮草吃。

“农民不养牛养啥？”乡亲们不愿意放弃祖宗传下来的产业。可如何把养牛致富与石漠化治理结合起来？

关键在于改变“啃山吃草”的老路子。关岭县政府牵住“牛鼻子”，成立了国有投资公司，建起一栋栋现代化牛棚，并从广西引进了保水保土又耐旱的皇竹草。

皇竹草似乎就是为了这片石山而生的，再硬的岩石，只要有缝隙，它就能把根深深扎下去。茂盛的皇竹草，一长就是一人多高，不到三年，皇竹草的种植面积就推广到了数万亩。

山上种草，山绿了；割草喂牛，牛肥了；牛粪返田，草茂了。有产有业的村民富了，漂泊在外的人们返乡了，关岭的“牛气”回来了。

30多年来，滇桂黔石漠化区抓住西南战后恢复建设、西部大开发、扶贫开发、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机遇，把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蹚出了石漠化治理的“西畴模式”“凤山模式”“顶坛模式”“板贵模式”“晴隆模式”等“求美求富”的好路子，培育了核桃、花椒、火龙果、中草药、养牛等“治山又治穷”的好产业。

我们看到，祖祖辈辈靠生活于此的人们，依然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是方式大不一样了。

变

辛辛苦苦一辈子，为家里盖上几间像样的房子，几乎是每个农民最朴素、最真切的梦想。

住在漏雨的村民家中，围着塘火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我们感到，村民逐梦的过程是艰辛的，特别是二三十年前的大石山区，“住有所居”的梦想就像美丽的泡沫，一戳就碎。

地处云贵高原地震带核心区域、夏季山洪频发、交通闭塞、建材紧缺、建房技术落后……大把大把的原因阻挡着村民住上一栋好房子。

北方夏季看瓜菜时搭的窝棚你们见过吗？过去，苗族、瑶族常住的杈杈房就和它很像，杈杈房也叫茅草房，是用树枝交叉搭成人字形屋架，顶上再搭些茅草，就算“房子”了。

为什么西南地区是全国茅草房占比最高的地区？

除了穷，地方方志中还有一种无奈的解释——这是一种类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智慧。过去，大石山区山洪频发，位置低些的房子容易被冲走，久而久之，有不少村民选择了“锅箱靠床”的茅草房，就算房子被冲走，再建起来也容易。

即便村民用好些的材料盖起了楼房，那也是一楼养猪鸭、二楼住人、三楼储粮的人畜混居吊脚楼，主人每天伴着猪哼声入睡。这种房子虽然能抵抗一定的涝灾，但是一到夏天便粪污横流、臭气熏天。

1994年，广西开始在自治区内推进“异地安置工程”试点工作，把第一批住茅草房的村民接进了水泥瓦房。

一位老太太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新房雪白的墙壁，高兴地说不出话来。几天以后，政府的干部来回访，发现新房里老人没了踪影！几番折腾，干部们终于在老人破破烂烂的茅草房里找到了她。

“你咋又回这来了？好好的瓦房不住，非要来这受罪？”气喘吁吁的干部们又急又气。

“等大水把我这杈杈房冲塌了我再搬过去……那么好的房子，我还舍不得住……”老人坐在床角，喏喏道。

这是怎样一种深入骨髓的心酸！

这是在经历了多少次洪灾的摧残后才有的悲凉！

对于“一方水土已养不了一方人”的重度石漠化地区，搬，是摆脱贫困的最后希望。

继被列入全国14个连片特困区之后，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滇桂黔石漠化区的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在贵州贞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心安处”社区，办事大厅里竖立着醒目的两行字——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这一栋栋崭新的白楼，承载了7331名村民关于家的梦想。

从山沟搬进县城，从草房搬进楼房，村民的生活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尽管“心安处”社区给7331名村民准备好了新房的钥匙，但不少村民思想的枷锁还没打开。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因为久困于穷，不少村民给自己画地为牢，只看到了眼前的顾虑：下山以后，买葱要花钱，吃粮要花钱，就连喝水也要花钱。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党员干部，为了动员村民们从穷山沟里搬出来，他顶着太阳，爬上了最偏、最远的山崖；一天下大雨，他在雨中昏倒了，村民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血压仪上的数字把所有人吓了一跳——高压220！

