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永祥谈乾嘉考据学的得失

漆永祥像  章静绘

有清一代之学，乾嘉考据最具特色。然而，清末以来一直饱受批评，甚至曾为清亡背锅。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对于乾嘉考据学的看法有了变化。如何看待乾嘉考据学在学理上的得失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勾连？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漆永祥教授专治清代考据学，最新出版了《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一书，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采访中，漆永祥教授指出：我们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至少在资料占有上和学术研究的深度上，大大超越前贤，但对乾嘉学术的评价，仍然笼罩在清末“大师效应”的光环之下，值得扪心自省。

《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漆永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548页，110.00元

一般人在谈乾嘉考据学时，往往对其界定比较模糊，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对乾嘉考据学的界定。

漆永祥：谈到“考据学”，人们往往要么说得很复杂很神秘，要么不屑一顾。其实从我国纵向的历史长河来看，考据学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并称，各自代表其时代的特色学术，因为考据学发达在乾隆至嘉庆时期，所以被称做“乾嘉考据学”。

考据学指的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用“考据”这个词来命名其学，清代学者就有激烈的争论，另有朴学、实学、汉学、考核学、考证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说法，如焦循、龚自珍等人认为“经学”一词足以概之，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当然，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比勘异同、考校得失的学问，则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考据学，也未尝不可吧。

考据学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以传统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相当于发动机。乾嘉考据学之所以研究者少，贤者唯恐避之不及，就是没有小学的基本功，这辆老爷车就发动不起来，更不要说上路了。所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指指点点，说这车又老旧又破败，早该被历史淘汰，然后抢着去开一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时髦小跑车了。

晚清以来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乾嘉考据学有相当激烈的批评，甚至有污名化的趋势，这些批评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出于历史情境的，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批评？您会如何为他们辩诬？

漆永祥：“考据学”这个词，长期以来与“落后”“反动”“务虚”“琐碎”等相联系，甚至清季将亡国挨打的原因，也部分归结到考据学上来，认为清儒钻训诂搞考据，导致我们没有发明出飞机大炮，终被西方的洋枪洋炮打败，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我们放眼望去，历史上最不受待见的两个短命王朝，就是秦朝和隋朝；还有两个最背着骂名的朝代，就是元朝与清朝，所谓“崖山以后无中国”之类的怪论，流行于网络间。秦、隋两朝之所以被视为暴政，除了自身确实有暴政因子外，他们没有当朝史，没有人替他们歌功颂德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而元、清两朝被否定与轻蔑，则与他们是少数民族政权有极大的关系。

就历代学术而论，乾嘉考据学所受的待遇，与清朝相当，且互相拖累。于是，最不被认可的学术与最不被肯定的朝代出现在同一个时期，就非常悲催，演化成了双重的否定，但这种双重的否定并没有负负得正转为肯定，而是几何倍数更加放大了的否定。

当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时，所面临的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清以前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那样简单的事情——易姓易王了之。清末，至少有两种变化为历代所无：其一，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关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皆空前激烈，日益高涨；其二，传统社会行将崩溃，社会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皆处于转折的关口。因此，在此特殊的易代前后，清廷所受到的攻击远比任何时期的亡国之朝要多，而又适遇其为东北一隅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遭到的炮火更为猛烈。反清者、排满者、反封建者、反列强侵略者、革命者、学者乃至普通百姓，莫不视清廷为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

反清排满的言论，体现在学术界，就是摭拾“学术误国”的老话题而加进新内容，如清初人批判宋明理学空疏误国导致明朝灭亡一样，将清王朝之落后与衰亡的原因归咎于考据学家之倡言复古，治无益之学而不问国事。而革命者出于反清需要，反清则必排满，排满又必排击清室，排击清室又必揭斥禁书与文字狱的破坏性和残酷性，而这样又很自然地将禁书与文字狱同考据学挂钩，推导出考据学的兴盛是学者迫于文网、偷安苟活而钻故纸堆的结果，使二者间形成必然的因果关系。自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等人始，后为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钱穆、鲁迅等人论证成之，遂俨然成为定论而为天下所共信。其实，当时出于反清排满的需要，如刘师培以“光汉”为字，又以“韦裔”为笔名著《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这种“汉族唯一”的种族局限，言颇失据，语多偏激，故他们不可能客观公允地探讨清代学术与政治之关系，也不可能公正地评价清代学术。

