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疫苗种族主义与疫苗援助；厄瓜多尔大选第一轮

本周思想周报，我们关注疫苗援助与疫苗民族主义，厄瓜多尔大选第一轮，以及大卫·格雷伯逝世前的关于新冠大流行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为内容的短文。

疫苗援助与疫苗种族主义

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加速疫苗的供应时间，并宣称美国将在五月底为每个成年人提供疫苗。而在不到一个月前，拜登政府曾给出过更为保守的预测：美国将在7月底为3亿美国人提供足够的疫苗供应。拜登在演讲中说:“这场斗争远未结束。”当下，变种的新冠病毒正在美国蔓延，“情况可能再次恶化。”[1]

然而，与拜登政府的乐观承诺不同，其他一些饱受疫情困扰的国家正在为如何进口或生产疫苗而焦虑。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让全世界意识到，采取全球化应对措施对于治理传播速度惊人的疾病至关重要。因此，卫生外交以及疫苗外交的概念也成为了全世界外交政策讨论的重要话题。据悉，部分富裕的国家已囤积了数十亿剂新冠疫苗，而发展中国家则为获得疫苗而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则试图通过购买并囤积超过国内需求数量的疫苗来稳定国内的疫情。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可以被视作拒绝全球化合作的“疫苗民族主义”，并将阻碍全球疫情治理的进展。

2020年3月3日，医务人员在巴西亚马孙州圣加布里埃尔-达卡绍埃拉市为当地原住民注射中国新冠疫苗。

疫苗援助与技术分享

在2月17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Marcelo Ebrard）谴责富裕国家“囤积”新冠病毒疫苗的行为。他表示，尽管确保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COVAX合作倡议很重要，但迄今为止，它还不足以应对危机。[2]随着富裕国家抢购了辉瑞和摩纳达等公司生产的大部分高价疫苗，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去寻求数量充足、价格更为适合以及便于保存的替代品。而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疫苗已经成为了这些国家的首选目标。目前，在美国和欧洲，仅有少数几家公司得到了疫苗生产的批准。然而，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可以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生产能力，生产更多疫苗，满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的需要。[3]

印度建立了与49个国家相关的疫苗“友谊项目”，而中国向非洲运送疫苗，并为土耳其人接种。当阿根廷无法与西方生产商签订合同时，它成为了向俄罗斯寻求帮助的50个国家之一。而匈牙利、塞尔维亚以及哥伦比亚等国家也已经接受了来自中国以及俄罗斯的疫苗。对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Orbá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东方疫苗或西方疫苗：只有好的疫苗和劣质的疫苗。”[4]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国家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急需的新冠疫苗，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公开发言则引人深思。例如，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2月19日指出，他担心一些国家会向中国和俄罗斯寻求疫苗，“西方的力量……将不会成为现实。”他后来收回了自己的说法，澄清说疫苗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5]

但是，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国际及全球卫生教育研究指出，相比于担心“西方力量无法得到体现”，西方发达国家更应该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的研发与生产技术：政府需要利用其法律和政治权威，推动企业分享专利和技术。同时，在政府的推动之下，企业若想在短时间内扩大生产规模，就会需要通过其他“致力于进行技术转让”的行业，帮助制药公司指导承包商如何采购原料，建立生产线，并确保疫苗质量。美国和欧盟可以选择向疫苗开发商支付一次性的技术转让费，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公司销售疫苗的特许权使用费。历史证明，中低收入国公司不仅会加大疫苗的供应量，而且会降低疫苗的成本。

目前，主要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疫苗制造商已经收回了他们的投资成本，现在他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疫苗的供应、质量和可负担性上，而不是仅仅关心利润。世界银行已经提供了120亿美元用于资助新冠疫苗项目的研发及分配，并通过国际金融公司提供了40亿美元用于生产。但由于目前各国之间缺少协同合作，同时转让技术的协议尚未达成，这些资金尚未对各国产生实质性帮助。[6]

