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金爱烂：书写普通人忍耐困境的英雄一面

金爱烂，韩国当代著名女作家。1980年生于韩国仁川，毕业于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戏剧院剧作系。2002年凭借短篇小说《不敲门的家》获得第一届大山大学文学奖，该小说又发表于2003年《创作与批评》春季号，由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著有小说集《老爸，快跑》（2005）、《噙满口水》（2007）、《飞行云》（2012，中文版书名为《你的夏天还好吗？》）、《外面是夏天》（2017）等，长篇小说《我的忐忑人生》（2011，后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宋慧乔、姜栋元主演，于2014年上映），随笔《那些适合忘却的名字》（2019）。曾获《韩国日报》文学奖、今日年轻艺术家奖、申东晔创作奖、李孝石文学奖、金裕贞文学奖、年轻作家奖、李箱文学奖、东仁文学奖等韩国多个重要文学奖项。

在世界文坛上，如果说韩国女作家是一道迷人的风景，那么金爱烂就是那最灿烂的一抹。她的作品以“透明的感性、机智的文体和清新想象力”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同时，她还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视为“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女作家”。

金爱烂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被译成了中文。其短篇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自2017在中国出版后已加印五次，2018年出版的《外面是夏天》也已加印三次，后者还于2020年秋入围“京东文学奖”，受到评委中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高兴等的高度赞扬和大力推荐。据悉，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推出多卷本“金爱烂作品集”，这对于一位“80后”作家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2019年8月金爱烂到访中国时，记者在北京大望路一家书店与之有过简短交流。之后不久，就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这让人对金爱烂小说中描写的种种“失去”（失去亲人、失去前程、失去联系、失去母语等）和“疼痛”有了更为切身的感受。于是，就有了2020年岁末这样一次远距离的对话。

《外面是夏天》：我的写作对象是“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曾告诉读者，《外面是夏天》这本书“描写的是关于丧失的故事”，它的一个大的写作背景和氛围是“世越号”沉船事件。从中国读者的反映来看，也证明了你所说的“悲伤是没有国界的”。6年多过去了，2020年至今，全球范围都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击，韩国也不例外。作为一名作家，你对韩国发生的疫情想必严重关切并感同身受，有哪些令人难忘、值得书写的瞬间及故事？

金爱烂：我经常跟身边的人说，这一年有一种好像在过老年生活的感觉。因为韩国人都经历了在一定时期内收入锐减、活动路线受限以及人际关系萎缩的境遇——不只是韩国人，全世界的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可能是上天要让我们都有些成为弱者的经历吧。其实，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现在我们所经受的痛苦和隔绝，也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经历的。

我还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平时在电视剧和电影里看到的灾难叙事和现实生活中的情节并不一样。被人类喜爱的很多故事都呈现出起伏的曲线，都有在高潮部分激化矛盾，然后矛盾得到解决，同时曲线变得和缓的情节安排。相反，我们的人生更像是不择高低一直延续的心脏搏动曲线图。可以说，是在小的波折之后又是另一个小的波折，在简短的休息之后又有浪涛涌来的一种极端的困难吧。进步与退步、恢复与恶化循环往复，但生命依然持续，人们依然会照看身边的人。作为一名作家，这些日子我就是在不断思考。我认为，如果对人类来说还有英雄的一面，那并不是谁的某种戏剧性的超能力，而正是人们忍耐这些“极端困难”的诚实和真挚。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自己最喜欢《外面是夏天》这本集子里的哪一篇？喜欢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放到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来写，有没有哪篇想要修改？

金爱烂：我对《立冬》很有感情。因为这篇小说的写作对象是“困境”。小说描写一对年轻夫妇背负沉重的房贷，终于买到一套有20年房龄的二手房。然而，这对夫妇搬进这个二手房以后，竟然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而失去了他们的孩子。这个短篇中有一个场景是失去了孩子的夫妇在深更半夜贴壁纸。最后，这对夫妇处于一种无法放开手中的壁纸，但也无法继续拿着壁纸贴下去的状况之中。我把这对夫妇所处的场景看作是大部分人处于人生困境时所要直面的场景。所以我觉得与其急于给出安慰，不如我自己也停留在那个场景里才是基本的礼貌。我对这个短篇的爱，也就是我对这夫妇二人的爱。

我对都市生活的描写一直以来关注的是空间。当代年轻人所居住的空间其实不能称之为家，而是房间——房间也是很小的，也就是蜗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他们会不停地换房子。我一直在思考：在换房子的过程中他们究竟要去哪儿？最终又到了什么地方？这实际上反映了韩国的现代史。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追求的是速度、增长，还有金钱，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到底失去了什么？我认为就是“孩子”（这是一个象征化了的意象，暗喻人们在追求物质增长过程中失却了生命的本真——编者注）。