尽管陈寅恪、孟森等前辈学者也对“文化高压说”提出怀疑，认为清代史学不振的原因，“必别有其故”；而清一代文治武功，幅员人才，皆有可观。“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先是批判胡适的实证主义，后又兴理论热而以论代史，“文革”中批判封资修，视古籍为毒草，文献整理与研究扫地无余。而以文献整理与研究为职志的考据学，就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并成为学术界的反面典型。所以，我们一方面尽情地享用着乾嘉学者的考据学成果，一方面肆情地对他们进行批判讽刺，可以说是“吃奶骂娘”的典范。

近二三十年来，清代学术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如果考察一下关于乾嘉考据学权威著述的引用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梁、钱二氏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仍然拥有高引用率。这一方面要归结于两部著作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研究或许还未超越他们。但如果换个角度讲，他们的著作撰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国家多事之秋，流离颠沛，资料难备，书有寄托，言多激越，亦时代使然。尤其梁书在谈到“音韵学”时自称，“我素来没有研究，完全外行”；谈到“天算学”时，又谓“极惶悚极忸怩，盖吾于此学绝无所知，乃不敢强作解事”。但迫于需要，又不得不写，长篇大论，泛泛而谈。梁氏深知其短，而今天学术界对他谈音韵、天算等的言论，仍反复称引，以为典据。今天我们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至少在资料占有上和学术研究的深度上，要大大的超越前贤，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却仍然笼罩在“大师效应”的光环之下，这确实是既令人尴尬，又应该深刻地扪心自省的。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文化高压是否有关系，我们知道“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文化钳制对学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都在。

漆永祥：前已述之，关于考据学的成因，在谈到政治原因时，人们往往强调清代大兴“文字狱”，导致读书人不敢过问时政，不关心现实，只好埋首故纸堆，向死人讨生活，与古籍为友，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句诗化语言，被当成了史实来传播。我们知道历朝历代这些作用都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都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在研究中强调这种作用既合情合理，也最宜让人们接受。

但我个人认为，对“权力的毛细管”所起的作用，不能强调得太过分了。因为稍微纵览历代，可以看出在“文化钳制”最力的时候，或者改朝换代腥风血雨之际，学者采取的自保之策，多是或埋名故园，老死沟壑；或高蹈山林，吸风饮露；或遁入释道，空壳度世；或放浪形骸，梦死醉生。也就是说，历来很少有人以读书治学为全身避祸的手段，更没有人愿意皓首穷经考订古籍来跟时代和自己较劲，读书著文其实有着更大的风险，因为“以文字罪人”也是历代统治者惩处读书人的常用手段。从这个层面理解，清代学者“以学为隐”并不是聪明的办法，而且清人攻考据的大部分学者，并没有谋得“稻粱”，而是穷迫困厄，艰难度日。例如江藩家中本来是在扬州开药铺的，他自己也通医术，还常常给人治病，如坐堂问诊，必生活裕如，但自从迷上治经学搞考据后，就放弃家业，由富返贫了。

所以，我更愿意认为，到了清代中叶随着国民经济的兴盛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刻书购书读书著书的热潮随之而起，但传世古籍长时期无人董理，已经错讹到了不可卒读的地步，亟需一批有志之士来做一场掀个底儿朝天的全面清理与校勘，而民间考据学的兴起与朝廷“四库馆”的开设，却适时地与时代潮流相吻合，烘托出了乾嘉考据学的鼎盛，学术内因仍起着主导作用。“权力的毛细管”固然还在，但并未达到大动脉贲张奔流的效果。