疫苗民族主义与囤积疫苗的危害

在缺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之外，部分发达国家还在通过囤积疫苗来实施“疫苗民族主义”。据半岛电视台新闻2月报道，在许多现已获批的新冠疫苗完成临床试验之前，英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发达国家就已购买了数百万剂“预计最为可靠”的疫苗。根据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已经获得了8亿剂“6种正在研发中的”疫苗，英国已经购买了3.4亿支疫苗（从数量来看，每位公民可以获得大约五支疫苗）。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订购的剂量似乎超过了它们的需要，但许多订购是在疫苗试验阶段完成的，当时这些国家无法确定哪种疫苗会成功。从本质上讲，这些国家采取了保险之举：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在疫情得到完全控制以前，疫苗俨然成为了各国领导人最为重视的防疫手段，而越来越多的国家也选择拒绝选择合作模式，甚至在疫苗有裕余的情况下，依然只考虑本国人民的健康。根据杜克全球健康研究所（Duke Global Health Institute）的数据，截至1月中旬，全球不同国家已经购买了70亿剂疫苗，其中大部分(42亿剂)流入了高收入国家。虽然高收入国家只占世界人口的16%，但它们拥有了60%的新冠疫苗。加拿大名列榜首，购买了足够覆盖其人口五倍以上的疫苗。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疫苗覆盖率都超过100%，有些国家的疫苗覆盖率甚至可以达到其人口的数倍以上。[7]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此表示担忧，发达国家的疫苗囤积行为将使世界上一些最贫困地区的人们无法获得疫苗。“我们需要防止疫苗民族主义，”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去年8月18日致信会员国，“虽然各国领导人都希望首先保护自己的人民，但应对这种流行病必须采取集体行动。”

如果只给那些购买了大部分疫苗供应的国家接种疫苗，这就意味着病毒将继续在其他没有接种疫苗的国家肆虐。人们已经看到，当这种病毒在各地肆虐时，它的变异和传播将会带来多么恐怖的影响。当感染的人越多，病毒进一步突变的可能性就越大，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逃逸”突变。这种变异能使病毒可以“逃脱”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这可能意味着疫苗在预防疫情方面会变得不那么有效。新的突变很可能会成为主导菌株，甚至让那些注射过旧型疫苗的人们重新感染。[8]

事实上，据世界经济论坛报道，这种“疫苗民族主义”的模式并非首次出现。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中，专家曾观察过到类似的疫苗分配模式。往前追溯历史，只有在发达国家获得了足够满足国内需求的存货后，发展中国家才能使用天花和小儿麻痹症疫苗。表面上，发达国家优先确保了本国人民的健康，并试图借此机会恢复本国的经济发展；而缺少疫苗保障的发展中国家则会放缓其经济恢复的速度。但事实上，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最贫穷的人们和国家。根据非营利研究机构兰德欧洲（RAND Europe）的数据，只要新冠病毒没有在所有地方得到控制，那么病毒带来的经济成本将高达每年1.2万亿美元。受重创的供应链和疲软的需求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持续破坏，将继续为所有国家带来压力。[9]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过针对“疫苗种族主义”的解决方案，但收效甚微。在去年，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入了一项名为Covax的国际项目，倡导更平等地分配疫苗，并把疫苗带给那些无法生产或购买疫苗的国家。该项目承诺：到2021年底，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和公正地向190个参与Covax的经济体提供20亿剂安全有效的疫苗，以结束全球大流行的急性期。[10]然而，根据BBC的报道，由于价格和问题问题，Covax项目最初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疫苗并未得到落实。与此同时，在目睹包括英美在内的发达国家开始提供疫苗接种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尝试绕过Covax项目，直接与医药公司签订昂贵的双边协定。久而久之，医药公司可能会为追求更大的利益，利用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政治压力，鼓励他们放弃全球合作项目，转而与医药公司建立直接合作。[11]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也承担着向选民解释为什么需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疫苗符合本国人民的利益这一重担。

从长远来看，疫苗民族主义将会大大推迟新冠病毒的结束时间，为各国恢复经济活动和建立全球健康安全设置阻碍。或许，正如同联合国在谴责部分国家囤积疫苗的行为时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引用文章：

[1] https://www.cnbc.com/2021/03/01/new-york-variant-fauci-says-biden-administration-is-taking-covid-strain-very-seriously.html

[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2/19/mexico-slams-vaccine-hoarding/