在干部们倾听过7331种不同的声音、遍访过每一座山头之后，村民们心里的一团火烧起来了，他们同意搬家了。

挪穷窝是好事，可接下来在社区发生的事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这是谁尿的！”楼道白净的墙面上，一摊黄色的尿渍格外扎眼，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忠文生气了，刚刚入住的安置房就发生这种事，他决定严厉追查。

原来，在楼道小便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农民，他住惯了山顶的杈杈房，习惯了在天地间如厕，根本没见过马桶，更不知道马桶怎么使用。

住进新房第一天，他憋尿憋了半天，可围着几个房间转了好几圈，只觉得哪里都干干净净的，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茅房。后来实在憋不住了，但他又舍不得尿在新家里，只好出门尿在了楼道。

得知真相的张忠文哭笑不得，这也不能怪农民啊，老人一辈子没下过山，怎么会知道高级的冲水马桶怎么用呢？

不仅如此，很快，其他社区干部反馈过来类似情况：有的妇女习惯了“锅箱靠床”的茅草房，竟然把厨房认作是卧室，把床板搬到灶台旁住下；有的老人不识字，觉得一栋栋整齐的楼房长得都一样，下去溜达一圈就找不到家了；有的孩子五六岁了，还从来没用过卫生纸上厕所，大便完还撅着屁股找树枝。

张忠文召集所有社区干部、楼长开会——立刻去到各自所管片区的每家每户，把村民遇到的问题，无论大小，全部记下来！

基层干部们给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一连几天，原本工位排得满满当当的社区办公室里，却看不到几名社区干部，几乎所有人都来到了安置楼里，他们挨家挨户、手把手地教村民如何上厕所、怎样挤牙膏、怎么拧开煤气灶开关、怎么识别楼牌找到家……

社区的干部把帮助村民“快融入”做到了极致。除了配套一大批扶贫车间和产业园区来保障村民“致富有门路”之外，我们感到，社区花心思最多的就是让每个村民找到“家的感觉”。

楼下的花坛里，种的是从山上移栽下来的花草和树木，虽然村民上了楼，还是能低头就找到故乡的感觉；社区开辟了“烤火房”，村民们能经常聚在一起烤烤火、唱唱歌，尽管告别了坝坝戏，村民们还是能找到围着火塘闲聊时的乡情……

村民变了，他们开始用心经营起自己的小家了，他们不再连夜偷偷跑回山上的老房子，而是亲手写上几幅春联，用心地贴在新家的门框和阳台上。尽管村民还是会和摊主争个面红耳赤，只为能抹去买菜的两毛钱零头，但他们更愿意花10块钱买上两张领袖的海报，小心翼翼地贴在新家客厅的墙上。

5年时间，这片地区有358万人搬出了大山，搬进了新家；5年时间，358万把新房的钥匙，开启了358万种崭新的生活。

人们都说，多彩贵州、七彩云南、精彩广西。滇桂黔石漠化区虽曾极度贫穷，却也极其美丽。

这片大地上，壮乡与苗岭相连，彝山和瑶寨相依，20多个少数民族用山歌与舞蹈演绎着西南山区的千年文明。

贵州的晴隆县，培育出了一个少数民族同胞寄托乡愁的乐园——阿妹戚托小镇。

“阿妹戚托……哟！”

“啪！”双脚一抬一落间，脚掌叩击地面传出了清脆悦耳的舞步声，这是彝族姑娘出嫁时，全村老少一起唱跳的“阿妹戚托”歌舞，只要歌声响起，就预示着彝寨有了喜事。

乔迁新居，就是天大的喜事。

阿妹戚托小镇居住着从三宝乡整乡搬迁过来的6000多名村民。政府在规划设计小镇时，充分考虑了村民融入和文化传承问题——小镇依山而建，很有西江千户苗寨的味道，每栋房子上都有特意设计的“虎”和“牛”的图案，那是彝族和苗族的精神图腾；移民新区的芦笙场、游方长廊、文化街等民俗区配备齐全，斗牛、对歌、篝火舞的乡俗在这里得到了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