您认为乾嘉考据学的发达，与清廷高压无直接关联，但乾嘉学者似乎不大关注社会现实，不过问时政，也不编纂当代史，皓首穷经，与古为生，这又该做如何解释呢？

漆永祥：我自己也一直有这个纠结，所以前后花了很长时间来梳理考证，试图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看乾嘉考据学家有无“事功之学”，即考据学之外他们对国家社会有无其他贡献。近代以来，学界在论古贤所谓“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有用”与“无用”时，所依据的标准无非是：从心态上看是“入世”还与“出世”的，从科举功名看是入场应试还是放弃举业，从入仕行为看是积极入仕还是避居乡野，从居官实绩看是贪黩祸民还是廉洁有为等。

依上述标准，我对清中叶从惠士奇（1671-1741）到刘文淇（1789-1854）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找出两百位考据学家进行量化分析，这些学者从时间跨度与横向的学者地域分布而言，皆具有广泛的客观性与代表性。

此两百人中，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不同等级功名的人占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而高中进士者近二分之一（其中前三甲几占十分之一），举人占近四分之一，两者与特科相加共一百四十一人次（八人有重复计算），几占四分之三。如此高的科名比例，放在任何一个封建时代，都是比重极高的。即各类生员六十四人，也是或屡考不中，或奔波衣食，并未放弃对科举功名的渴求。从这一组数据中反映的情况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汲汲焉功名是务”，但绝不能说他们是埋头故纸而“隐居苛活”，则断断焉甚明！

乾嘉考据学家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者有四十一人次，占全部两百人的百分之二十点五；地方官员多达五十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在各类文教机构中任职者有二十八人，占百分之十四。也就是说在两百人中，有一百一十九人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五的学者曾入官为宦，占到总数的近三分之二。即未曾入仕的其他六十五人，也分多种情形，或因个别原因放弃为官，或得官不能赴任，或未仕而卒，或身残不仕，但没有一例是因为感受到政治高压或对当政不满而放弃入仕的机会。

此两百人中，有执掌中枢、为国之幹臣者，有秦蕙田、纪昀、汪廷珍、胡长龄、阮元、王引之与戴敦元等；有为总督、巡抚、布政使等方面重任，治世能臣者，如毕沅、王绍兰、李赓芸、谢启昆、胡克家、孙星衍、梁章钜与阮常生等；有任职地方而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者，如汪辉祖、张敦仁、汪喜孙、胡秉虔、武亿、邢澍等；有刚正不阿，直声立朝者，如王念孙、洪亮吉等；有倾心文教，兴学育才者，如惠士奇、卢文弨、钱大昕、程瑶田、翟灏、丁杰、马宗梿、李道平、严可均、汪莱、钱东壁、沈钦韩、朱骏声等。他们信守“学问、人品、政事，三者同条共贯”的理念，“以实学、实心而行实政”。在各自的职位与环境中，洁身自爱，矻矻不休，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康乾盛世”的到来与繁荣，也与他们的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即未入仕途，久处乡闾者，无论贫富，也往往以儒风耆德，垂范乡里，德被四邻。如焦循虽中举，但以有足疾而弃仕，但他平日也是“尚论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为亲民官。虽以疾跧伏乡里，时时静察夫民之情”。毫无疑问，他的目光是入世的，是关注现实民情的。因此，乾嘉考据学家对现实持有热切的关注，从国家政事，至民间疾苦，都在他们所关注的视野之内，他们并没有远离现实社会，他们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他们董理古籍，也有着浓厚的法古致用思想。