如果把我过去作品的背景改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可能有很多东西会改变。因为故事中所有的基本值都因为环境的设置而起了变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劳动、旅行、亲吻、握手都变得不可能的日子里，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或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正在向自己提问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于你的作品在书写韩国都市人困境和忧伤的同时，让人们感受到了精神抚慰般的温情，人们不可避免地将它们称之为“治愈系读物”。你如何看待文学的“治愈”作用？如果将你的后期作品与前期作品相比较，你觉得它们有没有“温度差”？

金爱烂：如果和过去的自己进行比较的话，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就像您说的，我写了很多有温度的小说。只是，如果说早期作品里的温暖是从乐观和肯定中发出来的话，现在是走过了生活中感觉到的失望与怀疑之后深藏的一抹温暖。量减少了，温度也变低了，有时候觉得这样更珍贵。因为前者是我已经有的，后者是我守住的。

韩国有一位社会学者说：“被痛苦充满的人不说话，而是发出声音。”这里的“声音”是各种非语言形态的表达，哭泣或者沉默、哀号之类。文学是把这些“声音”变成“话”的过程，是赋予那些声音以故事的地位、将其语言化的工作。它不是把人类的痛苦或者悲哀笼统地命名，而是一一赋予名字，然后叫出名字的事情。即便如此，这种语言也没有必要一定是柔和的、温暖的。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温暖的”语言而是“准确的”语言更能靠近我们的痛苦。

我在小说里面描写了很多弱者的故事，也有很多人向我反映，当他们读到我的小说时，感觉自己被看见、被理解，产生很多共鸣。其实，不是我站在那些人物的旁边，而是我小说里面的人物选择站在我的身边。前几年，当我得知韩国发生了“世越号”沉船大事故的时候，我自己也受到了伤害，我也需要被治愈，于是，我通过写小说来治愈自己。不是我去理解他人，而是我也需要被理解。小说，就是我选择的方式。

避免采用常见的表现手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的首部长篇小说《我的忐忑人生》早在连载之初便引来无数关注，出版之后马上成为当年的热销小说。在作品中，患上早衰症的阿美，刚满17岁却有着80岁的衰老脸庞。他在逐渐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不断复原自己的生命记忆，竟亲眼看见了自己的出生和成长，见证了父亲和母亲怎样相遇，为什么生下“我”等过去的事件，以及家庭面对命运摧折之际的无奈和悲凉。这部作品的叙事角度和时空转换非常特别，请问你当时是怎么构思这部小说的？

金爱烂：我想写的是“失去了从未有过的东西的孩子”——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奇怪，但对于患早衰症的主人公来说，我觉得他失去的“从未有过的东西”就是“青春”和“年少”。在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对小说的关心从“空间”转向了“时间”，这对小说的结构也会有影响。我想写的是，一个孩子的体内，过去、现在、未来都像纸一样皱巴巴地搓揉在一起的样子。

在写作的时候，在表现人物的时候，我都避免采用常见的表现手法，我觉得文学在表现上是对抗日常的，整个创作过程就是在对抗生活中最常见的各种事物。在写作时我更关注的是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外面是夏天》这部集子里，有一篇名为《沉默的未来》的中篇小说，是李箱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讲述了一个濒临灭绝的语言博物馆的故事：某个超级大国把世界上的稀缺语言使用者召集起来，专门开辟场地，让他们以“活的磁带”形式展示出来，供人参观。小说体现了你对人类文化的担忧。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身边的朋友谈论这篇小说，赞赏你的危机意识与超凡的想象力，因为语言的丧失就是沟通的丧失。能否谈谈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以及你通常获取素材的渠道？

金爱烂：在创作这篇小说之前，我偶然读到一篇新闻报道，内容是“地球上平均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失”。小说就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的。这是我写的小说里最抽象最难懂的一篇，但是在小说的根底上，有我作为一个作家“对语言的爱”。听说这个短篇尤其被离开故国的移民和留学生喜欢。可能是因为有从母语中疏离的经验的人，对小说中的某些部分更能够直观理解、产生共鸣吧。

