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军评《洪水与饥荒》｜战争、社会与环境关系的断裂

《洪水与饥荒：1938-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美】穆盛博著，亓民帅、林炫羽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384页，68.00元

研究战争与环境关系的学术著作比较鲜见，而有关中国历史上战争对环境影响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不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的《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一书是其中的佼佼者。作者在本书中试图通过考察战争引发的灾害及其后果，加深对军事冲突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从这一主旨看，本书是一部战争环境史，或说是军事环境史。同时，中日战争又是近代工业化背景下的一场涉及全体社会群体或民众的总体战。这样一场持久战争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势必波及大多数社会民众，同时，战争也会直接对社会不同群体产生影响，这又会作用于自然环境。在本书中，穆盛博也深入考察黄泛区的河南居民如何在一连串战争和灾难中生存，这也是他自称其书为社会史著作的主要原因所在。总之，作者把军事冲突的生态后果作为人与自然关系演化的核心要素予以考察，战争如何影响中国的环境，又如何影响人们与环境的互动，也是其要回应的问题之一。如此一来，作者叙述的实际上主要是抗战时期河南东部黄泛区的军事冲突、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书英文版封面

利益概念在分析人与系统行为中扮演着根本角色，利益是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力。社会科学的一个经典问题是“导致人们那样做的原因是什么”，相应的经典答案是“他们的各种利益”。就战时而言，国家军队、地方政府、个人的基本利益就是在混乱动荡的环境中维持身体与生命的存续。对此，穆盛博没有直接使用利益的概念，而是借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的能量和新陈代谢概念，分析军事系统、社会与个人之间为了在战时维持自身存续，以合作或争夺的方式，提取环境中的能量。自然环境中的生物生命系统依靠新陈代谢转化能量和物质，维持自身的存续、生长和繁衍。作者从功能的角度，把能量（energy）定义为做功的能力。实际上，能量是物质运动转换的量度，指一个系统能够释放出来的、或者可以从中获得的、可以相当于做一定量的功。它以某种势能、热能或声能等方式存在。一个系统的能量可以被定义为从一个零能量的状态转换为该系统现状的功的总和，它不是确定数量，而是随着对这个系统在不同时空的变化而变换的。能做功的力，只是其外化形式。把能量转化为力，需要一定的转化过程。就宇宙物理世界整体而言，能量是守恒的，即它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能的总量保持不变。不过，每当发生能量转换时，会产生耗散，即其中部分能量就会转变成热量，一些能量总是变成热量并消散到环境中。能量耗散过度，特别是超出使系统能量总和低于系统正常运转所需之时，其内部结构就会产生紊乱。同时，某个系统从环境中过度摄取超过其供应能量的限度时，就会引发环境系统本身的紊乱。

包括社会系统和军事系统在内的所有复杂结构都需要从环境中输入能量，以维持其组织形态并保持其运行。没有来自环境的能量输入，它们都无法运转。与此同时，它们还把生产的废物排放到自然环境中。作者从不同系统之间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军事系统是如何从环境中提取能量与物质、并进行转换以实现自身新陈代谢的。军队系统处于各个系统的最高端，其下依次是政治、经济和技术系统、农业系统、自然系统。能量从最低系统依次向上传递，“由于每个等级系统必须获取比自身更多的生物量才能生存，军事消耗的影响随着等级下降而扩大”。这主要是因为军队是一个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系统，其本身主要是一个能量与资源的消耗者，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在一定时空中的能量增长处于某种极限的情况下，军队系统从其他系统中提取的能量——这些能量最终只能来自社会的人力和环境中的物质资源——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而这些能量也同样被利用于其他的复杂系统，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和水利网。如果军队系统提取过度，或提取方式不当，就会影响其他系统的生存与发展。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中，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从环境中获取能量的能力不足以对抗或支撑与日本之间的工业化战争。如此一来，中方军队不得不过度向社会、最终向环境提取能量与资源，同时也面临着日军对能量的争夺。这种情况会造成社会经济等其他系统结构的紊乱，自然环境的破坏。作者在书中通过详细的叙述，“展现了（军队）为了直接获得军事优势而释放出黄河能量，与随之而来的人力、畜力、农业产出和其他资源损失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关注能量流动的研究方法，把人类社会嵌入更大的有机系统中，观察不同系统之间能量的流动，“进而可以在那些通常被历史学家视为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建立起清晰的联系”。

也许正是因为作者采用了不同系统自身新陈代谢和能量流动的视角，并从其他学者的“混合起因”概念中获得了启发，才在观察造成饥荒和战争生态灾难时，关注各种力量和因素的结合，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若干原因，而不深究各种因素与现象之间的实际关系。之所以说这是作者观察视角或方法上的高明之处，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历史实践中，每个结果有许多因素组合，而不同的因素组合，可能导致非常迥异的结果。