如果放眼全球，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进入蒸汽时代；而中国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当西方已经乘着火车飞速发展时，“天朝大国”仍在坐着马车晃晃悠悠地缓慢蠕行。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帝与戴震、纪昀、钱大昕、阮元诸人，从未料到“天朝”会出现亡国灭种的危机，没有料到西方侵略者会从海上乘船攻入中国，没有料到考据训诂不可能发明电化声光，更没有料到他们在后世背上误国祸民的罪责。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一方面对外部世界懵盹无知，另一方面国内局势安定富足，他们也对此没有太大的需求。中国落后西方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治国行政与经济文化系统的问题，而不只是某一环某一节的问题。而睁开眼眼看世界并明白中国已经落后，还要等到“鸦片战争”后强敌环伺、国门洞开局势下的林则徐、魏源等人。对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而言，他们只是在他们的国度他们的时代做了他们应做的合理的事情。

至于乾嘉考据学家不著当代史，假如我们对两千年史学史进行考查，在史著编撰上有如此规律：其一、史学活跃与史著尤其是当代史著大量涌现的时期，一般正是国家动荡分裂或国势日见蹙迫的时期；其二、在国家承平时期，有关当代历史的史著不多，此当然不包括国家史馆所编国史。在我国古代史上，大规模的著史尤其是著当代史的高潮曾出现过四次，一是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如果以诸子皆史的观点看，则当时大量出现之著述，皆可称为当代史；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割据，也出现了大量当代史著；三是南宋时期，国势日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南下，给南宋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此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当代史学名著；四是明末清初时期，朝代更易，围绕明史尤其是南明史在民间出现了大批史著。之所以如此，这同史学的功能与现实社会对史学的亟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在国家承平时期，如汉、唐、明、清的繁荣时期，则是史学与史著相对较少而趋于平淡的时期，学者也不大留意当代史事。就清乾嘉时期而言，当时随着官修《明史》的告成和民间修史的被镇压，明末清初的历史已不再是史学界万众瞩目的议题，就以史学为职事的浙东学派而言，章学诚曾论从王阳明到万斯同兄弟间所治史学之变化说：“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章氏此语，是对我们上述观点的最好证明，史书编纂与时代兴衰戚戚相关，甚至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晴雨表。乾嘉时期史学家以对前代史籍进行大规模整理与研究为主要职责，一方面是考据学兴盛造成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正是史学自身发展之规律所致，一味归之于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显系偏颇之论。

今天的研究者或者说好事者，总希望历史按自己想象或满意的路线发展，否则便对古人进行鞭尸，要么先知先觉般地对历史进行所谓的裁定与纠偏，要么像事后诸葛亮对古人加以苛责，恨不能让戴震、钱大昕辈扛起红缨枪，进山打游击。其实，如果把今天的这些假诸葛们放在历史情境中的乾嘉时期，他们能够放下古籍，去研治火炮吗？他们能丢弃马车，去起造战舰么？如果以他们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要求加诸自身，既撰写不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那样的名著，又浪费国家公帑，岂不更为无用而有害，恐怕连说自己是“以学为隐”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吧。

汉宋之争大多表现为义理与考据之争，有点像我们以往常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如您所说，乾嘉学者也追求义理，那么乾嘉学者反宋学，究竟反的是什么？而方东树等人的反击，反的是什么？

漆永祥：“汉宋之争”和“考据”与“义理”之争、“道问学”与“遵德性”之争、“古文”与“今文”之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重叠的，确实很像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近些年来流行的观点是，从学术内部变化来看，宋明理学“反知识主义”运动的末期，儒者鞭辟向里、闭门思过，结果此路不通，撞了南墙，然后再猛回头，重新捡起书本，开始“重智”，由此导致了清代考据学的兴盛。