[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01/to-democratize-vaccine-access-democratize-production/

[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2/25/global-vaccine-public-relations-war-471665

[5] https://apnews.com/article/coronavirus-pandemic-france-london-boris-johnson-europe-7313ccb3ec3945a1f5e959f9253171f7

[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01/to-democratize-vaccine-access-democratize-production/

[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an/22/worlds-poor-need-action-not-covid-vaccine-nationalism-say-experts

[8]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21/2/7/what-is-vaccine-nationalism-and-why-is-it-so-harmful

[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1/what-is-vaccine-nationalism-coronavirus-its-affects-covid-19-pandemic/

[10]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2/19/vaccine-nationalism-why-hoarding-shots-could-prolong

[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an/22/worlds-poor-need-action-not-covid-vaccine-nationalism-say-experts

厄瓜多尔大选第一轮

2021年2月7日，厄瓜多尔举行了第一轮总统大选，其初步结果显示，希望联盟（Unies Por La Esperanza，UNES）的安德烈斯·阿劳兹（Andrés Arauz）取得了明显的领先优势（接近33%的支持率），顺位第二的候选人吉列尔莫·拉索（Guillermo Lasso）领导的两个保守党派（Movimiento CREO和Partido Social Cristiano）组成的联盟获得了近20%的支持率，相较于2017年的选举少了一半以上。厄瓜多尔采取改良的两轮选举制，在第一轮选举中，候选人需要获得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支持率，或者在获得超过百分之四十的支持率的同时，比对手领先百分之十。因第一轮大选获胜的两项条件均未能满足，厄瓜多尔将于4月11日进行第二轮大选。

当地时间2021年2月8日，厄瓜多尔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清点选票。

第一轮获得最高支持率的阿劳斯与2007年至2017年担任总统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与他领导的公民革命运动（Citizens’ Revolution）十分亲近，《厄瓜多尔的选举是新自由主义的大规模否定》一文称，乍一看，第一轮选举结果对于公民革命来说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果，但它依旧意味着公民革命在厄瓜多尔重新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该运动在2007年至2017年科雷亚担任总统期间主导了厄瓜多尔的政治运动，而在现任总统莫雷诺（Lenín Moreno）上台后成为了其主要的反对力量。

总统莫雷诺2017年上台后和其前任以及党内同僚科雷亚的改革主义遗产相决裂，撤销了科雷亚十年的社会与经济政策，使厄瓜多尔重返新自由主义，并通过司法迫害来掩盖科雷亚激进的经济与社会变革遗产。在去年的4月8日，厄瓜多尔国家法院就因腐败罪名判处了科雷亚，并禁止他在接下来的25年内担任公职，根据科雷亚的法律团队，该判决缺乏任何实质性证据或正当程序，但其上诉也被迅速驳回。在被司法程序所阻挠的情形下，阿劳斯作为厄瓜多尔政治中“完美的陌生人”与公民革命的“新护卫者”参与这一次的竞选。阿劳斯也受到诸多指控，其中之一为1月31日来自全国选举委员会官员的指控，称阿劳斯在竞选中心提供新冠病毒检测是一种选票“收买”，并要求取消阿劳斯的选举资格，而在其他候选人也在其选举中心提供检测却未收到类似的指控后，该指控被驳回。

本次大选最让人意外的是顺位第三、获得超过19%支持率的帕查库提克多民族团结运动与新国家党的（Pachakutik Plurinational Unity Movement–New Country）原住民候选人雅库·佩雷斯（Yaku Pérez Guartambel）。在2013年的第一轮选举中，帕查库提克多民族团结运动仅获得了百分之三的选票，文章认为2019年的街头抗议对于他们近20%的选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文章《厄瓜多尔的选举是新自由主义的大规模否定》，雅库·佩雷斯也可能成为阿劳兹在第二轮选举的挑战者。多年以来，雅库·佩雷斯一直试图将科雷亚描述为反原住民、反生态保护，并追求采掘主义（extractivist）模式的领导人，而雅库与其妻子一直以来也是公民革命运动的反对者。除了大选支持率前三位的候选人外，多数其他候选人都来自较小的右翼，中间派和其他左翼政党，Denis Rogatyuk称，第一轮选举的数据展示了另一个事实，也就是传统保守党派的失败和新的中间派与自由派力量的出现，而后者正在试图继承反科雷亚的衣钵。

