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 未尽之缘：我的罗尔斯之旅 

度过长假中一个悠长的春日，晚上看到朋友圈内几乎刷屏的节奏，我才恍然想起今天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百岁诞辰。这反应似与一个政治哲学“资深”从业者颇不相称，仿佛罗尔斯于我已是遥远的传说和旧梦，但是其实，至少直到今天为止，罗尔斯仍是我挥之难去的影子。

最初得识罗尔斯，缘于在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邂逅《正义论》最早的中译本，那是当年颇有影响的“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的一种。准确的日期我已经不记得，应该是1988年大学毕业前夕回到杭州的那一次，之前我从未听说罗尔斯的大名，但那个译本简洁而凝重的质感一下子就抓住了我。

我那时当然不会想到，自己会把人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多年的光阴献给与罗尔斯难分难解的中文政治哲学事业，以至于几乎无法想象，离开了这二十余年的“迹”与“所以迹”，我的人生规划和职业生涯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有些冥冥之中意味的是，虽然大学时代对中哲、西哲甚至马哲都产生过泛泛的兴趣，但是当1990年秋天来到淮海中路622弄7号随范明生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时，我却想起了是否能把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选题。这是在我以胡塞尔现象学为选题的设想——须知那是一个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三位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都是H）流行的时代——被导师否定之后“退而求其次”的方案。

这两个方案最初的动因，都是因为范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柏拉图与希腊哲学研究之前或之后，曾有一段时间投身现象学和《正义论》的研究。当年复旦哲学系主笔的风靡一时的《现代西方哲学》初版中，现象学的章节就是范老师撰写的，他也曾经译介过美国现象学家马文•法伯的著述；对罗尔斯及其《正义论》的译介——这应该是中文世界同类工作中最早的——则是范师在武汉大学美国哲学研究室时期的工作。

这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事儿了，而我就是在一次于图书馆翻阅《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见到范老师对罗尔斯的译介后才“死灰复燃”既惴惴不安又颇有信心地向自己的导师提出那个选题设想的。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范老师否定现象学选题的“理由”：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我读了半天没有读懂；但我确实记不得他为什么不同意把罗尔斯作为论文选题方向了，或者就只是不同意，而没有提出理由——一种很不符合罗尔斯精神的做派！我现在大胆地揣测，如果说范老师否定前一个选题的理由是智性上的：我还读不懂，你会读得懂吗？那么他之不同意后一个选题或许是基于“政治”的考量：虽然有一次课上他明确说，罗尔斯受马克思影响甚深，这只要看看他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引证就一目了然了。

世事难料，在离开社科院到杭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罗尔斯梦”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实现”途经。其时，已执教于杭大哲学系的杨大春师兄正在为台湾的生智出版社策划一个“当代大师”系列。在一次闲聊中得知我对于罗尔斯的兴趣后，大春兄慨然把那个系列中《罗尔斯》一书的写作任务委托给我。我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了这项工作，虽然那只是一部拼凑模拟的习作，例如在相关章节的撰写中，我主要是参考了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与他的一位澳洲同事合作的Rawls一书，以及佩蒂特自己在Journal of Philosophy上的一篇书评文字。就此而言，《罗尔斯》这个小册子的练笔与其说是我从事政治哲学的开端，还不如说是“预示”了它的作者将在某一时刻真正开启其中文政治哲学研究工作。

果然，从1996年我博士毕业从教开始，似乎半是兴趣使然，半是为衣食谋，我把自己的教学和研究重心集中在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政治哲学上面。在这个脉络上，同样围绕对罗尔斯的批判和修正组织起来的《社群主义》一书的写作可谓我进入当代政治哲学领域的“投名状”。

社群主义之于我微末的政治哲学生涯的重要性，可由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一书见出。在这本单薄的撰作中，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后续效应乃是贯穿全帙的一条主线。无论是我对自由主义传统和谱系的铺陈，还是对于两种自由分合之检讨，对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争的清理，以至对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追踪，还是对于竞争的自由主义和竞争的多元主义的探讨，乃至对于政治理论史三种研究范式的解读与定位，都是在这一线索上展开的。甚至在我从事当代政治哲学译介的阶段，无论翻译Kymlicka还是Wellmer，更不要说对于共和主义的系统译介，还有后来应约集两岸三地之力编纂《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都是对此前未竟的问题意识和探究路径的追补和延展。

在为《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所撰写的导言中，我把广义的“罗尔斯产业”分为三个阶段或脉络：

一是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义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在分配正义范式上展开的争论。其间和后续当然还包括自由平等主义的不断精致化（包括向道德哲学方向的延展，例如内格尔和斯坎伦的某些工作）及以牛津政治哲学家G.A.柯亨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

二是在自由主义和主要以罗尔斯为批判对象的社群主义之间的论战。以麦金太尔、桑德尔和泰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把矛头对准罗尔斯的义务论自由主义，这种批判在西方传统内部挑起了某种紧张，例如重新提出了要康德、尼采还是亚里士多德，正当与善何者优先，分配与承认孰为基本范式的问题，从而丰富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议题，深化了现代性反省的层次。