但窃以为这一说法，不一定与历史事实相符。实际上“义理”与“考据”之争，貌似你死我活，但又共存共融，相互依赖。清代考据学家在追索自家学问源头的时候，就一直追到孔子、子夏那里。上古时期，有了文字，就有了文献，有了文献的积累和重复，就有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证，二者犹如一车之两轮，时而左偏，则可能义理盛行；时而右倚，则可能考据发达。义理走向虚炫，则以考据求实；考据趋入琐屑，则以义理归简。先秦、魏晋、宋明以义理取胜，东汉、隋唐、清代则考据兴，一盛一衰，一兴一废。至于晚清近代以来一直到今日，则是各种“主义”尤其是国外理论的天下，因此导致义理独大横霸之局。正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近年来渐有“黜虚崇实”的风向，也可能是由“五阴之剥”趋向“一阳复始”吧。

从治学方法上来讲，“义理”与“考证”二途，切入点不同，也就是朱熹所讲的“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但自古以来能将二者结合得很好的人，却少之又少。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最常见的说法是义理、考据与词章三分说，清人也多持此说，王鸣盛更增加了“经济”为四分说。从来没有人说“义理”可有可无，“学以明道”，而“道”何尝不是“义理”，也就是戴震所讲的“大本”。乾嘉学者最常见的说法是“训诂明则义理明”，即如果连文字音义都搞不懂，那就谈不上对“义理”的深解；而如果音义诂释讲明了，则“义理”自显，也用不着像宋儒那样非要高设讲坛，阔谈高论，才能讲明“义理”，才能闻道。清儒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人，皆不好为人师，更不愿讲学结社，呼喝而行，就是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

乾嘉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立，是惠栋倡导的。惠栋主张追求根本之学，也就是尊从汉儒，讲究师承家法之学。即“明师承”与“重源流”，这是清中叶学术风气转变的关键。学术如同政治，要扶起一派，必然要打倒一派。要修起一座新庙，树立新的神灵；必然要拆毁一座旧庙，打落旧的魍魉。惠氏将汉、宋对立，褒一贬一。他对宋代经学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惠栋认为宋儒不重小学训诂，空疏无本；以理释经，凿空无据；援据释道，淆乱六经，以伪乱真，经学不纯，他甚至说“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这与戴震高喊“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同样激烈决绝，惠栋对宋学之批判影响戴震、钱大昕等人甚大，乾嘉时人攻驳理学，愈演愈烈，皆承惠氏之绪余而起。

但惠栋对宋儒正心诚意、立身制行之学，却采取肯定的态度并树为楷模。他家传楹联有“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所法即正心诚意之学，而决非天理人欲之学也明矣。

到了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总结考据学家成就并为他们立传，纂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当时龚自珍认为“汉学”二字有“十不安”，如果改成“经学”则“浑浑圜无一切语弊矣”。但江氏既要为汉学争地位，更要为考据学家争地位，与宋明理学家争“道统”不同，乾嘉考据学家所争的是“学统”，即儒学正统，这才是江藩坚持不改书名的主因。

乾嘉时期，站立在考据学家对面，以维护宋明理学的样貌出现的，有袁枚、姚鼐、翁方纲、程晋芳等人，而江藩《汉学师承记》的刊行，则激起了与他同在广东阮元署中修《广东通志》的方东树的不满，于是著《汉学商兑》向考据学家发难。方东树自宋代黄震以降，到清代顾炎武、阎若璩、惠栋、戴震、钱大昕、阮元、江藩等，一一指名痛责。方氏书中充斥着讥刺怒斥、谩骂毒诟之语，他认为汉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支离誖诞”，“粗谬已极”，“欲自绝于日月”；咒骂钱谦益为“誖畔之徒，人头畜鸣”；怒斥戴震“为论披猖至此，肆无忌惮”。“所谓兽死不择音者也”。最失厚道者，他还在批评茅星来、施朝幹时，特意注明二人“无子”，以证其不宗程朱之学之报应。

