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作为一面后视镜的……历史与历史叙事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加]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孙唯瀚译， 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248页，58.00元

在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叙事如何被人们讲述和运用的同类著作中，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原书名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2008；孙唯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是一部有相当独特的视角和深刻思想性的著作。作为牛津大学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一战史事、国际关系史和史学理论，其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和平缔造者：1919年巴黎和会及其终结战争的尝试》（Peacemakers: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2001）。她关于一战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与其家庭背景有密切相关，她的曾外祖是英国一战名相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她不仅仅是书斋中的学者，2015年和2018年她先后主持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梅西演讲和英国广播公司的瑞斯演讲，在媒体上经常评论国际事务，曾在多国发表关于战争主题的巡回演讲。她的这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不仅具有论点鲜明、视野开阔、案例丰富和论述清晰流畅等特点，更重要的是有尖锐的针对性和深刻的思想性，读起来甚至有点像一份针对各国政府滥用历史的抗议书。

不妨先回顾几本同类著作。

德国思想家尼采在1874年出版了他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译本：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从正反两方面研究历史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作用，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历史对于个人或民族是必要的，但前提是对于振奋人的精神、提升人的创造力有促进作用，因此对于“历史感”也有必要限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尼采的真正目的并非论证历史的用途，而是批判对历史的滥用而导致的病态人生和现实危机。

真正属于史学理论概论性质并且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历史学家E· 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的演讲集《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1961），他关于 “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成为名言：“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28页）尽管卡尔的这部演讲集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议，作者所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和他对当时历史研究领域中具体进展的评价都引起批评，但是他极为简洁地把“历史事实”与“历史学家”、“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以“相互作用”和“对话”概括出来，是关于历史与历史学的主观性的睿智表述，这种观点及其表述是这部著作产生持久影响的重要原因。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的《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在同类著作中具有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特征，虽然其立场和观点带有英国式的传统意味，但作为一部导论性著作非常适合有专业学习意向的读者阅读，事实上它本来就是为英国大学历史专业的史论基础课准备的。“我们为什么学习历史？”“我们该如何构建关于过去的知识？”“过去留存至今的资料是否可靠？”“当前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在哪里？”这些都是每个关注历史和历史学的读者迫切需要了解和探讨的问题，托什以较为全面的视角和力求客观公正的判断为读者提供了明晰的阐释。

与上述三部著作不同，麦克米伦的《历史的运用与滥用》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价值立场，那就是着重通过大量案例揭示二十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如何对待历史、滥用历史的复杂景观，呼吁人们“重新审视对历史的理解”。在网上看到的该书广告语有点意思，其中一句是“撷取近现代舞台上的知名人物与事件，解读历史如何被看不见的手所操纵”，其实在历史教科书、历史研究机构、主流历史普及读物等等历史叙事生产的背后，哪里是什么“看不见的手”，分明是一双清清楚楚看得见的、筋骨强壮的大手，书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而“操纵”则是对这双“手”的准确修辞，然后说“当今世界，对历史的操纵越来越普遍。独裁者可能会压制历史，以免失去威权统治的立基点。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讲述关于过去的虚假故事。政治领导人可能通过说谎来动员人民”。这是对“操纵”的具体描述：压制、虚假、说谎，正如作者说的，“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我们就在滥用历史”。（第3页）可以发现原文中的“Abuses ”是中文通常意义上的“滥用”的最高级别，也就是通常说“伪造历史”“歪曲历史”，与一般意义上的“滥用”还不一样。对历史的滥用有复杂的原因和各种表现方式，独裁者的篡改历史、政治家以历史作为动员人民的工具、民族主义者以单方面的历史故事建立民族自信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手段和话语体系。“通过歪曲过去事件的真相，来证明我们的行为总是正当的，而敌人总是错误的。或者说会倾向于自己总是正确的，而其他人都是错的。”（123页）麦克米伦往往结合实例和概括性论述把这些实质性问题清楚地揭示出来。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麦克米伦在书中反复提醒公众要对国家的政客、领导人为了政治目的而歪曲历史、滥用历史的种种言行保持警惕和批判精神，这是该书的一大亮点。“当我们的领导人坚定地说出，‘历史这样教导我们’或‘历史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时，我们不应被打动。”她提醒公民们应该时刻谨记历史研究需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质疑我们的领导人也是一种健康的态度。因为领导人并非永远正确，事实上经常恰恰相反”。（213-214页）她引用美国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的话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最危险的可能就是领导人变得狂妄自大、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正确的时刻。（215页）麦克米伦更深刻地指出：“政治领袖们一向十分清楚将自己与历史上的伟人相提并论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不仅可以带来崇高的名望，还可以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作为国家正统接班人的合法性。”有意思的是，她说斯大林将自己与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相提并论，而萨达姆·侯赛因则喜欢将自己比作斯大林。（24页）应该不难发现的是，在历史上某些统治者对其前任的有意仿效甚至刻意超越，总是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麦克米伦还发现在历史学家、公众和政治家之间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关联：如果历史学家不能让公众读懂他们的研究内容，政治家就可能会来填补这项空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误导公众对历史的认知，“因为大众一般都对历史知之甚少，故而很难反驳他们的说法”。（48页）或许这是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撰写面向大众的优秀历史读物的最好理由，作者由此谈到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存在的问题：虽然也有优秀作品，但是绝大多数并不怎么好，它们只会告诉人们复杂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而且还会描述大量无法考证的历史细节，比如编造许多历史人物的内心想法。 （同上）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心智成熟的读者，对那些看起来善恶分明、非黑即白的历史叙事保持怀疑和审视的态度。“我们有必要尽最大努力来提高公众对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我们还必须要驳斥那些公共领域中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历史叙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等于说我们在放任领导人和意见领袖利用历史为一些错误的论调背书，为那些糟糕愚蠢的政策辩护。”（50页）

