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正光|新亚书院六年杂忆(1960-1966)

谢正光

2021-03-26 11: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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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新亚书院讲课

钱穆在新亚书院讲课

(一)
1960年夏,我自柏雨中学高中毕业,秋间入新亚书院。四年后取得学士学位。留校入研究所,两年后获颁硕士学位。
当时的新亚校舍已经从九龙深水埗搬农圃道的新校舍;新校舍得美国雅礼协会捐资建成。
校园不大,设计却颇精致:南北各有高五层的教学楼,有文、理、商院系的办公室和教授的研究室夹集其中。顶层为男生宿舍,和真光英文女子中学的宿舍只隔一条狭隘的农圃道。偶见有同学高举大牌,邀请真光的学生约会:上面用大字书明时间、地点,或看电影。我在宿舍一年,未闻有成功者。那时即在心里嘀咕:“那边的学生,家中非富即贵。谁会理睬你们这些只读古书的‘八古佬’?”
南楼第三层为演讲厅,北楼第三层设研究所。
校园中心有一圆型建筑物,名“圆亭”。是音乐厅,也是全校最大的教室,可容两三百人。与“圆亭”相望为校务管理中心,内有校长办公室、教务处、注册处、财务处、学生处等。管理中心楼上乃图书馆所在,其侧为师生食堂。“圆亭”之下为篮球场,乃校内惟一锻炼之处;健身房、游泳池,两皆欠奉。
全校师生及工作人共六百余人,彼此相熟;校内少见陌生面孔。
一二年级学生不隶属任何院系。换言之,必须先选修共同课程:包括文学院的中英文、中国通史、哲学系的哲学概论、逻辑,理学院如生物、化学、或物理的“入门课”。两年结束,考试及格,始可选主修、副修。
这种先修“普通教育”后选院系的安排,和美国文理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一致的。但即在香港,亦绝无仅有。若说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大学,无不规定新入学者,报读院系。
我的“普通教育”成绩,优劣参半:中英文得分,名列前茅,独得六百大元,让我有机会去台北旅游,也是我自1951年抵达香港后、1966年离开为止仅有的一次外游。可惜的是:我的“生物学入门”只得五十九分,差那么一分,让我遗憾终身!
升读三年级后,情况颇有好转。我可是在高中生时,已决定非中文和历史我是绝对“不论婚嫁”的。
(二)
钱宾四先生晚年忆述1955年新亚创校经过,曾说:“斯校之创,乃为将来新中国培养继起人才。”(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我有幸在新亚受教六年,亲历见闻,可借《兰亭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八个字概括起来。
所谓群贤毕至,指的是钱先生得道多助,来新亚共襄大业的:吴俊升先生任副院长;黄华表、郑骞、潘重规诸先生分别主持中文系;莫可非先生授《汉书》及《大学文选》。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先生授“中国近代史”、旅居印尼的社会学家谢幼伟任研究所教务长、耶鲁大学神学院毕业的林福孙牧师主持学生工作。甚至曾在汪精卫政权的罗梦册和李圣五也请来当研究所的顾问。
外籍人士中,最显眼的莫如由耶鲁大学甄选长期来校主持英语教学的英、美老师们,和从日本来研究所教授日文的柳内滋先生。学生中,除本地高中毕业生外,另有来自东南亚的侨生,日本来的交换生。总而言之,近年流行于美国所谓“多元文化”的说法,新亚书院老早便已实行了!
可是对校中的学子而言,“多元文化”实行后,“多元语言”亦随而登陆。曾有人说:当时校中教职员所操的方言,已令人难以适从。即以谢幼伟先生而言,他每语及本行社会学,总说成“沙非学”!
