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人医·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身边的党史故事①——川沙革命先烈杨培生的一生

【身边的党史故事】专栏

鉴古可知今，学史可明智。

讲述党史故事，寻找红色记忆。

学党史 悟初心

迎接建党100周年

学习英烈精神 汲取红色能量

杨培生(1883年-1927年）

又名杨嫩枝、培森。1883年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小营房北杨家宅。他家境贫寒，父亲是个秀才，姐姐、姐夫在纱厂做工，他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只是由父亲教授一些文化知识。

从学徒到“杨师傅”

那个年代，做学徒是穷苦人家的一条好出路，就是把小孩送去商店里学做买卖或在作坊、工厂里随师傅学技术，签三年的契约，这些年里，徒弟要恭恭敬敬任师父差使，他们一般没有工钱，只是包吃包住，等到年数满学会一技之长后，才能正式出师从业拿工资。学徒也不是想做就能做的，而是需要熟人介绍，当时的上海滩是一个移民城市，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在这种情况下，地域观念十分严重，工厂老板招人，往往只考虑同乡，所以当时的职业，同一地区的人往往会汇集在同一个行业，比如广州木匠、宁波铜匠等等，各种职业由不同省籍的移民所垄断。同一个地方来的移民组成一定的势力后，会相应建造公馆、公所以供同乡们相聚交流。只要是同乡人，就能享受到同乡会的资源，比如学校、招聘信息等等，他们在同乡中嫁娶、工作，甚至连有争端都是在同乡公会中调解，如同一个小型的社会。这样的群体可以培养强烈的团结精神。与之相对应的是，如果不是这个省份的人，他可能根本无法进入这个行业。有一些报导将杨培生误写为宁波人，就是因为1923年他加入了宁波同乡会，导致作者的判断被误导。地域观念、血缘关系、等级森严的封建序列，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上海工会的普遍状态。

遵循着上海滩垄断性行业的规则，1906年，杨培生经姐夫介绍，到上海启昌机器厂当了学徒。经过七八年的艰苦努力，他成长为一个熟练的钳工师傅，不久工厂发生火灾，工人被裁员，1914年底他去了英国和记洋行所设祥生船厂下的浦东祥生铁厂工作。他技术精湛，老成持重、处事有方，为人和蔼冷静，极易让人亲近，与工友们打成一片，不久就被提升为钳工领班，并且在工人中也建立了很高的威信。

上海从19世纪40年代开埠，随着产业工人越来越多，工人们的反抗精神也渐渐觉醒，1868年起就有因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工人会因为工作条件恶化、工资不足等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而斗争，同时他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在不断发展，到了1919年，工人已经开始为国家民族而反抗。这一年6月6日，为支持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上海6万工人举行了罢工。《字林西报》所采访的工人就已经显示了这次罢工的不同：“我们这里工人罢工，既不是为了增加工资，也不是为了缩短工时……他们说：‘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我们当前所进行的运动，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为惊人的运动。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压制得了的。’”与这些觉醒的工人们一样，杨培生所在的祥生铁厂400名工人从6日上午7点钟起参加了同盟罢工，他们要求厂里的大班发电报给北京政府，提出释放被押的学生，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等卖国贼。铁厂的罢工一直持续到9日，这时罗维芹洋行在祥生订的两艘轮船即将到试车期，罢工打乱了计划，外方资本家十分着急，让工头再三挽劝，但都被杨培生和工人们拒绝了。7月份，杨培生响应孙中山先生发展实业的号召，参加发起“铜铁机器业工会”，他技术过硬，又常常为工友考虑，工人们都很尊敬他，称呼他为“杨师傅”。

五卅运动

上海日益壮大的工业也引起了不同势力的重视，1920年陈独秀来到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从此中国的工人运动走入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上海原来的工厂工会，一般都相当于同乡会，比如广东人有“鲁班殿”组织，这种行会虽然帮助工人获取职业，但是具有很大的封建帮会性质，杨培生在工人中很受尊敬，除了他自身的能力和技术，一部分也有行业工会封建等级关系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上海作为产业工人的重镇，是中共工人运动的重点关注区，一位颇为杰出的中共党员李启汉，在行会的基础上建立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同时他还在中共创办的工人补习学校做老师，从思想入手获得工人的支持。这些进步工会着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使一直在以血缘、地域关系为纽带的行会中工作的杨培生受到了极大的思想震动。他鉴别着中共与其他势力的不同之处，发现这是一个超越了地域、个人私利，愿意为天下人谋福利的政党，于是他和中共开始建立联系，帮助中共在浦东烟厂、纱厂发展工会组织，这种工会，以马列主义的宣传平等、反抗压迫为主，工人不再仅仅因为同乡关系而无条件团结在一起，使得原本颇有行业帮会气息的工厂公会逐渐摆脱陋规。

1925年，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越来越加剧，2月，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杨培生鼓动祥生铁厂工人支持纱厂工人而实行罢工，同时还动员工人参加声援。5月15日，上海发生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罢工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的流血事件这激起了杨培生和工友们的无比愤怒，他们不但在祥生铁厂内，还到浦东英美烟厂、日华纱厂奔走宣传，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种种罪行，激发了工人们的爱国热情，参加罢工。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很多工人在游行之前做好了被抓捕的准备但帝国主义的凶残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英国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工人运动急需从分散的状态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才能进行更好的斗争，才能更大限度地保护群众。在此形势下，上海总工会在5月31日迅速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上海总工会负责指导全市各行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中共派共产党员张佐臣、杨之华等到浦东工作，杨培生积极帮助张佐臣联系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和祥生铁厂，筹备成立了祥生铁厂工会，租赁了浦东五福弄三德里一间房子作为工会会所。杨培生在筹备工作中非常活跃，包揽登记造册、书写文告之类的事，工会成立后被公推为会长。之后，他领导全厂工人参加五卅运动后的总同盟罢工。