在提出分析视角与框架之后，作者用能量与新陈代谢概念分析了不同行动者之间对能量的争夺，认为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河南的军队、河流、水利工程和地方社会就形成了一个时而合作、时而竞争的互动网络。能量以各种形式在这些网络中流动”。

在炸开黄河花园口河堤之前，国民政府就已经对黄河实行军事化管理，提出“河防即国防”的口号，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受第一战区军事长官的指挥和监督。以水为兵之计，炸开河堤，并没有提前充分提醒岸边民众，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就是作者所说的能量耗散。

黄河决口改道之后，中日双方为了减少洪水对本方占领区的影响，均动用社会资源，在黄泛区的本方一侧修筑堤坝，试图将洪水拦向对方，约束和改变洪水的能量流向，巩固己方军事地位，削弱对方权力。长期战乱与社会动荡，已经使社会中的能量——人力、物力、财力——几近枯竭。洪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中日双方在各占领区内修筑堤坝以及其他军事行动，都需要进一步提取社会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民政府和日本入侵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地方和社会的“软抵抗”。

国民党认为“自黄河改道以来，敌我两军夹河对峙，使之成为至关重要的国防线，同时洪水也影响民生”。所以，责令地方在黄泛区西部修筑河堤。如上所述，社会资源已经枯竭，“当地政府对中央的要求以及提出这种要求所持的理由都有意采取一种回避态度”，认为“国家财政的事”，应由中央政府出资。黄河水利委员会对此困难深表理解，但坚称采取抢堵措施以应对险情才是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也观察到居民修筑堤防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保护家园，而对作为国防事业的水利管理工程毫不在意。在那个大多数农村社会普通民众“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时代，这种行为似乎也符合其观念之下的自利逻辑。正因如此，作者才指出“战争局势没有消除各级政府之间的分歧，反而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纷争”。

日占区伪河南政府也试图修筑河堤将洪水引向中方占领区，期间遇到诸多问题如地方承担大部分劳动力供给，组织者克扣民工工资、中饱私囊，民工吃不饱而怠工等。最终虎头蛇尾，一事无成。

为了建设水利工程，约束河水洪水能量自保，将之引向对方，达到军事力量达不到的目的，中日双方军队和水利管理部门不得不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然而，战争造成的混乱，尤其是1938年的洪水，使得这种能量难以获得，最终都不了了之。更为严重的是带来社会与自然能量资源的损失，进一步恶化成为社会与生态灾难，这使得能量的循环变得更加恶性。军事系统耗尽了地方的能量，这使得地方无法从战争诱发的灾害中得到恢复。

让河南社会与生态环境雪上加霜的是，1942年至1943年又发生了饥荒，并造成该省两百万到三百万居民逃离家园，大约一百五十万至两百万人死亡。作者从战争、环境变化以及粮食生产和分配方式转变之间的联系，对这一饥荒进行了分析，认为“很少有人考虑过把战争的生态过程，即军事冲突给人和环境带来的改变，作为战时饥荒发生的一个变量”。实际上，人类活动重塑了自然环境，同样地，非人为因素也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程，它有时是符合人类意图的，但通常是出乎意料的，不可预测的。鉴于这些人类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进程永远不可能与自然进程分开。所以，想要从生态学角度对战时饥荒进行解释，就必须要把军事冲突和自然活动这两者看成一种共同演进中不断互动的关系。从新陈代谢、能量流动和环境史角度看，战争对饥荒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军事冲突导致的破坏，对社会和自然能量的提取，造成人口减少、农业减产，或者严重扰乱粮食流通。这反过来又使单位劳动力产出直线下降。其次，近代化的战争和军队对社会自然能量的提取，具有时空压缩性，即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取能量，对以小农分散经济的社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可能远远超出它们及其环境所能提供参量的能力，而且更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社会和生态灾难。即作者所说的，战争立刻从根本上简化了生态系统，容易引发饥荒。最后，战争以各种方式增加食物的浪费，即能量的耗散非常高，这从一个侧面与程度上，剥夺了社会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的能量，导致饥荒的发生。如作者所说，1942-1943年的河南饥荒正表现了这些生态过程。

在关注战争与生态等诸多因素共同导致饥荒的同时，作者还进行了反向分析，即饥荒的军事政治影响。两年的饥荒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也使河南饥饿的民众对他们充满敌意。各村的村长和保甲负责人一旦逃亡，就会带走所有的粮食，尽管部队知道如何碾磨谷物，但质量很差的粮食还是导致士兵营养不良，战斗意志也随之消耗殆尽。从军事与社会关系角度看，社会和军队之间“完全割断了联系”，如此一来，作为不能直接持续进行经济生产的军队，难以从社会中提取足够的能量，以维持自身新陈代谢，更不用说战胜强大的日军。国民政府无法确保发动战争所需的能量流动，成为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更为致命的是它在河南战区实行的以水为兵政策过度提取社会能量，造成的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甚至“其在华北的灭亡亦因此埋下了种子”。