其次，麦克米伦把坚持历史研究的开放性、客观性看作是防止滥用历史的关键因素，指出垄断资料、禁止研究，说到底就是没有自信、害怕真实的历史被揭露出来的典型表现。她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说明人们应该如何拥有自信——让人家去研究，天真的不会塌下来。1992年在华盛顿州肯纳威克附近的哥伦比亚河上发现的一个人类头骨和此后相继发现的人类骨骼引发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争论：这些史前遗骸大约有九千年的历史，头骨的特征似乎具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这一发现挑战了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北美洲原住民是美洲的第一批也是唯一的本地居民的观点。联邦政府准备将这些遗骸移交给美国的原住民部落，因为后者坚持认为肯纳威克附近发现的骸骨就是他们的祖先，必须被妥善安葬。但科学家却起诉联邦政府，要求拥有研究这些遗骨的权利。经过长达八年的法律诉讼，法院最终裁定这些遗骨仍归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所有，科学家也因此有权进入发现遗骨的土地开展研究。2015年6月，丹麦科学家使用最先进的DNA检验法证实肯纳威克人的确与现代美洲原住民有血缘关联。与此不同的是另一个主动的自信例子：近年来爱尔兰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叙事修正，其部分原因是社会繁荣、政府自信，过去那种充满受害者心态和过于简单化的历史叙述已经不能引起共鸣，于是被修正为更完整、真实和复杂的历史，甚至一些在过去非常重要的民族神话也被打破了。（94-95页）

“除了被扭曲的历史和被压制的证据，更糟糕的就是完全错误的历史。”那么什么是“完全错误的历史”？为什么会更糟糕？1923年美国黑人领袖马科斯·加维在题为《谁是黑人？什么是黑人？》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无法证实的说法，他说“每一个学过历史且思想没有偏见的人都应该知道，黑人曾经统治世界，那时白人则是住在山洞里的野蛮人”；古埃及创造的世界文明后来被希腊、罗马窃为己有。更有意思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有学者试图通过语言学和考古学论证这一说法，声称“雅典”本来是一个非洲单词，苏格拉底应该是黑人，因为有一尊他的雕像显示他长着扁平的鼻子。当这些“证据”受到该领域的学者驳斥之后，对方回应说这些驳斥只会更加证明欧洲人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一直以一个巨大的阴谋来掩饰他们窃取埃及文明的行为，以及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创造文明的事实。麦克米伦说，“这些故事与真实的历史的关系，就像是小说《达芬奇密码》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它们或许会在短时间内让人们获得强烈的自豪感，但人们也要为此付出代价。”（98页）

与这个故事相类似但是事态更严重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叙事。印度人民党在1998年赢得中央政府权力后立即开始按自己的理念重新解释历史，宣称哈拉帕文明就是雅利安文明，而且比之前人们所认为的还要古老得多，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文明的发源地并影响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发展；印度教徒一直在印度过着幸福和平生活，直到外来的穆斯林和英国人破坏并分裂了印度社会。新版的历史教科书详述外来者的罪状，但对印度教统治者在过去犯下的残暴罪行几乎只字不提。不同意这种历史叙事的学者通常会受到谴责甚至是死亡威胁，甚至在欧美的研究印度历史的西方学者也会受到攻击，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学者詹姆斯·莱恩就因为在著作中对十七世纪印度国王希瓦吉的出生有所怀疑而受到抗议、攻击，对方曾经成功地使牛津大学出版社撤销出版计划，他在著作中鸣谢的印度学者被殴打，他在印度曾工作过的研究所被捣毁。2004年。当时的印度总理、来自印度人民党的瓦杰帕伊表示，“外国作家必须明白，他们决不能损害印度的尊严与骄傲”。（104页）

