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张海荣：再谈晚清“实学”与“实政”

承蒙杨雄威老师花费宝贵时间阅读拙著，还为我这个素未蒙面的河北同乡，写了这样一篇诚意满满、文采斐然的长篇书评向学界推介，实在让我感动且惶恐。

坦白来讲，以我目前的学力，驾驭一个如此庞大的研究课题，的确时感力不从心，知识结构上也存在欠缺之处。对于杨老师的称誉，我实在愧不敢当，但是对杨老师的批评，我都有必要认真思考和反省，希望将来有机会再作修订。不过对于拙著，我也确实有着一些自己的考虑，仅就其中较为重要的几点，稍许做些回应。

首先，将教育放在最后一章论述，并非意味着教育不重要，而是因为此前几章都强调了人才与制度的重要性，所以最后就落在清政府如何培养新型人才的问题。再者，以“实学”回应“实政”，一则在结构上互为呼应，二则中国传统政、学关系的特殊性，注定教育改革与他项实政明显不同。至于对“实学”的理解，我与杨老师的理解其实并无抵牾，即它并非专指西学，而是中西实用之学，自然也包括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这也是时人普遍较能接受的说法。湖南官绅发起创办时务学堂的初衷，原本与各地的许多新式学堂相似，也是旨在培养“实学”人才。只是未料想梁启超等人执教该学堂之后，很快将其变成传播“康学”的重镇，以致引起该省官绅乃至同乡京官的强烈反弹。而从某种程度上看，康、梁等人也并不反对实学，甚至还有过类似的说法，只是他们别有政治企图在。与之对应的，“实政”自然也不都是纯粹的“新”政。

其二，我强调实政改革的原动力在中央而非地方，一则是因为改革大讨论的发起，是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光绪帝和翁同龢等人就商定了改革方案，直接下旨让各省将军、督抚讨论执行的；二则实政改革涉及的各项，往往都是牵涉国计民生的大政，不是仅仅依靠一省或几省督抚就能够拍板实施的，尽管具体落实还是离不开他们的主持或配合。譬如编练新军是督办军务处自甲午战争后期就着手策划的；芦汉铁路的修筑，是朝廷先行下旨向张之洞征询意见；矿务可见光绪帝的三令五申；盛宣怀办银行，是光绪帝下特旨授权的；邮政也是在张之洞奏请之前，“业经总署筹议，粗有头绪矣”；而戊戌政变后，武卫军的组建和京师大学堂顺利开学，也都离不开慈禧太后的首肯。

其三，1895年的“力行实政”谕，总共罗列了十四项政令，我之所以未在拙著中一一详述，固然是因为专著章节结构所限和学力不足，更重要的是，就我对1894－1900年左右相关史料（尤其是官方档案）的粗浅阅读，当时清朝中央与地方的改革活动最为集中，时人关注度最高，对于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确以拙著详述的几大改革领域为主。至于其余各项改革，我曾在拙著第二十四页，有过一个简短注释：

简言之，汰减旧军，除直隶因朝廷反复施压，湖北因总督张之洞自发推行，力度较大外，其余各省普遍动作迟缓。保甲、团练、积谷等朝廷三令五申的事项，亦碍于“外省积习相沿，往往以一纸空文敷衍塞责，于团练、保甲则有名无实，于积储则以少报多，种种弊端，在所不免”。（军机大臣刚毅：《遵旨确查江南团练保甲积储事宜并现筹整顿情形折》，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6034-064）在财政改革方面，虽然1899年清朝中央颇有主动整顿的意向，但“不幸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等之条陈之不切实际既如此，而各省督抚将军之苟且敷衍又如彼，故结果除刚毅复在广东以商人包缴厘金，酌提盈余及裁并局所等法筹得1600000两外，整顿之事，遂无形告终”。（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第1卷第2期，第228－230页）整顿田赋方面，以刚毅对苏南五府州田赋的清理力度最大，但最终所得仅银22万余两、米约15万石、匿田1.8万顷。（赵思渊：《清末苏南赋税征收与地方社会——以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清理田赋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77页）

此外，拙著各章涉及与旧政相关的内容时，我也往往稍带做些零星说明。不过毋庸讳言，确如杨老师所质疑的，由于我对偏于旧政的诸项，终究缺乏逐一的精细研究，这使得拙著还是不免有所缺憾。

其四，关于实政改革的经费问题。杨老师谈到了传统中国的财富观，指出天下财富总量是恒定的，非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不过单就本文涉及的改革类项而论，甲午战后初期，清政府发展铁路、矿务等新型事业，主要靠大借外债。新军刚刚起步时，定武军、新建陆军的军费，也与外债密切相关。至于邮政，是靠赫德从海关费用中设法筹挪，以至于他私下抱怨：“要我吹肥皂泡，却连肥皂都不给。”中国通商银行、京师大学堂以及各省文武学堂的经费来源，拙著均已详细交代，不再赘述。当然，庚子之后，随着各地普遍编练常备军、续备军，兴办学堂，设立各类新政局所，清政府大肆加捐加税、横征暴敛，以致民怨沸腾，民变迭起，又是另一番局面了。

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最后，对拙著援引的若干史料，杨老师也给出了不同解读，尽管我实难一概赞成，但杨老师所指正的，若干表述太过“现代”、个别论断失之切当的问题，我诚然有必要再作推敲。我很赞成杨老师所说的，“著述者别无他策，惟有时刻警醒而已”。

附带指出的是，去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郑泽民博士，也曾就拙著写了近万字的书评，因尚未正式发表，容待日后有机会，我再作回应。在此一并向杨老师、郑博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