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理论动态丨南北发展差距的表现和成因（外二则）

长期以来，中国区域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演进特征。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三大空间发展格局。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趋于收敛。

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相继实施，推动区域发展进入新时期。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中国南北方地区差距日益成为新的关注点。随着2020年前三季度地区GDP的公布，天津市名义GDP跌出全国城市GDP排名的前十位，北方地区仅剩北京市位列其中，南北差距扩大问题再次引起高度关注。   

本研究从经济、社会、生态和民生四个维度出发，全面刻画和测度南北平衡发展差距，并分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关于南北方地区的划分，参考经济地理的划分标准。本研究的分析不包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

研究表明，北方地区在经济、社会、生态和民生领域的平衡发展水平均逊于南方地区。南北经济领域平衡发展差距逐年扩大，较为显著;社会领域平衡发展差距加速扩大;生态领域平衡发展差距有所缩小，但仍处于高位;民生领域则由北方地区领先转向南方地区占优。可见，南北平衡发展差距已经较为明显，成为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   

进一步分析表明：首先，北方地区新旧动能转换乏力、抵御经济下行能力弱是导致经济平衡发展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创新能力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南北方地区经济平衡发展水平的分化;人力资本下行压力大是导致南北经济平衡发展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失衡是拉大南北社会平衡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进一步导致了南北方地区社会保障的不平衡。

第三，南北方地区空气、水和土壤质量差距悬殊，北方偏“重”的产业结构是导致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分化的关键因素。

第四，南北方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民生领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而新一代信息技术短期内对南北收入分配格局产生新的冲击;北方地区住房支付能力过快下降不利于劳动人口的迁入，进而对经济发展乃至收入水平产生影响。

为实现南北平衡发展，需要在问题的关键节点上用力，以重点突破推动整体发展。针对南北平衡发展差距的表现和成因，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大力培育北方地区新经济、新动能。长期以来，北方地区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传统产业的动能随着经济社会的演进而逐渐减弱。因此，需要在北方地区大力培育新经济新动能，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趋势。

其次，强化北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区域创新驱动能力，是新时期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三，加强北方地区人力资本建设力度。北方地区面临人才流失加剧、人力资本下降过快的困境。需要合理地优化配置北方教育资源，发挥教育对人才的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优化北方地区人才聚集环境。

第四，以文化产业助推北方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发展。

第五，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推进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加大养老保险金结余富余省份对养老保险金负担较重地区的支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第六，促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生态环境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不可分割性特点。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仅依靠单一政府、市场或社会治理模式难以达成有效治理。因此，生态环境跨区域治理是推动南北方地区生态协同发展的现实需要。

第七，缩小区域收入差距。

第八，加快城镇基本保障性住房建设。

（本文原题“中国南北平衡发展差距研究——基于‘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分析”，原载《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2期。作者许宪春、雷泽坤、窦园园、柳士昌。）

地区差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总量上看，1999年至2012年，南方GDP占比维持在57%至60%之间，相对保持稳定，但2013年之后开始明显增加，到2018年已高达62.5%。相反，2013年之后北方地区GDP占比开始明显降低。因此，2013年被一些学者当做南北差距扩大的转折点。此外，2016年开始，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而没有明显收敛迹象。

2013年前，北方人均GDP大于南方且差距略有扩大，但2013年后差距开始缩小，尤其是2016年后，北方人均GDP低于南方。因此，观察人均GDP的变动趋势，2013年和2016年也是关键年份。

在对南北地区经济增长率的研究中，2013年和2016年同样成为关键年份。不管是从名义经济增长率，还是从实际经济增长率来看，2013年之后，北方增长率相对南方增长率明显要低，但2016年后差距有所缓和。

最后，北方在全要素生产率（TFP）方面也不如南方。在近二十年里，只有2005、2006和2007三年北方TFP略高于南方。2013年至2016年间，南北TFP差距达到近二十年的最大值。

也就是说，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主要体现在南北差距逐渐拉大，北方地区在经济总量、人均量、增长速度和生产效率四个方面均逊色南方地区。

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和相关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发现，新时代南北差距扩大问题的本质是南北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

1998年至2018年，资本、劳动、能源和TFP分别贡献了74.7%、2.1%、14.8%和8. 3%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资本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可以明确的，必须也终将对此方式进行转型。在“三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阶段，南方转型相对成功，北方转型相对落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倒逼下，北方不得不转方式，因此承受了比南方更为沉重的阵痛。