当然，质疑人们讲述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有时候是很危险的，历史问题从来就很容易变为现实问题和政治问题。麦克米伦提醒我们，历史学家不能完全不谈政治。“历史学家绝不能完全放弃研究政治史，转去全身心研究社会史或文化史。不论我们对政治喜欢与否，政治的确对我们的社会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很大的影响。”（50页）

该书第三个重要的论题是西方各国政府对历史上的国家污点和罪错的承认问题。很久以来，法国政府在历史教科书中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与法国殖民者军队之间的激烈战争都是轻描淡写，甚至在一项法律中规定教科书应承认“法国对其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对北非地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开始只有少数几位历史学家反对这种强行规定官方历史叙述的做法，后来由于北非裔青少年的骚乱震撼了整个法国社会时，这件事才在媒体和国民议会上引起轰动。关于维希政府的历史叙事也是法国政府的难题，官方一直不愿意面对维希政府曾在民众中受到的热烈支持并且与纳粹密切合作的事实，当电影导演马塞尔·奥菲尔斯拍摄出展现维希政权真实情况的纪录片《悲哀和怜悯》时，法国电视台曾拒绝播放；1971年该片公开播出时，马上受到国内右翼和左翼的攻击。直到二十世纪末，新任总统雅克·希拉克才承认维希政权的确参与了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在俄罗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对回顾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在西班牙，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各政治力量之间达成一个对历史的“遗忘协议”，内容就是要忘记西班牙内战造成的创伤以及战后佛朗哥持续多年的高压统治。后来由于作家、历史学家和电影导演们对这段恐怖历史的探索，西班牙政府于2007年11月颁布了《历史记忆法》，全国上下都在寻找当年西班牙内战中的万人坑。（165-169页）而奥地利对历史的遗忘似乎更令人震惊，在二战后的很长时期里他们一直成功地把自己描绘成纳粹首要的受害者。日本也和奥地利一样，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也把自己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利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事件转移人们对其罪行的注意力。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民族主义者淡化日本战争暴行的企图引发了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和大规模的公开辩论，结果是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那天，东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游行活动。（171-173页）

国家、政党和社会团体因其历史上的罪错、污点行为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采取赔偿措施，这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种重要联系，不承认它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这也是一种关于历史的信念。 麦克米伦说，“我们对历史的信念，常常还会上升到希望通过对过去行为的道歉和补偿来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她举了一些很好的案例，如瑞士的银行业在二战中曾纵容纳粹的许多罪行并且从中获益良多，其中最大的收益来自他们没收了许多犹太人的个人财产，因此他们理应向那些被没收财产的犹太人后裔给予赔偿；在战后，德国政府向被希特勒政权杀害的犹太人家属公正地支付了应有的赔偿；同样，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向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非法剥夺财产的日本人进行赔偿。“以上这些案例中，罪行的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34页）但是，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即便受害者与施暴者的关系更清楚、更直接，承认与道歉看起来仍然遥遥无期。呼吁的一方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信念，更是出于对生命、对人道主义的信念，拒绝的一方则全然没有这些道德信念。麦克米伦当然也举了一个拒绝道歉的例子：1997年澳大利亚的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发布一项报告，指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间，政府将原住民的孩子强行寄养到白人家庭中，希望借此将他们抚养成“白人”。1998年一个民间组织举行了首次国家道歉日活动，几千名澳大利亚居民联名签署道歉本，并将它们交给了原住民部落。然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此始终保持沉默，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在他的任期内，始终都以“这是上一代政府的错”为理由而拒绝道歉。直到陆克文接任首相后才正式提出向原住民道歉并在澳大利亚国会上一致通过。（40页）

与国家拒不承认、从不道歉相反的是另一种我们不太容易设想的情况，例如在加拿大，每一届联邦政府基本都在为他们的前任道歉，有时候甚至会为之前的一些政策进行赔偿；英国政府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方不应该处决临阵脱逃的士兵，于是英国政府给这些士兵平反昭雪。麦克米伦还指出，有些政客往往很快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道歉，即使人们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什么要为这些事负责，或是这些道歉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36页）此外，对过去的道歉似乎可以作为在现在不作为的一个借口。(40页) 当承认、道歉和赔偿成为一种“政治秀”，人们就要追问我们常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如何在现实中得到合理解决。作为加拿大人，麦克米伦举了一个很接地气的例子：

