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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读书记︱同文同种?还真不一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葛兆光
2021-04-09 11: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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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の歴史》,尾藤正英著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の歴史》(东京:岩波书店,2000)是一本名著,所以收入“岩波新书”。我看的是2019年的新版,读了一半才察觉已经有中译本了(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可人在东京,无法找到中文本,只好继续读日文本。读这部书,学到很多知识,但感受最深的却是它瓦解了所谓中日“同文同种”的观念,让我越发意识到日本传统和中国大不一样。

这是一个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北宋初,日本禅僧奝然来中国,向宋太宗(939-997)介绍日本天皇世世相承、大臣代代传袭的历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万世一系”。宋太宗听后很感慨。《宋史》里说,“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说句不那么学术的话,宋太宗的感慨也许可以算最早的中日政治文化比较论?不过,尽管宋太宗有这样的理想,可是要让皇帝“万世一系”,在信奉“汤武革命”正当性和为权力频繁改朝换代的中国,可绝对做不到。为什么?原因很多,没法细说,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既重要也不重要,这就是它和“万世一系”和日本家族制度有关。因为日本并不强调在父系制度里,皇位传承很重要的嫡长子继承权。所以,日本不至于出现皇位缺乏直系继承人而陷入困境的政治危机,也不至于出现为血缘生父和前任天子究竟谁算“皇考”的伦理麻烦,中国政治史上引人瞩目的“濮议”“大礼议”,这种事儿如果在日本,不大会变得那么激烈和重要。

尾藤正英在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指出,一般来说,世界上往往不是父系制度就是母系制度,但偏偏日本却是“双系制”(Bi-lateral System)。和日本作为对比的就是古代中国,汉族中国是典型的父系制度,儒家重视的是“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周秦以来血缘意义上的“姓”很重要,“同姓不婚,异姓不养”,理论上不仅有嫡长子优先的君主继承制,不支持非血缘亲的养子,更不能容忍武则天那样的“牝鸡司晨”。但这些规矩在日本天皇家族可不那么管用。一方面,日本没有这么严格的内外规矩,早期皇族为了“肥水不落外人田”,并不那么讲究“同姓不婚”或者“五服之分”,在729年藤原氏之女光明子(こうみょうし,701-760)成为皇后之前,皇后往往是内亲王(天皇之女)。像桓武天皇的三个儿子(平城、嵯峨、淳和)娶的三个内亲王(大宅、高津、高志),就是桓武天皇的三个女儿,算起来是兄妹婚。另一方面,中国儒家伦理中那种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规矩,在古代日本并不怎么起作用。女性照样可以当天皇,像推古天皇(554-628,敏达天皇皇后)、皇极天皇(594-661,舒明天皇皇后)、持统天皇(645-703,天武天皇皇后)都是女性,从皇后当天皇,不像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从皇后当了皇帝,就被骂得翻天。而在日本呢?不光这些女天皇,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女儿阿倍内亲王,738年还被立过皇太子呢。 

这就是了。我们看日本天皇家族,哪里需要像中国皇帝那样,必须上下整齐一对一。比如称德天皇(718-770)的继承者是光仁天皇(709-782),可光仁天皇是称德天皇的妹夫,但又是天智天皇的孙子,可见古代日本贵族的婚姻对于血缘远近辈分高低,没有那么避讳。在古代日本国家形成最关键时代的那个持统天皇,和武则天同时代,她不仅是一个女性,而且可能让中国人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她的父亲是天智天皇(626-672),可她却嫁给了天智天皇的弟弟,等于是她的叔叔大海人皇子(后来的天武天皇,631-686),大海人皇子在壬申之乱中打败了大友皇子(即弘文天皇)成为天武天皇,因此她也成了皇后。天武天皇在位期间,利用隋唐传来的律令制度,使得古代日本国家日益成熟。686年天武天皇去世之后,她自己又当了天皇,继续推进日本的古代国家化。甚至有人认为,就是在天武天皇、持统天皇这个时代,日本才成为“日本”,大王才成为“天皇”,原本的畿內政权才成为日本国家。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到了王国维。王国维还真是了不起,他在《殷周制度论》说,西周的制度改革对于中国绝对重要,其中第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直系“父子”的继承制度,“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又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如果说,殷商时代关于祭祀的等秩和王位的继承上,还没有父子为中心的继承观念,也没有区分等级高下的嫡庶制度,那么,这些制度在周代的改变,特别是王位继承的“嫡长子制度”,奠定了后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性,造成了古代中国“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的结局。这种“立子立嫡”的单线血亲制度,决定了生父只有一个,皇帝制度决定了君主也只有一个,“天无二日”,所以在中国的伦理价值上只有一,没有二。所以,古代中国才会发生两种政治合法性的激烈冲突,一是所谓汤武革命,如果老皇帝变坏了,可是他却是血缘意义上的合法君主,怎么办?就是“汤武革命”,推翻他。所以,中国有孙悟空说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历史上总是改朝换代,不可能“万世一系”。二是总是争“正统”,如果不是宗法制度规定的“嫡长子”,就会出现所谓谁是皇考,也就是尊生父还是尊皇父的争论,前面提到宋代的“濮议”、明代的“大礼议”,就是引人瞩目的大事件,血缘上的生父优先还是皇位上的上皇优先,在中国成了政治伦理的大问题。可是日本就不管,所谓天皇,兄弟继承也好,夫妻继承也好,所以历史上虽然也有天智系统和天武系统之争,有大觉寺系统和持明院系统之争,但是反正都是一家,所以就可以算是“万世一系”。

这种文化差异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可不好说,解释起来也太复杂。但是,文化传统的差异真的和人种差异有关吗?中国人和日本人很不同。过去中国人总喜欢说徐福东渡的故事,倒并不一定是真相信有童男童女随同出海成了日本人,其实这里的潜台词,一方面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同文同种”,另一方面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子孙。这话在中国,古人说近人也说,说起来很自豪,很长中国人的脸。不过真是这样吗?尾藤正英却引用埴原和郎(はにはらかずろう)的说法,认为最早的日本人其实有两个来源,先是绳文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他们是来自现在的东南亚接近南亚的黄色人种(也算广义的蒙古人种)。到了纪元前三世纪,日本进入弥生时代,而弥生人则是经由北亚和朝鲜来的北方系统蒙古人种,他们传来农业和金属,最初生活在九州北部和山口地区,经由中国、四国进入近畿。弥生人逐渐征服了绳文人,彼此混血,形成后来的日本人。但是,两者终究还是有差异。他说,北方系的弥生人长脸、身高、单眼皮、细眉毛、干耳屎,南方系的绳文人则是方脸、较矮、双眼皮、浓眉毛,而且是湿耳屎。所以说,日本人为单一民族其实是不对的,应当是混血的民族,只是这些混血的程度,在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像北海道和冲绳,受到弥生人的影响较小,而绳文人留下的特征较强。

显然,日本人未必是徐福子孙,日本文化也未必全是来自中国文化。除了来自东南亚的绳文人,来自东北亚的弥生人,当然还有来自秦汉中国的“归化人”,更有来自中古百济的流亡贵族和民众,但是,按照江上波夫(1906-2002)《骑马民族国家》(东京:中央公论社,1965)的说法,日本人的来源里面,还曾经有过来自欧亚草原的“骑马民族”呢。这些说法也许对日本史的研究者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不过,至少对我来说还很新鲜。确实,以前戴季陶《日本论》讲得对,中国人对日本历史文化的了解确实太少,其实有很多日本史事,在中国人说来就是匪夷所思,因为它超出了中国经验和想象之外。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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