基于此逻辑，本研究发现，2013年后南北差距扩大，是因为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将本该在2008年就出现的问题推迟到了2013年。可以说，南北差距问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北方地区如果不进行经济转型升级，该问题迟早会出现，国际金融危机仅仅是导火索，而经济刺激计划则形成了短暂的隔离带。   

转方式、调结构是在长期内确保南北经济差距处于合理区间的治本之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方式收效甚微，尤其是在部分北方地区，在经历了2008年经济刺激之后，又走回了粗放型增长的老路。直到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出，经济内生增长才逐渐有了起色，这一点通过本研究得到验证。

由于北方地区已经到不得不改的地步，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北方内生增长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从而缩小了南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内生增长率差距。从表面上看南北差距正在拉大，但只要改革效果能够保持住，那么北方通过转型升级和经济内生增长，在长期内还是会跟上来。但需指出的是，改革在北方成效显著，很可能主要是因为北方“积重易返”，要想长期保持北方内生增长动力并不容易。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

首先，中国需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盘活地方资源、促进产品有效供给和需求、推动形成“双循环”新格局，不能因为害怕承受改革阵痛就踟蹰不前。

其次，北方地区不能为了缩小南北差距就把已经衰败的产业和企业强行扶持起来，而是要有效整合资源，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产业升级。

再次，本研究表明2016年起南北地区TFP和经济内生增长率趋同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要长久保持北方内生增长动力，最终是要依靠创新型要素的集聚和协同。

最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助于技术扩散和全国整体层面的内生增长，因此北方地区不能为了留住要素资源就画地为牢、自我封锁，而是要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营造能充分实现要素价值的经济社会环境。

（本文原题“地区差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期叠加’下的内生增长”，原载《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作者邓忠奇、高廷帆、朱峰。）

是什么决定了南北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

本研究利用1978至2017年中国各省实际人均GDP的横截面数据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时空演进视角下的我国各省人均实际GDP的收敛性问题。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改革开放40年（1978至2017年），中国全域经济经历了“收敛-发散-收敛”的过程。1990年代前，中国经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收敛趋势，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五年，但在整个1990年代表现出明显的发散趋势，2003年以后又出现明显的收敛特征，尤其是2010年前后收敛的趋势较为明显。

第二，中国经济存在“俱乐部收敛”特征（区域内部人均产出的明显聚集），但是“俱乐部收敛”特征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四大板块（东北、东部、中部、西部）间从存在“俱乐部收敛”特征逐渐过渡到“俱乐部收敛”特征不明显甚至四大板块内部的分化，南北区域间从不存在“俱乐部收敛”特征逐渐过渡到“俱乐部收敛”甚至是“南方内部出现经济分化，北方经济收敛”的总体特征。这也意味着我国四大板块间差距逐渐缩小，南北区域间差距逐渐扩大。

最后，可能是创新能力差距、人力资本流向、营商环境等决定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和城市群规模经济效应大小影响了南北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

具体来讲，首先，南北存在创新能力差距。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3至2016年，南北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数差距有所扩大，其中，除了知识获取维度的差距有所下降，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环境以及创新绩效维度都所有上升。

其次，人才是创新的主力军，但高人力资本的流向呈现向南发展的态势。从2015至2017年全国排名前列的学士、硕士以及博士的毕业去向来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前往广东的比例有所上升，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硕士和博士更倾向于前往广东以及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一流高校，如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的毕业生则选择留在浙江或上海就业，珠三角地区的一流高校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在选择留在珠三角，甚至更高比例的高学历人才前往深圳就业。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就业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天津或四川及西部地区就业比较多。

再次，营商环境的差异影响创新活动。目前，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分布在京津、珠三角、长三角和中西部强省会城市，广东省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甚至超过江苏、浙江和山东三省之和。《2019年全国经开区营商环境指数报告》显示，长三角和珠三角营商环境指数最高。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消除转型经济中的寻租影响，促进企业创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规模较大的区域性经济中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南方重要的城市群，京津冀作为唯一可与其媲美的北方城市群，在城市群规模上的差异也是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本文原题“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收敛的时空演进特征”，原载《经济地理》2020年第10期。作者董雪兵、池若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