在作者看来，与国民党的过度提取社会能量相比，力量弱小的河南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实现了对社会能量资源的从强征到保护的转变，这也是其壮大成功的关键原因。作者简要地指出了河南共产党成功地组织地方联防，抵御亲日和亲国民党的游击队抢劫，建立党和农民之间的长远关系，动员起了河南已有的地方宗族、村社、邻里组织，以武装力量为当地居民提供保护，使他们免受敌人侵害等等，这些技术因素使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较充足的粮食，即“能够有效地从人口和环境中提取能量”，为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作者没有看到的、更为实质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下沉，改变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直接组织保护生产，较好把握了农村社会能量生产与提取之间的均衡。

战争与饥荒所引发的生态灾难迫使近两百到三百万河南难民逃亡流浪。一方面，被难民遗弃的农村基础设施倒塌，作物种植几近停滞，农具丢失、牲畜被杀、土地抛荒，故土已经不能提供生存生活必需的能量；另一方面，难民的大规模到来，对接纳难民之处的环境也带来了压力，这些地区也遭受到了森林砍伐和土地的加速侵蚀。作者在此之外，深刻地观察到在安置部分难民的过程中，“最为严重的环境影响其实正直接来自中国战时政权为实现其经济和军事目标而对难民进行动员的种种努力”。战争与饥荒在河南黄泛区留下了一片废墟，战时地方和人民无力承担社会和自然生态重建的任务。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主导下，进行封堵花园口的决口，使黄河回归至1938年前的河道，同时进行难民返乡重建工作。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河南黄泛区的农业产量才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不过，战争所带来的“不易察觉的变化仍然存在”，并可能延续影响到现在。

从研究方法上看，作者在本书中借用生物与物理领域的能量与新陈代谢概念，观察不同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为研究战争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尽管如此，这种简单的比附，并没有形成作者所期望的“分析框架”，最多只是一个视角。一方面在具体动用其讨论战争、社会和自然环境系统互动时，只是叙述军事系统、战争活动对社会和环境能量、资源的过度提取及其影响，而没有从不同行动者的利益界定角度深入分析原因。实际上，不同的行动者对于“何者有利，何者不利”，自有各自判断，同时各自的观念对具体历史时空中的自身利益认知与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作者仅仅从能量提取与新陈代谢角度，难以解释不同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这种过于粗略宽泛的视角，也没有区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系统、军事系统的独有特征，以及中日战争的具体战争形态带来的对环境能量提取的特征及其影响。举例而言，战争是不同武装集团之间的持续冲突，近代工业化背景下的战争又是一种“总体战”。在作为民族国家之间战争的中日战争中，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民战争”，还是国民政府提出的“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还是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包括武力战、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为内容的“总力战”都属于总体战的范畴。以前的战争活动“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地扎根到参战国的社会组织中去。受到经济上和社会动员的制约，老百姓的身体就更不能置身于外”（[法]让-雅克・库乐第纳主编，《身体的历史》（卷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6页）。这种近代工业化战争形态及其在中日之间的非对称性——日方经济与军事系统工业化程度远远高于中方，在这种背景下，双方特别是中方对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与环境能量的提取具有压缩性，即不得不迅速地在有限时空中最大限度地提取。本书所研究的战争与环境关系深受这种战争形态的影响，作者恰恰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历史不是只讨论发生了什么，也讨论为什么发生。”作为历史学者，作者在本书中详细地叙述了战争、社会与环境之间“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他意识到混合因素作用，增强了其对战争、社会与环境关系解释的多样性、复线性和说服性。不过我们追问的是，加入了生态环境因素，是不是就穷尽了或拼成了真正导致战争生态结果中的实际所有因素及其过程呢？实际上，作者构建起来的能量流动与转换链条中，还缺少不少关键环节，特别是社会生态能量如何转化成为有效的军事效能（参见[美]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等，《国家实力评估  资源、绩效、军事能力》，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这对战争与环境也有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从物理能量转化军事系统在战争中的效能过程中，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链条和复合过程，其复杂程度不仅仅是历史学，而且是所有学科难以精确量化和复原的。尽管如此，作者用异域学术思路语言和叙述方式，对战争、社会和环境之间多方面和多方向关系的刻画分析，还是给国内读者带来新鲜的历史阅读体验、想象，这也是文化学术交流的一个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