老师中所操“普通话”,如黄华表、莫可非两先生所说的“桂林官话”也不好懂。惟黄先生在讲坛上每好手舞足蹈,诸生尚能勉强接受。
唐君毅先生喃喃自语的四川话不好懂。在讲坛上,唐先生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好写板书,说得兴起时,往往手握擦板,时而擦黑板上的字,时而擦脸上的汗珠。名著《哲学概论》里对标点符号甚为吝啬,往往让读者喘不过气来!
最正宗的普通话应推先师牟润孙先生。牟师祖籍山东福山,又长期居住北平;他的普通话最标准是有原因的。
和牟师相反的是宾四先生的无锡七房桥的土话。他要说“人”字,听起来和“神”字一样;“人有人格”便说成“神有神格”。宾四校长每逢师生必须出席的月会都要说话,偶然也到中文系作讲演,每次都携译人随行记录。当时能胜任者,中文系五六人外,在下也算是一个了。
有那么一次,宾四先生来中文系演说,题目忘记了,但却记得他引用《公羊传·僖公十六年》六鹢退飞过宋都的典故。当时听了,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但见他用右手的手指,在左手手掌上点点而行。近日重翻宾四校长用红笔修改当日记录的原稿,还为他的细心所感服!
至于“少长咸集”,也是有所指的。原来当年创校之初,吸引了好些逃难来港而年龄较长的学生。这些同学中,也有部分是从军队中退役的。他们是否从新亚毕业不得而知,却清楚记得看管农圃道大门电话的便是这样一位仁兄!
当年还没引进教职员退休的制度(是否有退休金也不得而知),因此校中往来人等,年龄差距颇大。虽然见面不打招呼,但不是陌生人,却是心里有数的。
(三)
进入新亚后不久,古乐会成立,后改名国乐会。先后请得王纯先生教二胡,冯德明先生教琵琶,吴因明先生教古琴。王先生一曲《二泉映月》,闻名全港。多年后移居美国。冯先生出身富贵人家,喜爱参加跑车比赛;他开车的速度,和他弹琵琶的急管繁弦不相上下。吴因明,姑苏人士。他的古琴,不知属何宗何派。取名“因明”,来自内典。记忆中其人好自用,自视不凡。1966年春,国乐会首次演出之日,临揭幕之时,因明先生无理取闹,借故与一女会员争吵。在下“睇唔过眼”,向他大喝一声,两人差点动武。王先生居中排解,只说了句“谢君今晚参加演出的节目有好几个呢”,因明先生火上加油,咆哮如雷,说什么:“我如有枪在手,必先毙你这小子!”
到翌年开学,经王先生安排,国乐会另礼聘川派高手蔡德允女士教琴。我不久亦有日本之行,从此和弦索之事作别。
(四)
新亚创办时,其初校舍设在九龙深水埗桂林街。搬家之后,桂林街原址由校友列航飞购下,日间一度用作“新亚中学”所在地。晚上另办“新亚夜校”。
我入新亚第二年,高年级的学长陈志诚、邝健行二兄来问我是否有兴趣到新亚夜校教小学生。我同意去试试,遂启担任义务教育五年之始。
夜校有初小六个班,学生都是及龄的青少年,男男女女白天在附近工厂上班,下班后来夜校进修。除志诚、健行二兄外,另有杜志谦、梁巨鸿。不久卢玮銮也加入。我任教之初即任四年级班主任,后来又添加了训导主任的名衔。
每夜放学后,全体老师照例到茶楼同吃夜宵。付多付少,则用当时香港流行的“画鬼脚”游戏来决定。吃饱喝足茶道别,大家都“得啖笑”,或各自归家,或结群到志诚兄和林炳昌先生合股经营、时已下班的“国风书局”去。人少搓麻将,人多则玩五张扑克。近年偶与林先生在湾区见面,说起旧日种种,不禁相对欷歔,叹息人间乐事苦短。
离开夜校后,我即有东瀛之行。闻说颇有一二老师娶了学生为妻。心里想:这也是新亚的传统啊!君不见,新亚书院创办人钱老先生不是也讨了自己的学生做老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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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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