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竞争的时代

原创 维舟 维舟

去年9月，河南宣布，全省除郑州中心城区之外，全面放开落户门槛。此前虽然也有一些城市推出类似举措，但在一个人口大省推出这么大力度的举措，尚属破格之举。

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说标志着中国各地推动全面城市化的决心，因为这意味着只要愿意落户，几乎再无限制——以往曾被围追堵截的“外来人口”，现在都已被视为受欢迎的潜在“新市民”。

各地近年来的“抢人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也是受此推动。河南近些年经济狂飙突进，但与发达的沿海省份相比，它的人才、劳动力吸纳能力却颇有不如，这最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人口流动上——2018年河南全省户籍人口10906万人，但常住人口却只有9605万，换言之，足足有1300万河南人在省外生活工作。

如果说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差距一时难以追平，那么最能快速见效的毫无疑问就是政策杠杆，全面开放落户足以吸引一部分“漂”在外的劳动力回归。

近些年来愈益明显的是，各地都在打造自己的经济增长极，而这就意味着经济、文化、人口进一步聚拢到大城市，以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益最大化。

如果说以前还只是让农民“洗脚上岸”、连片开发城区和地产的粗放型模式，那么现在就真正进入了更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都市经济，欢迎来到都市圈竞争的时代！

Geoffrey West (1940-)

理论模型确实也已证明，高密度的现代城市能通过人口集聚产生规模效应。英国理论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建立了一个关于全球城市发展的普适模型，结论是：城市人口每翻一倍，任何经济活动的人均指标（从人均收入到人均存款，甚至是暴力犯罪率）都会随之增加15%。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想搬去大城市，因为同样一个人，如果搬到一个两倍大的城市，那么突然之间他所有的产出，按任何能衡量的指标来计算，都增加了15%。”

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学者陆铭在他的《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一书中，就已极力主张在国内集中建造大都市，以便更好地突出规模经济。从全球来说，有半数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仅占陆地面积1.5%的都市区，但这需要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人口的自由流动，这样欠发达地区富余的劳动力才能得到转移，并更优化地配置资源，实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最终目标。

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大量外来人才和劳动力，那么长三角要成为制造业中心绝无可能，而在这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区域，人均意义上的地区间发展水平也是全国来看相对最平衡的，城乡差别较小。

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城乡差别往往越小。这是浙江乡村，2018年浙江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省

实际上，在陆铭这本书2016年问世之前，国内各大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早已悄然开始了，但那时大抵还是劳动力的自发流动，落户门槛也一直都在，从未像近年这样白热化。

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可说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则明确，大城市取消或放松落户限制，而此前一年的2018年，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已经轰轰烈烈，成为当年的标志性社会现象了。

现在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那就是各地进一步明确打造都市圈经济，“做大做强”这四个字频频见于媒体。对很多省份而言，这往往首先就意味着强化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实现行政扩权。

2016年成都代管简阳市、2019年济南吞并莱芜市、2020年长春接管公主岭市，都旨在强化省会的实力；安徽则早在2011年就拆分了原地级巢湖市，将其一半归入合肥，合肥又建设米字型的高铁枢纽网络，经多年集聚，实力已凌驾于芜湖、蚌埠等竞争者，在省内被戏称为“霸都”。河北则提供了一个反例：正是因为石家庄经济实力在省内尚且不敌唐山，也就很难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在这种扩权较难推行的地方，还有一种从官方到民间都得到热烈拥护的思路：推动邻近城市的“一体化”，以实现1+1>2的城市群经济效应。

这方面较早落实为全省战略举措的，可能是湖南的“长株潭一体化”（1997年），河南的“郑汴一体化”在2011年后甚至成为国家战略。此外诸如陕西的“西咸一体化”、广东的“广佛同城”、福建的“厦漳一体化”、四川的“内江-自贡同城化”，一直都是各地的热议话题。

与此相应的，一些邻近城市合并做大的建议几乎不绝于耳，如河南的安阳/鹤壁、山西的太原/晋中、广东的潮州/汕头/揭阳、湖北的鄂州/黄冈/黄石、江苏的扬州/泰州，甚至有不少人建议北京合并天津、廊坊。

另一类不时可见的传闻，则是某些“第五直辖市”，被纳入候选清单的有广州、深圳、武汉、成都、西安、青岛、南京、厦门、大连、喀什等等。虽然这些消息从未得到进一步证实，但在网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热议一阵，这本身就表明人们对当地发展的热切愿望。

显然，无论是合并做大，还是成为直辖市，都有利于这些城市更进一步调动资源，使得它们可以在集聚资本人才、争夺资源的激烈博弈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颇不乏有跨行政区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案例（如纽约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日本的大阪-神户-京都经济圈），但在国内，通常首先想到的就是“破除行政壁垒”，往往要合并之后才能便于调控整合资源——可能唯一的例外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

但公平地说，这些“做大做强”的呼声也的确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这既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因为利益切身相关。因为人们正确地意识到，在这样的都市圈竞争中，成为增长极的那些城市才能拥有更好的机会，如果自己不能、不愿或难以自由迁移，那么寄望于本地未来发展更好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其实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原刊《南风窗》杂志专栏

原标题：《都市圈竞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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