桐城派学者，康熙时方苞称“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姚鼐更以为“程朱犹吾父师”，因为诋毁讪笑程朱，“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杨向奎先生严斥方苞曰：“此不类学者言，乃巫祝语，是在巫祝间亦文网密布，一如康雍乾三代之罗致文人入狱者！”方东树完全继承了方、姚文风，且可谓后来居上了。

方东树以卫道的面貌出现，所卫之道当然是程朱理学之道，但他又无自己的见解，了无新意，只是一味谩骂。所以自称以“鹦鹉灭火”的精神，向汉学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他洒向这场熊熊烈焰的“翼间水”，方宗诚等人夸赞起到了扑灭考据学熊熊烈焰的作用。其实，清代汉学发展到江藩、方东树的时代，早已过了全盛时期，加之“太平天国”的扫荡，江南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藏书之家经兵燹焚余之后，书籍流散，故家毁亡，汉学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汉学早已不复乾嘉全盛期的光景，已经走向了衰微。所以，汉学不振与《汉学商兑》的攻驳，不存在任何的必然联系。

乾嘉考据学者对汉唐以来注疏之学的继承和突破主要表现在哪里？现代学术对于作为传统学术的乾嘉考据学，有哪些继承或超越，换句话说，乾嘉考据学的学术合理性、客观性表现在哪里，其致命的缺陷是什么？我们今日治古学者，又该注意些什么？

漆永祥：唐人义疏之学，承上启下，是经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经典。但宋明以来，不重注疏，束之高阁，到了清中叶，考据学家主张治经须从读注疏开始。但注疏的体例有两个特征：一是所谓“疏不破注”，如果注疏被驳得体无完肤，那就是自乱其例；一是注疏具有前代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性质，也不容许掺入整理者过多的个人观点。再加上纂成于众手，导致注疏体例不一，曲徇株守，疏文冗繁复沓等弊端，使人不满。同时，在清人看来，就“五经”而论，《诗经》是毛郑之学，《三礼》有郑注，这是汉学，没有问题；《左传》杜预注，十之六七采自汉儒，汉学尚存其间；而《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汉学尽失，问题严重，亟需更革，以恢复汉学，使经学纯正，而直接七十子之“微言大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注疏疏于训诂而不明假借，而明假借，通训诂，因音求义，正是乾嘉考据学家的最大利器。在他们眼中，注疏的弊端千疮百孔，得到充分暴露，这就引起了更大的不满。

于是，清儒对唐人义疏一方面做纠谬正讹，剔伪立真的工作，另一方面抛开注疏，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别立新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经学之外，他们校勘正史，补表补志；董理诸子，疏通证明；辑佚辨伪，掇编别集。简单来说，他们把当时能看得到的古籍，搜求考辨，一一校勘，做出了绝大的贡献。我们今天的研究，如果没有清人打下的基础，有些工作可能寸步难行，例如宋诗的整理与研究，如果没有清代吴之振、吕留良等编《宋诗钞》，厉鹗编《宋诗纪事》和陆心源编《宋诗纪事补遗》等的铺垫工作，则《全宋诗》的编纂是不可相像的事情。

如果要总结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手段与方法，我认为首先一点就是小学研究方法的先进性与科学化，尤其是音韵学的发达带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其次是古书通例归纳法的客观化与规律化，“读书必求其例”成为他们自觉的治学方法；再次是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求证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事必有证，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第四，博涉专精与综贯会通的方法，上下千年，纵横四部，既博且精。我认为还有一点值得特别强调，就是他们不嗜声华，耐得住寂寞，有着为董理古籍而献身的精神。例如卢文弨发愿校遍天下书，以为这是他最大的兴趣与动力；段玉裁后半生治《说文解字》，体衰力弱，全力以赴，惟恐不能完成；钱大昕老来昏眼，但读书著书，尚能写蝇头小楷；王念孙抱病在身，陈奂前往探视，王引之嘱咐不要和其父探讨学术，因为他会兴奋，“论书眠不得也”。这种坚定信念与奉献精神，难得不值得我们提倡与学习么！