本届选举成为厄瓜多尔人寻求政治改革的重要契机。在2019年全国范围内爆发的游行示威经历了政府与军方的猛烈镇压后，其残酷性也第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莫雷诺政府的威权主义程度，在12天的抗议中，一千多人受伤，至少八名工人被警察杀害。受到镇压的游行者们也开始从反新自由主义、反IMF转向于呼吁政治转型，人们寻找能够走出危机的方式，而新的大选就是其中之一。

新冠疫情中厄瓜多尔受到的重创也使得本次大选变得至关重要。根据Denis Rogatyuk，自2017年以来，厄瓜多尔的社会支出总额也在逐步减少，其中教育和医疗部门受到的冲击最大。2019年3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42亿美元的新债务方案后，厄瓜多尔的公共部门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害，超过一万名工人被解雇，其中有2500到3500名在医疗部门工作的人员。更重要的是，正好是在疫情开始前一年，三百多名从事流行病控制和治疗的人员被裁员。在疫情期间，约有1万5千的厄瓜多尔人丧生，二十年间失业率首次重归两位数，而国币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紧缩政策继续进行着。

引用文章：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9/andres-arauz-ecuador-citizens-revolution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1/02/ecuador-election-arauz-hervas-perez-neoliberalism

大卫·格雷伯：在大流行之后，我们不能重新沉睡

【在逝世不久前的一篇短文中，大卫·格雷伯提到在新冠大流行后人们要如何避免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样“上当”，如何避免回到所谓何理与明智的现实中，真正为彼此、为真正照顾他人的人，而不是为了富人的心血来潮而服务，原文载于雅各宾杂志，由思想市场翻译发布。】

在未来几个月的某个时刻，这场危机将被宣布结束，我们将能够回到我们的“非必需的”（nonessential）工作中。对许多人来说，这会像是从梦中醒来一般。

媒体和政治阶层肯定会鼓励我们这样想，因为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事情。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曾短暂怀疑过。（“金融”到底是什么？不就是他人的债务吗？钱是什么？它也只是债吗？什么是债？它不就是一个承诺吗？如果金钱和债只是我们对彼此许下的一系列承诺，那我们不能简单地做出不同的承诺吗？）那些坚持要我们闭嘴，停止思考，回去工作，或者至少去找工作的人，几乎立刻把窗户关上了。

上次，我们大多数人都上当了。这一次，不上当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实际上，我们刚经历的危机是从梦中醒来，与人类生活的真实处境打了一个照面（confrontation），也就是说，我们是一群彼此照顾的脆弱存在，那些承担了最多护理工作的人不堪重负，报酬过低，且日常被羞辱，而占人口很大比例的人除了编织白日梦、榨取租金、普遍妨碍那些在制造、修补、搬运、运输、照顾其他生灵的需求的人外什么都不做。这是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像对待梦里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一样，觉得好像所有这些都有某种无法解释清楚的意义，我们不能重新陷入这样的现实中。

这样如何，我们为何不停止把这样的观点视为完全正常：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利，他就越不太可能得到报酬；或者坚持认为金融市场是指引长期投资的最佳方式，即使它们正让我们去毁灭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

相反，一旦当前的紧急状态宣告结束，我们为什么不真正记住学到的东西呢：如果“经济”真的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它是我们互相提供（各种意义上）活着所需的东西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市场”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富人聚集的欲望的平面化/表格化（tabulate），而富人中的大多数至少是轻微病态的，最有权势的富人早已设计好了地堡，如果我们继续愚蠢到相信其宠臣的训斥，认为我们都集体缺乏基本常识，以至于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无能为力，他们也只计划着逃进他们的地堡中。

这一回，我们能不能就无视他们？

我们目前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dream-work。工作的存在只是为了工作，或者让富人自我感觉良好，或者让穷人自我感觉不好。如果我们直接停下，我们就有可能给自己做出一套更合理的承诺：例如，创造一种“经济”，让我们真正照顾那些照顾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