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移居非洲：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劳工“蜗居者”

原创 陆盈 Political理论志

移居非洲：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劳工“蜗居者”

摘要：

本文聚焦“房奴”这个概念，解释了中国男性青年移居埃塞俄比亚的原因。在中国，“房奴”指的是这样一种现代社会中的“蜗居者”：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工作且雄心勃勃的中国青年，不得不为了买房而向银行贷款。对于来自农村的青年而言，暂时的移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机会，用以支付新购买房产的首付或月供。作者认为，“房奴”是社会高度流动性，和独生子女政策下人口结构失衡的产物。在这种语境下，一幢房子，或者说城市里高层建筑里的一套公寓，逐渐被视为地位的象征，这在婚恋市场中尤其明显。尽管聘礼不被要求，婚房却早已成为中国城市社会里的标准范式。由于缺乏亲戚的经济支持，来自农村地区的中国男性青年移居非洲，来赚取社会、经济压力下在城市定居的起始资本。

文献来源：

Driessen, M. (2015). Migrating for the Bank: Housing and Chinese Labour Migration to Ethiopia.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221(221), 143–160.

本文作者Professor Miriam Driessen

研究方法与概述

本文的写作基于2011年8月至2012年9月在埃塞俄比亚开展的田野调查。在此期间，作者跟进了两个在Addis Ababa（埃塞俄比亚首都）和Tigray（位于北埃塞俄比亚）东南地区进行的道路建设项目。这两个项目都由中国承包商实施。接受作者采访的中国移工身处不同的岗位，有行政人员，设计师，合约工程师，工地管理人员等，同时受雇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包括施工现场的工头在内，埃塞俄比亚建筑业的中国承包商几乎全员都是移工，各项目的中国员工数量并不相同。通常，根据项目规模和中国转包商的数量，道路建设项目的中国员工数在60至130之间。本文的调研对象以男性为主，年龄中位数为29岁，平均每人在一个中国城市拥有1.3套房产，而大多数人也在移居后购置了房产。

本文从对“房奴”的刻画出发，呈现其在中国大众媒体和学术作品中的形象。为了理解为何购置房产在年轻人的生活中处于首要地位，作者研究了对中国社会而言，“房子”意义的不断演变。接着，作者将目前中国城市的购房热潮和海外移民相联系，通过描述产生房奴的社会脉络，作者解释了为何拥有一套房子能够被视作是地位的象征，并对找到配偶这件事来说至关重要。此后作者将论述转向移工本人。通过观察他们的出身背景和社会地位，作者说明了他们选择“为贷款移居”的缘由。

谁是“房奴”？

在一个日益鼓励奢侈消费和自我满足的社会里，中国的“房奴”过着节俭的生活：吃盒饭，乘坐公共交通，在工位而非独立办公室里上班。“房奴”一词最早在2006年出现于中国媒体，指的是为了买房而自愿成为银行贷款的“奴隶”。在通行的描述中，“房奴”在22岁和35岁之间，受过教育，是薪资微薄的白领工作者。他们住在城市里，通常依靠父母的经济支持来支付买房首付和装修费用，银行贷款的月供则占了收入的一半居多。由于男性处在买房结婚的社会压力之下，因此男性似乎更容易成为房奴。与这些城市“房奴”相比，本文的调研对象属于另一个范畴。他们出生、成长于农村地区，社会地位不明确，作为“城市居民第二张身份证”的房子则能帮助他们在城市中立足，与获得城市户口一道，给与他们成就感与安全感。

中国社会对“房奴”现象已有诸多讨论，本文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解释：将“房奴”的出现与作为地位象征的房屋所有权日益显著的重要性进行关联，并以此来寻觅潜在配偶，或者是雇员和商业合作伙伴。作者认为，个人与社会对房产的重视解释了日益增长的购房需求，而那些没有能力买房的人也在由此带来的压力下移居海外工作。