加拿大政府曾经向中国移民征收人头税，希望借此来阻止“东方人”在加拿大定居，这无疑是因为曾经盛行的种族主义。那么，今天的加拿大政府有必要向当初支付过人头税的华人后裔们再进行赔偿吗？如果将那些用于赔偿个人的资金转付于全体的华人社区，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意义呢？这笔赔偿到底多少才是足够的呢？“遗憾的是，不同团体之间就赔偿事宜的争吵久持不下，他们都宣称要代表华裔加拿大人来决定政府的赔偿究竟应该如何分配。”（37-38页）这种情况实在不难想象。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以国家的名义隆重纪念和颁布荣誉看起来总是对历史表达敬意的最高形式，但是也会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例外。2005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将把法国最后一位一战老兵葬于先贤祠，却遭到一位名叫拉扎尔·蒙蒂塞利的一战老兵的坚决反对，他说“这对在我前面逝去的战友们来说是一种侮辱”，他认为相较于那场曾让无数人殒命的战争，国家不应该仅仅只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身上。结果是希拉克匆匆撤销决定，法国政府也无法借举办葬礼的机会来象征欧洲的和解。（25页）与政治家的意图比较起来，这位老兵代表了一种更真诚、更朴素的面向历史的感情和记忆。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论题是公共展览与历史争议的关系问题。与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容易引起争议一样，博物馆的历史展览往往也会成为争夺历史解释权的战场，甚至会激起更大范围的争议。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国家博物馆受到非议的理由是博物馆把澳大利亚的历史描述成了白人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却没有强调建设这个国家的伟大探险家和企业家。更敏感、争议更严重的是那些战争史的展览。199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举办了一场纪念二战结束的展览，其中的一件展品是曾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B-29轰炸机，策展人希望观众反思当年投放原子弹是否在道义上存在问题，同时告诉公众投放原子弹的决定在当年和直到今天都是充满争议的，还有部分展品是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废墟中找到的残留物品。尽管博物馆事前已经与包括退伍军人协会在内的特殊利益团体和历史学家进行磋商，但展览开幕后仍然引发巨大争议。抗议者认为展览应该纪念美国空军的荣耀、增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战老兵、美国空军协会、国会议员、右翼媒体纷纷提出指责和抗议。尽管史密森尼学会不断让步，反复修改展览的说明文字和展品，但展览还是被迫取消。（157-159页）

加拿大也出现过一场类似的争议。2005年在渥太华新落成的战争博物馆中有1939年至1945年期间轰炸德国的部分展品，其中一块名为“永远的争议”的展板希望人们反思英国空军实行的轰炸战略的有效性和道德性，有些照片记录了英军轰炸之后德国人的尸体遍布在废墟之中。但是，当年有超过两万名加拿大空军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指挥下轰炸德国，其中有将近一万人阵亡。早在1992年，加拿大广播公司播放的一部关于加拿大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视纪录片也谈到这次轰炸行动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引起老兵们的请愿、抗议和诉讼活动，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该诉讼无效，加拿大广播公司则承诺不再重播这部纪录片。这次展览同样引起老兵的强烈抗议，为此馆方请来了四位没有相关利益的历史学家进行讨论，麦克米伦正是其中之一。两位历史学家虽然承认当年的轰炸行动存在争议，但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展览呈现出来，实际上也就是宣传有纪律的意思吧。麦克米伦和另一位历史学家则认为博物馆应该就是让人学习和展开争议的地方，她在当时总结说道：“历史书写不应该只让现在这一代人感到满意，而应该来提醒我们，所有关于人类的事情都是复杂的。”（161页）最后结果是博物馆馆长宣布辞职，博物馆宣布修改展览中的说明文字。

总之，“历史的作用就像汽车的后视镜”，这话说得很有意味。作者的解释是：“历史帮我们更加了解自己。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加迪斯所言，历史的作用就像汽车的后视镜，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只回头看它，你就会掉进沟里；但后视镜可以帮助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还可以让你知道路上还有谁。”（179-180页）按我们的理解它还有更深刻的意思：愿意看和懂得看的人在这面后视镜中能看到历史与历史叙事的倒退，能看到这种倒退的程度与危险性。麦克米伦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也正因这面后视镜的作用，使历史也成为了一面照妖镜——连“照妖镜”这个词也是在这面后视镜中出现的，这是那时候的流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