关于我的素材来源，每一部小说集都不太一样。我初期写小说的时候，素材或是创作灵感大多来自我熟悉的生活，如身边的人以及我的家人。后来在创作《飞行云》这部小说集的时候，我的灵感来源或者获取素材的渠道开始发生了变化。为了收集素材，我做了很多工作：我去采访，也去网上或者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搜集材料。比如在《外面是夏天》这部小说集里，有一篇描写的是小狗的故事，那么我在写小狗之前就要搜集很多关于狗的材料，比如小狗会不会做梦、它的平均寿命有多长时间等。

收集信息并不难，但是酝酿情绪却非常不容易。比如说喜欢狗的人的性情，他在面对狗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被人爱着的狗它情绪怎样，或者说它有没有情感，如果这些情感处理得不好，读者立刻就会发现。我在收集信息、酝酿情感的时候经常犯错误，但还是在不停地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7年，韩国民族文学研究所编选了《小说2000年代》（思想的树木出版社），集中介绍了包括你和朴玟奎、片惠英、金重赫等在内的韩国新锐作家。书中指出：“自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态（指1998年1月5日贷款到期，韩国政府无力偿还此前借入的IMF贷款而陷入危机，也称‘IMF危机’——编者注）以后，资本主义的进程更为迅速，邻居之间时而孤独时而联络，毫无希望可言的青春射出想象力的烟花，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显得多姿多彩。”现在离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无论是你，还是被誉为“韩国的卡夫卡”的片惠英，都运用奇幻的想象力，大胆进行文本革新和实验，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叙事技巧。在如今这样的网络时代，在文学与政治、科技、商业的共生中，你认为小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金爱烂：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我的读书方式。比如在阅读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时，遇到“ ”（Saint-Malo，法国小城圣马洛，韩语发音意为“用生造的语言”——译者注）这样陌生的地名，就可以立刻用智能手机打开卫星地图。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感觉的拓展，我有些犹豫。信息量当然会增加，但如果问到“心里画的圣马洛和现实中的圣马洛哪一个更令人着迷”，那常常是前者。

从创作者的立场看，尖端科技会让我的很多尝试和想象成为可能，我也认为要积极地加以利用。但有意思的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因技术的全知全能属性反而妨碍故事展开的时刻。如今作家们在写作某些场景时，常常需要预先设置主人公没有或者不能有智能手机的理由。偶然与事件、误会和戏剧性被技术缩小了。这样如果被问到小说将去往何方，应该往哪里去，我的回答会很简单。在所有叙事的叙述者和主人公就是自己的一人称媒体（自媒体）时代，在自我迷醉和自我异化共存的时代，对写小说的人和读小说的人来说，要抵达的不是主人公的位置，而是能帮助人找到自己的地方。当然不是所有小说都有这种必要。但我想写这样的小说，虽然不是经常能成功。

韩国女性主义的书写多样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韩国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国家，但记者发现，你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往往并不那么强势，比如《老爸，快跑》《我的忐忑人生》等作品中的年轻父亲，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就已为人父。《老爸，快跑》中的“我”的爸爸在惊慌失措中离家出走，“我”出生后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只能不停地在想象中构建父亲的形象；《我的忐忑人生》中，年轻的父亲17岁意外结婚生子，完全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中国学者薛舟曾评价道：金爱烂将父亲刻画为遗弃子女的无责任感的人和乞食于女儿的无能力的人。总之，在你的作品中，男人并不威风凛凛，生活得也很艰难。

因此有读者认为，你的小说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父权制的衰落；也有读者认为，你的小说不局限于男性或者女性，而是讲了都市人的普遍困境与焦虑。对此你怎么看？

金爱烂：我觉得如果赋予人物过度的代表性，人物就会变得不自然。所以在写短篇的时候，我会想着“就写我最了解的一个人吧”来开始故事。那之后，希望读者在跟随人物的过程中“还能”看到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和同时代的风景。我常常感觉到，使用社会学的语言来阐释我们的生活时，存在着无法用语言穷尽的，或者运用那些语言之后依然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所以需要一种承载它们的另外的语言，对我来说，那就是小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如何解释你作品中相对“懦弱”的韩国男人形象？当然这也不难理解，每个个体都是有差异的。