三是在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批判声浪的最初冲击过去之后，更为内在和有建设性地整合前两个阶段的成果，出现了公民身份研究的回归、新共和主义的复兴、文化多元主义的热潮以及全球正义问题的勃兴。

后两种尤其是第三种脉动，既可谓开启了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浪潮，也可谓广义的“罗尔斯产业”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也庶几可谓此“产业”之参与者也。

但是话虽如此，我的当代政治哲学之旅充其量只是围绕着罗尔斯及其影响而展开，更多的是关于罗尔斯，而非直涉罗尔斯本身的。事实上，无论对于《正义论》还是《政治自由主义》，认真说来我都并不具备专家之资质。正如我有一次调侃自己并未研究哈贝马斯，而是把相关的哈贝马斯研究运用到我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解读”中。我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关系，如果不说更为外在，至少也是同等外在，外在的“证据”约有以下数端：

一是直到2007年春天我在台湾访问时，偶逛台大附近的一家教材铺子，见书架上堆放着几十册罗尔斯的《正义论》英文修订重印本，就把书取下翻看了起来，店主见状后以一种我平生仅见的慷慨对我说：这书很多，你要的话就送一册给你好了！不瞒诸位，这是我继1990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借而未阅绿皮书（所谓“绿魔”）后，第一次见到原版的《正义论》。

二是同年秋天，我在普林斯顿访问时旅行到波士顿，在城里的一家旧书店第一次得到了一册绿皮书。不过我与罗尔斯的最亲密“接触”，应该是在哈佛附近的一家旧书店，见到一堆罗尔斯生前用过的书，并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一本逻辑学著作中，发现了一个亲笔添加的修改符号。

三是二十一世纪某一年在北京开会，我提交了一份题为“迈向后罗尔斯时代的政治哲学”的讲演提纲，在我大而化之地做完我的空疏报告后， 国内一位顶尖的罗尔斯专家调侃道：刚才应奇教授高屋建瓴地向我们指出了政治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毫无疑问，这一番调侃其实是令人汗颜的，不过，容我大胆地说，不管我对于“罗尔斯产业”本身的介入程度如何，“后罗尔斯时代的政治哲学”确实是我念兹在兹的工作方向，而且能够恰当地涵盖自己二十多年时断时续，但仍然不绝如缕的作业范围。

最近一年多来，我着意对自己《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以来的政治哲学生涯作一小结，甚至试图出一部小的论文集，以此为标志告别自己的这个已经有些漫长却又效率极低的工作阶段。

在拟收入这个集子的十篇论文中，当年作为《社群主义》之一章的“启蒙谋划的失败与市民社会的超越”一文是探讨麦金太尔政治哲学的，我把它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生涯的起点——有趣的是，这一点还是在一次通话中经过现已在川大任教的杨顺利小友的提醒才想起来的；“迈向法治和商议的共和国”是我应刘训练之约，为佩蒂特《共和主义》中译本撰写的导读性序言，虽然仍嫌“粗疏”，但基本可以代表我的政治哲学生涯中的共和主义阶段；“从伦理生活的民主形式到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则代表了我“介入”新法兰克福学派译介和研究的收获，其所得或在于以另一种视域透视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图谱；“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和“论第三种自由概念”构成我对当代自由理论探究的中坚部分，它们也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我的作文方式和智识趣味。

仿佛是某种“轮回”，在我近一年中着力完成或酝酿已久或“临时起意”的另外“五论”中，我反而越发感到罗尔斯的工作与我在当代政治哲学脉络中重点关切的问题之高度相关性，例如罗尔斯与康德哲学的关系、他的基本自由与自尊概念、人权与公共理性学说，以及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根基问题。

更重要的，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当然是在古今之争的自觉意识下展开的，正当优先于善就体现了罗尔斯在古今之争上的根本立场，但是从《政治自由主义》导论提供的叙事看，“罗尔斯的谱系所展示的不是两阶段的历史（古代和现代），而是三阶段的历史（公民宗教、前宗教改革时期和后宗教改革时期，其中自由主义是对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冲突的回应）”（Ronald Beiner语）。罗尔斯此论无疑为我们探究后罗尔斯时代的古今之争问题提供了重要视域。

这时候我想到，在“五论”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上，如果我在已经逝去的岁月中对罗尔斯的哲学花过多些的工夫，我的所论大概会更有进阶吧？！我似乎不能说自己不是非常能够确定这一点，除非我只是为了以此替自己过往之不思进取稍作辩白从而宽缓自己。

但是毕竟往者已矣，而未来的工作计划同样因为过去的耽搁而不容再行迁延，那么，就让我的罗尔斯之旅，或假罗尔斯之名展开之旅（“乘着罗尔斯的翅膀”）就驻停在罗尔斯百岁诞辰这一刻。并容我引用一句与眼前诸端似不甚相干的话以告别过去，并为来者之鉴：

只是因为绝望，希望才被给予我们！

（2021．2.21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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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