移工与住房

对来自农村地区的中国青年而言，跟随国企或私企短暂地移居海外工作为他们提供了赚取“第一桶金”的机会。有了这份起始资本，他们得以购置房产，也能在回国时“获得自由”。本文的调研对象人均在埃塞俄比亚住了3.4年，大多数人都打算在埃塞俄比亚一共待五至七年。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工资接近六倍于国内工资，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任何开销。他们从埃塞俄比亚汇往国内的款项，主要或准备用来买房。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移工都在将汇款用于买房。在中国社会，无论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工人，还是移居海外的劳工，都是如此。在中国农村，打工者回乡后造的房子既是实在的物质需求，也是精神象征，它提高了房主的社会经济地位，引来尊敬抑或嫉妒。与此同时，房主的成功也引领了一种“移民文化”，激励同乡青年外出打工。然而，本文的调研对象并不计划在农村建房，而是试图通过在城市购房来抛弃自己的农村身份。购房这件事本身，被看做是成功移民的象征，能够获得家人和朋友的尊重。也因此，与购房钱款相比，工作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地艰苦的生活条件，也就显得次要了。

房子意味着什么？

在改革开放之前，房子是工作单位分配给员工的福利设施，背后由国家财政负担。其时较低的租金，大概仅占家庭收入的2%至3%。自1980年代起，中国开始进行住房商品化改革。1998年个人合法贷款制度的建立，以及同年福利分房政策的废除，是住房改革的转折点。在中国，房子由此变成了一项消费品。2000年左右，除了银行贷款，人们在买房时会寻求亲戚朋友的资金帮助。近年来这一筹款方式在中国青年中已不流行，收入水平成为是否具备购房能力的决定因素。此外，许多中国青年相信房价会继续上涨，因此将购置房产视为一项应对通货膨胀的“合适投资”。与银行存款或现金相比，房子在中国社会已成为有形且显眼的地位象征，具有区分阶级和社会关系的功用。比如，北京市区的一套公寓就比沈阳农村的一幢房子更有价值。在这些情形下，购房热潮作为一种社会风气而存在，引起了人群的模仿行为。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工人眼中，在城市买房意味着社会阶级的成功跃升。

婚恋市场中的房子

许多青年为自己毕业“进入社会”后面临的社会压力而哀叹，这些社会压力（与此同时也是同侪压力）包括买房、择偶、结婚等。在工作与休闲之余，房子是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工人间谈论的主要话题。尽管依靠父母资金支持买房在中国十分普遍，但婚恋市场的激烈竞争却激励中国男性青年凭自己能力在城市买房。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失衡的性别比使得婚恋市场中男性过剩，拥有一套城市住房则能让这些男性更具竞争力。中国男性青年抱怨不迭，却也不得不遵从这一社会规则。调研对象们也向作者指出，买房之后，他们就迅速找到了伴侣。

如果一个男人在结婚时没有房产，那么新郎和新娘的家庭都会受到流言蜚语的困扰。不仅女性本人会通过房子来评价自己的伴侣，双方家庭和社交圈也会这么做。在1960年代，择偶时的主要考量为家庭背景和关系网中的阶级成分，今时今日情况则已大为不同。房子反映的不仅是财富，也是一个男性的能力和竞争力——租房则恰恰相反。

结论

在本文中，作者尝试说明为何中国农村男性青年移居埃塞俄比亚以赚钱支付大额首付款。短期移居提供了一个赚取起始资本的机会，以购置房产，从而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也在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失衡性别比的社会中，具备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迫于社会压力，他们成为“房奴”。在本文采访的移工中，大部分人将收入用于城市购房的首付，少数人选择继续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来偿还第二甚至第三套房的贷款。在海外务工的所得收入越高，被银行“奴役”的时间也就越短。

政志观察

编译 | 陆 盈

原标题：《编译 | 移居非洲：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劳工“蜗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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