金爱烂：我说过，我的素材或是创作灵感大多来自我熟悉的生活，我小说中很多人物有我家人的影子，这是事实。我妈妈在生活中是一个大嗓门、非常开朗的人，生活能力也特别强，她给我反复讲述有关爸爸和她年轻时的故事，还有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而我跟爸爸谈话或者爸爸带我玩的记忆却特别少。当然从小到大，爸爸也经常向我承诺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可惜很少兑现。对我来说，妈妈就像蜡笔，爸爸就像画纸，纸上的空白地方很多，当我长大后发现这一点，就有想要用妈妈这支蜡笔填补这种空白，也就是讲故事的冲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讲故事治愈童年创伤，与生活进行和解，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下一个问题是有关女性的。21世纪以来，女作家一直在韩国文坛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年来Me Too运动席卷全球，与之相呼应，在韩国也掀起了一股女性主义写作潮流，涌现了《82年生的金智英》（赵南柱著，2017）等有着强烈抗争意识的作品。与前辈申京淑那种通过生命中的深情回望重新“寻找母亲”不同，赵南柱等年轻作家更加关切女性自身的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韩国新一代的女性也更加自我。你如何看待赵南柱等年轻作家的写作？

金爱烂：韩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从几十年前开始，延续至今。最近几年女性主义文学被广泛关注，是因为作家的声音和读者的需求同时契合、大幅叠加所致。读者不是通过口号，而是通过“故事”的形态遇到女性主义，似乎也受到了影响。这个时候就让我们重新思考，通过“故事”而不是通过语言或者口号，这意味着什么？故事的力量又是什么？

如果说在很久以前造就的土壤里，几位作家种下了树苗的话，现在这些树已经伸展出各种枝丫，细分并处在成长之中。如果说最初有必要集中关注性别歧视问题的话，现在正在出现对其内部各个人物的分裂及复杂的位阶（阶级和人种、代际间的交错性）进行探索的尝试。女性主义在成为“素材”之前首先是一种“世界观”，现在以这种世界观为基本价值的作家们正在采用各种体裁的技法，进入书写多样化、故事陌生化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眼里，男人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他们都活在别人的期望里。事实上，包括韩国男人在内，很多男人是支持男女平等的。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才是理想中的两性关系？女人如何获得真正的幸福？

金爱烂：我觉得应该需要不把对方工具化、不榨取对方，而是尊重对方的态度吧。同样，我相信幸福也不是结果而是过程的另一个名字。只不过，比起说出正确答案，作家是更擅长提出问题的一类人，所以即使有同样的问题意识，也会发现用不同的方式切入的必要。这是一种与其直接回赠正确答案，不如通过细化问题、放大问题来参与提问的方式。

最有力的交流是相互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韩建交之后，两国的文学及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作为韩国的新生代作家，你在文学交流活动中是否与中国作家有过交往？哪位作家或是哪部作品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刻？在与中国读者的交流中，你有哪些感触？

金爱烂：我于2019年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参加过文学交流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面向读者的而不是学术论坛类的出版活动。之前在国外也参加过不少活动，但从来没有过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年轻读者参加的活动。在那里，年轻人全都真诚地倾听我说话，表现出强烈的关注，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和同辈作家蒋方舟、文珍的对话，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多次在中日韩三国参加东亚文学论坛，在韩国也有机会和苏童、余华等先生一起参加论坛或者对话。2019年秋天，与一位中国作家在首尔的对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位先生对我的作品作了真诚而饱含感情的发言，在分别的时候，还送了我一盒中国绿茶作为礼物。此后在寒冷的日子里端起茶杯坐到书桌前，我常常会想起这位先生给我的鼓励。读者和评论家都是作家的好同伴，但有时候实在没有比其他作家的支持更能让作家有力量的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朴范信先生曾谈到，中日韩三国都同属汉字文化圈，但是三个国家的作家都很少互相看对方的作品，反而都在朝着西方看。今天的中日韩三国的作家都有着一种忽视对方的倾向，你怎么看？你认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作家，尤其是中韩两国作家该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学交流？

金爱烂：东亚国家的近代教育体系从建立之初就很难摆脱以西方为中心搭建的框架和目录。当然，其中也有很多值得参考和学习的东西，但恐怕并不能成为绝对的标准。可能我的回答有点简单，但最有力的文学交流，可能就是相互阅读对方的作品了吧。爱不认识的人是困难的，把“不认识的人”变成“认识的人”，是小说的工作之一。到现在，比起从新闻或电视剧中感知到的中国人，我还是觉得通过中国文学中的人物遇见的中国人更加亲切。因为通过他们，我能感觉到一个人的内心和历史以及和世界的紧密联结。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可能不是“文学者的交流”，而是“文学作品的交流”。当然，如果两个方面都能实现的话就更好了。为此，要先行一步的是当代作家的实时翻译和相互间的好奇心。

（感谢翻译家、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韩语系徐黎明老师的倾情翻译）

原标题：书写普通人忍耐困境的英雄一面 ——对话韩国著名作家金爱烂

原标题：《专访金爱烂：书写普通人忍耐困境的英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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