就乾嘉考据学来说，其自身的缺陷也极其明显。一是尽管他们也疑经辨伪，但他们从来没有将孔子打翻在地，把六经视作平常资料，经学仍是高高在上的“万世教科书”；二是他们赖以立身的传统考据之法，以音韵学为先导，而究之这种“因音求义”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并不是治疗百病的万世良药；三是他们口口声声倡导的“实事求是”，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求实，而是以打倒“宋学”扶持“汉学”为基础与底线的，他们不提倡“理学”，反对“道统”，但尊崇“汉学”而扶护“学统”，实际也是有弊的偏方；四是他们反对释道，对佛、道持排斥态度，而中国学术自唐以来就已经逐渐成为儒释道合流的产物，没有所谓纯粹的儒学，故为清末人所讥刺；五是他们不求格致之学，这是后来最受批判与攻驳的。

自清季至今，随着新资料的出现，乾嘉考据学成果受到空前的怀疑。例如从出土文献与考古成果来比勘研究，对诸如《老子》《诗经》甚至河图、洛书等等，清儒一些俨然成定论的成果，有翻案的嫌疑；同时，传统经史文献的大量现世，让我们看到了清儒所难以看到的大量经史版本，包括简牍、唐写本、敦煌钞本、日本钞本，对清人版本学研究成绩提出了质疑；再比如文献的电子化，对清儒赖以立身的记诵考据之学，形成了空前的威胁，一字之变化，可以秒得，“e考据”似乎有取代传统资料搜集与整理之势。

而新方法新思想的介入，也引导今人走不同于乾嘉考据学派的道路。一是西方包括阐释学以来的解释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路径不同，方法有异；二是新思想新观点的侵袭，如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新清史”等观点的影响；三是海外中国学家的介入，如余英时、孔飞力、艾尔曼等人的研究，都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力；四是接受新方法新观念的中国八○后、九○后研究者，在经学、史学、哲学乃至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天算、职官、舆地等方面，都有着与前人以及时人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成果。

但我们也要看到，近些年来传统考据学或者说传统国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资料获取与阅读上，原始资料的利用与研究少，不肯花大力气下大功夫，过分倚重电子资料，不能深挖发掘，而电子资料的选择与判断更少，见异文异言则视如宝藏，轻易推翻前人结论，视为定论；二是在研究问题上，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放弃大课题大问题的研究，转而趋向微小、零碎、片断甚至支节末叶的问题，不大气，不酣畅，既放开了大路，也不去占领两厢，而是钻进小胡同而一往无前；二是研究成果与结论的速成化、随意化、泡沫化与无效化，越来越明显，这是功利威逼催迫的结果，让人充满了无奈。而且在学术上有急于和西方对抗或者说比赛味儿的焦虑，恨不能站立潮头，引领世界。乾嘉考据学家固然有著作等身者，但许多学者一生只有一部代表作，今日有一年就出版多部著述者，而项目又三年必须结项，短平快工程，只能是粗制滥造，这就违背了学术的规律，实在是可堪忧虑！

您将乾嘉学者分为惠栋、钱大昕、戴震三派，在您心中，这三位学者能排座次吗？

漆永祥：我将乾嘉考据学划分为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是对章太炎、梁启超以来吴、皖、浙东、扬州等分法不太满意，认为这些分派既不能反映学者的师承渊源，也不能准确反映学派特点，也忽略了当时北方的考据学家，我也反对过于强调地域特色对划分学派的作用。除了上述原因外，钱大昕是我最为佩服的清代学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确实与惠、戴不同。因江藩《汉学师承记》言其曾从惠栋、沈彤游，故后人将其归入惠派。然而，深入考察钱氏之学，则并不如此简单。

