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读书记︱日本的所谓“国体”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葛兆光

2021-04-02 10:02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天气越来越热,不忍池的荷花越开越多,粉红色的花朵和花苞,渐渐从茂密的荷叶中,露出来大朵和小朵,每天去看,似乎风景都大不同。因为很快就要回国,不得不赶快阅读借来的书籍。前段时间,花了差不多十天读尾藤正英(1923-2013)《日本文化の历史》(东京:岩波书店,2000),这当然是一本已有定评的名著,把日本几千年文化史写得如此清晰简明,觉得很应当收藏一册,所以,今天急忙去神保町的三省堂书店把它买回来。一眼看到书架上还有他的另一本著作《日本の国家主义:“国体”思想の形成》(岩波书店,2014),也顺便买回来学习。尾藤正英(1923-2013)

尾藤正英(1923-2013)

“国体”问题是日本学术界和思想界讨论得很热闹的话题,好像中国学界对于所谓“国体”倒是讨论不多,或者讨论并不集中,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根源,会聚焦到“国体”这一概念。但日本学界在二战之后,深切反思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道路的历史根源与观念基础时,不得不追溯到日本人对日本“国家体制”的认识,所以他们对“国体”的讨论就很深入。尾藤正英指出,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中,水户学是“启下”的资源。按照他的说法,水户学的出发点是藤田幽谷(1774-1826)的《正名论》(1791),而水户学的完成形态则是会泽正志斋(1781-1863)《新论》(1825)和藤田东湖(1806-1855)《弘道馆记述义》(1846)。我想,虽然日本传统的“神国”观念,可以追溯到蒙古袭来之后的北畠亲房(1293-1354)《神皇正统记》和瑞溪周凤(1392-1473)《善邻国宝记》,然而,具体到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所谓“国体”认识,确实还是直接来自水户学“尊王攘夷”思想的阐发。我在水户弘道馆参观的时候,印象很深的,就是挂在堂中写了“尊攘”两个大字的条幅。水户弘道馆的“尊攘”条幅

水户弘道馆的“尊攘”条幅

此书的结尾部分,侧重讨论日本的“国体论”。尾藤正英说,他并没有对“国体”给出精确定义,但大体上就是这样的:首先,以记纪神话为基础,解释日本国家的建国原理以及国家体制。国体就像人一样,人有四肢五体于一身,国家也必须具有统一形态。而日本从建国之初,就已经形成国家紧密的统一性以及国家的优秀体制,这个统一性并不是由于权力的统治,而是“亿兆一心,皆亲其上,而不忍背离”,也就是全体国民对执政者自发的服从;其次,这种自发服从,是由于人民心中浸透了忠孝的道德观而获得的,“以忠贵贵,以孝亲亲”;这种忠孝的道德观并不是通过语言,而是在“不言”中实现的。再次,对于国家的忠诚,为什么不言而喻,为什么人民日用而不知呢?是因为天皇通过祭天敬祖的礼制,使它浸透了民心。天皇掌握的宗教礼仪,特别是即位之际的大尝会仪式。看到其祭祀的仪容,人们会感铭于心,便深深埋下忠孝之道德观念,这就是“以祭为政,以政为教”(以上是大意)。尾藤正英指出,如果明白这一点,就理解了明治维新时代乃至此后日本的所谓“尊王攘夷”思潮,以及“祭政一致”“政教一致”的政治体制,这就是日本国家的原理(261-262页)。在这样的国体论中,特别引人瞩目的一点是,人民对国家自发的协力。尾藤正英书封面

尾藤正英书封面

如果说,尾藤正英主要还是从思想史上追寻“国体”观念的历史来源,那么,丸山真男对于“国体”的分析则从政治学上直指其现实影响,更加深刻与尖锐。所以,有关日本所谓“国体”以及“国体”观念的影响,我以为最好同时读丸山真男《现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动》,特别是此书的第一章《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这本书现在已经有老朋友陈力卫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9)
丸山真男指出,日本的“国体”是日本在明治、大正、昭和出现的种种问题的关键。看上去虽然只是对国家的认识与观念,但实际上却非同小可。他说,“当国家在‘国体’中垄断了真善美的价值判断时,学术、艺术的自由,自然无从谈起,除非依附于这种价值判断的实体,而且这种依附绝不是外表的附随,而是偏向于内在的”(中译本,8页)。换句话说,“偏向于内在的”就是内心自觉而且真诚地相信国家(实际上是政府)提倡的价值,乃是绝对正确的,也是自己必须全身心去捍卫的。所以,当“国家主权在垄断了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后,国家行为(作为国体)便拥有了维护其正统性的独有准绳。因此,国家的内政、外交就可以不受超越国家意志的那种道义上的制约”。由于国家没有制度和道德的控制,以国家的名义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使得个人没有任何自由。从丸山真男的论述中可以知道,由于人们相信日本帝国就是真善美,所以帝国的“任何暴虐的行径,任何背信弃义的行为,都是可以被允许的”。正是从这里激荡出所谓的“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情感混淆了极端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理性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才把二战中的日本带入深渊。
因为“国体”问题如此重要而且神圣,所以,任何有关国家的讨论,无论是历史还是政治或是文学艺术,就立即变成了政治问题。丸山说,由于日本国家以天皇为绝对价值,形成连锁式结构,“自上而下的统治依据,是跟天皇的距离成正比的”,所以整个国家被形塑成类似军队生活的样子,“近代日本靠着权威和权力的一统化,把封建社会的权力偏重,重新组织得井然有序”。由于天皇是中心,“离中心实体的距离是价值判断的准绳,当把这一逻辑推向世界时,便催生出‘万邦各得其所’的世界政策,由万国宗主的日本,来确定各个国家所处的身份秩序,才会实现世界和平”。他引用佐藤通次《皇国哲学》的话说,“天皇的威光照遍世界才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其光芒无疑是以皇国武德之显露而得以实现的”(中译本,20页)
读尾藤正英和丸山真男有关“国体”的讨论,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对所谓“国家”的理性认识很关键,一个国家民众对“国家”的认识既来自历史,也来自现实,它应当是思想史探讨的主题之一;第二,要理性区分无条件热爱的祖国、生存在其中的国家,和为民治理国家的政府,正如丸山真男所说,“只有在以极端国家主义为一切基础的国体丧失了其绝对性的今天,国民才可能真正成为自由的主体”(中译本,21页)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日本,国家体制,尊王攘夷,葛兆光,尾藤正英,思想史

相关推荐

评论()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广告及合作 版权声明 隐私政策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 严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