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张海荣:再谈晚清“实学”与“实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海荣

2021-04-12 10:3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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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杨雄威老师花费宝贵时间阅读拙著,还为我这个素未蒙面的河北同乡,写了这样一篇诚意满满、文采斐然的长篇书评向学界推介,实在让我感动且惶恐。
坦白来讲,以我目前的学力,驾驭一个如此庞大的研究课题,的确时感力不从心,知识结构上也存在欠缺之处。对于杨老师的称誉,我实在愧不敢当,但是对杨老师的批评,我都有必要认真思考和反省,希望将来有机会再作修订。不过对于拙著,我也确实有着一些自己的考虑,仅就其中较为重要的几点,稍许做些回应。
首先,将教育放在最后一章论述,并非意味着教育不重要,而是因为此前几章都强调了人才与制度的重要性,所以最后就落在清政府如何培养新型人才的问题。再者,以“实学”回应“实政”,一则在结构上互为呼应,二则中国传统政、学关系的特殊性,注定教育改革与他项实政明显不同。至于对“实学”的理解,我与杨老师的理解其实并无抵牾,即它并非专指西学,而是中西实用之学,自然也包括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这也是时人普遍较能接受的说法。湖南官绅发起创办时务学堂的初衷,原本与各地的许多新式学堂相似,也是旨在培养“实学”人才。只是未料想梁启超等人执教该学堂之后,很快将其变成传播“康学”的重镇,以致引起该省官绅乃至同乡京官的强烈反弹。而从某种程度上看,康、梁等人也并不反对实学,甚至还有过类似的说法,只是他们别有政治企图在。与之对应的,“实政”自然也不都是纯粹的“新”政。
其二,我强调实政改革的原动力在中央而非地方,一则是因为改革大讨论的发起,是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光绪帝和翁同龢等人就商定了改革方案,直接下旨让各省将军、督抚讨论执行的;二则实政改革涉及的各项,往往都是牵涉国计民生的大政,不是仅仅依靠一省或几省督抚就能够拍板实施的,尽管具体落实还是离不开他们的主持或配合。譬如编练新军是督办军务处自甲午战争后期就着手策划的;芦汉铁路的修筑,是朝廷先行下旨向张之洞征询意见;矿务可见光绪帝的三令五申;盛宣怀办银行,是光绪帝下特旨授权的;邮政也是在张之洞奏请之前,“业经总署筹议,粗有头绪矣”;而戊戌政变后,武卫军的组建和京师大学堂顺利开学,也都离不开慈禧太后的首肯。
其三,1895年的“力行实政”谕,总共罗列了十四项政令,我之所以未在拙著中一一详述,固然是因为专著章节结构所限和学力不足,更重要的是,就我对1894-1900年左右相关史料(尤其是官方档案)的粗浅阅读,当时清朝中央与地方的改革活动最为集中,时人关注度最高,对于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确以拙著详述的几大改革领域为主。至于其余各项改革,我曾在拙著第二十四页,有过一个简短注释:
简言之,汰减旧军,除直隶因朝廷反复施压,湖北因总督张之洞自发推行,力度较大外,其余各省普遍动作迟缓。保甲、团练、积谷等朝廷三令五申的事项,亦碍于“外省积习相沿,往往以一纸空文敷衍塞责,于团练、保甲则有名无实,于积储则以少报多,种种弊端,在所不免”。(军机大臣刚毅:《遵旨确查江南团练保甲积储事宜并现筹整顿情形折》,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6034-064)在财政改革方面,虽然1899年清朝中央颇有主动整顿的意向,但“不幸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等之条陈之不切实际既如此,而各省督抚将军之苟且敷衍又如彼,故结果除刚毅复在广东以商人包缴厘金,酌提盈余及裁并局所等法筹得1600000两外,整顿之事,遂无形告终”。(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第1卷第2期,第228-230页)整顿田赋方面,以刚毅对苏南五府州田赋的清理力度最大,但最终所得仅银22万余两、米约15万石、匿田1.8万顷。(赵思渊:《清末苏南赋税征收与地方社会——以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清理田赋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77页)
此外,拙著各章涉及与旧政相关的内容时,我也往往稍带做些零星说明。不过毋庸讳言,确如杨老师所质疑的,由于我对偏于旧政的诸项,终究缺乏逐一的精细研究,这使得拙著还是不免有所缺憾。
其四,关于实政改革的经费问题。杨老师谈到了传统中国的财富观,指出天下财富总量是恒定的,非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不过单就本文涉及的改革类项而论,甲午战后初期,清政府发展铁路、矿务等新型事业,主要靠大借外债。新军刚刚起步时,定武军、新建陆军的军费,也与外债密切相关。至于邮政,是靠赫德从海关费用中设法筹挪,以至于他私下抱怨:“要我吹肥皂泡,却连肥皂都不给。”中国通商银行、京师大学堂以及各省文武学堂的经费来源,拙著均已详细交代,不再赘述。当然,庚子之后,随着各地普遍编练常备军、续备军,兴办学堂,设立各类新政局所,清政府大肆加捐加税、横征暴敛,以致民怨沸腾,民变迭起,又是另一番局面了。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最后,对拙著援引的若干史料,杨老师也给出了不同解读,尽管我实难一概赞成,但杨老师所指正的,若干表述太过“现代”、个别论断失之切当的问题,我诚然有必要再作推敲。我很赞成杨老师所说的,“著述者别无他策,惟有时刻警醒而已”。
附带指出的是,去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郑泽民博士,也曾就拙著写了近万字的书评,因尚未正式发表,容待日后有机会,我再作回应。在此一并向杨老师、郑博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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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晚清史,实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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