嘉定一地，明以前寂然无闻。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归有光移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讲学，故当时嘉定人士师承归有光。如徐允禄、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等并一时之雄。归有光治学经史兼通，故嘉定学者也多留意于史。至明末清初，尚有严衍、黄淳耀、李宜之等人治史。至清中叶王鸣盛、钱大昕等人，终于继往开来，发扬光大，成为具有嘉定特色的一代学术。可以说，归有光之于嘉定，真可谓“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如果我们要给惠栋、戴震、钱大昕三人排座次，还真是有点儿意趣。惠栋是乾嘉考据学扭转风气的先导者，戴、钱受其影响，承风而起，是晚辈，是后学，如果要排座次，论齿论德，皆让惠栋一先可也。

至于戴、钱之座次，其实戴震早已经排过了，他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徴为第二人”，毅然以“第一人”自居。当时钱大昕著述尚少，戴以钱氏居次席，也足见其对钱氏之重视与推奖。后来，李详尚替钱氏抱不平，称戴震穷走京师，因钱大昕游扬之言，其名始著，而戴氏以其为第二人。“钱学之博，非戴君所可望，少詹且甘之，为作《戴先生传》附于潜邱、定宇、慎修诸先生后，其度真不可及”。

推而论之，戴、钱之学，各有千秋。而戴学未显时，钱氏为其扬名；戴学名天下，钱氏又引为知己，礼敬推服不已；戴氏殁后，钱氏又盖棺论定，推阐表彰其学。即此点而论，钱氏虚怀若谷、不计名利的高风亮节，却超迈戴氏远甚。前代大师之气度风范，可为万世之楷模！

上海嘉定钱大昕故居潜研堂

最近一些年来，儒学的公羊学一脉甚为兴盛，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漆永祥：儒家“十三经”中，汉代何休曾贬斥《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王安石讽刺《春秋》为“断烂朝报”。就是《周礼》中的制度实在是太详细周至，后世都不能备，令人不可思议；而《春秋》则时断时续，史实语意，常有不贯。所以有了《谷梁》《公羊》与《左传》为之注，三家之中，以《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为多，最为悬怪莫测。但《公羊传》经董仲舒、何休等人的释解演义，遂生出天人感应、大一统、三科九旨与夷夏大防等大关节来，即借经义谈政事。到了清末的龚自珍、魏源等人，以《公羊传》“微言大义”指点时政；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更是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说，作为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其实，经术治国益身，是老生常谈，所谓“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往远了说如“汉儒以经术饰吏事，故仲舒以通《公羊》折狱，平当以明《禹贡》治河，皆可为后世法”；即在中古也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些远景近影，令多少人心中憧憧，血脉喷涌，白昼永夜，意绪难平，通一经而为帝王师，也是千古儒者的大梦。

窃以为经学的核心是人学，人学的核心是为己之学，也就是修己求仁，忠恕向善之学。往高大上了说就是调节人与自然、国家、社会、邻里、友朋、戚属之间的关系之学。如《周易》三复谆谆，无非是着力调和天、地、人的关系。三者和合，则家国鼎旺，安居乐业；三者失调，则天怒人怨，祸殃必及。清代惠栋称《周易》是“赞化育”之书，他认为釐清与谐和天地人的关系，神鬼来歆，民物安详，就能达到“阴阳和，风雨顺，五谷熟，草木茂，民无鄙恶，物无疵厉，群生咸遂，各尽其气，威厉不试，风俗纯美，四夷宾服，诸物之福，可致之详，无不毕至，所谓《既济》定也”的效果。这当然半是言学，半是理想，也是古人的“中国梦”而已。

就今天而言，经学不是自然科技之学，家国和宁，人心安定，有助于科技的创新与发明，但经学无法开出如清末人所想象的“电化声光之域”，造不出芯片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来。如果畅想在今日再闭关锁国，从经术考据中找寻人工智能与未来科技的秘钥，那就真成了“国将不国之学”。更有甚者，欲以经学进身，拾取公卿，为帝王师，只不过是痴人寐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