杨培生的种种事迹，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信、有行动力的领袖型人物。工人们进行罢工，就失去了收入来源，为了救济罢工工友，杨培生常常走上街头、学校，进行宣传募捐活动。有一次募捐的某一站是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大学，上海滩名校，出过外交家顾维钧等名人，学生们不仅学业精湛，对政治也有各种理论研究，而杨培生只是由父亲教过点知识的工厂工人。此情此景，杨培生不仅没有怯场，还在大学生面前大声演讲帝国主义在南京路残杀同胞的罪恶，述说罢工工人的困苦生活。校工和学生都为之深深感动，纷纷慷慨解囊，有的贫穷学生拿不出钱财，甚至脱下身上的衣衫捐赠，最后，学生们派出两名代表，帮助杨培生把钱物送到工会。又有一次，杨培生负责带领浦东的工人们渡江到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在途中遇到军阀阻拦等各种困难，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化解。比如面对那些也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底层士兵，他就用老百姓的理念来宣传爱国的重要性，听得士兵们为之动容，纷纷放弃了阻挡;遇到军阀巡查队的头子，他们对一般的爱国宣传已经充耳不闻，杨培生就及时躲避;再后来碰到了最为凶狠的大刀队，杨培生不仅要顾及自己，还要保证工人的安全，他让工人们不要再排成队列前进，这样目标太大，人们三三两两，化整为零，最后都到达了公共体育场，圆满完成了集会反帝任务。

▲ 1919年7月，上海铜铁机器公会发起人合影（二排左起第5人为杨培生）

“赛诸葛”入党

虽然是一个识字不多的产业工人，杨培生极高的情商和英勇的行为，为他赢得了“赛诸葛”的美名，而这样优秀勇敢、品质高尚的人，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急需的人才。1925年6月，他由张佐臣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的动机极其朴素——共产党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他说：“军阀骂党是乱党，外国人把党看成眼中钉，我看党为平民办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脑袋，我也要参加共产党。”

入党之后，杨培生参与工作的积极性更加高涨，这个时候“五卅”大罢工还在持续，杨培生带领工人们持续参与轰轰烈烈的“三罢”运动。罢工成功震慑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开始进行分化活动，导致罢工斗争因大资产阶级的动摇退出而受到打击，在恶劣的环境中，杨培生领导祥生铁厂工人又坚持了两个月罢工。

9月10日，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刘少奇召集英商工厂工人代表，根据形势具体研究复工条件，在党的指引下，杨培生率领祥生铁厂工人代表以上述条件与厂方交涉。厂方最后被迫答应“不准开除罢工工人”以及适当增加工人工资等七项条件。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祥生铁厂工人复工。

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极其迅速，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劳动代表大会时，议决组织上海总工会，5月8日开筹备会时，仅仅有24个工会，3个月内每天增加，到9月份，已达100多个工会，共有工人230000多人。为了加强对这些新工会的领导，杨培生根据上海总工会的指示，参加筹建上海铁厂总工会。1925年9月13日，上海铁厂总工会在共和路召开成立大会，祥生铁厂杨培生等60多名代表以及来宾20多人共80多人参加。会议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推定了主席团5人，选举杨培生在内的19名工会积极分子为委员。大会讲演了世界工人运动概况，指出组织上海铁厂总工会的必要、意义和责任，杨培生作为祥生铁厂的代表进行了激动人心的发言。

工会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右翼势力控制的上海工人联合会一直把中国共产党当做眼中钉，他们发布消息，污蔑总工会领袖、共产党员李立三奢侈享受，坐拥汽车美人，出入保镖跟随，在谣言无法生效后，甚至派100多名歹徒手执刀棍袭击总工会。军阀当局也对总工会进行高压统治，污蔑工会是“为政客、学生勾引，无业流氓所组织，阻止工人上工”，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敛钱自私、宣传共产”。到1925年9月18日，上海戒严总司令邢士廉派兵查封上海总工会，反动势力对革命的攻击到达了高潮。面对险峻的形势，9月24日，杨培生领导铁总，并会同纱厂、印刷等117个工会，向全国发表《上海一百十七工会之宣言》，谴责军阀政府当局无理查封上海总工会。该《宜言》列举了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中的种种功绩，驳斥了反动派强加于工会的种种污蔑，揭露了当局摧残爱国团体的无耻，沉痛地喊出了“若果有罪，则爱国即为其罪耳!”的真相。该《宣言》洗刷了总工会的不白之冤，鞭挞了军阀统治的黑暗，是一篇有理有节的檄文。

夜校、医院和革命工会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育普及率很低，下层阶级的劳动人民大部分是文盲，文盲不仅使人缺乏知识，还导致人们对政治形势感知迟钝，缺乏参与的兴趣，对自身的境遇麻木不仁。中共成立后，一直都致力于在百姓间普及教育，其中平民夜校是中共进行思想宣传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组织。夜校将革命道理寓于各门功课教学中，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1925年秋冬，杨培生的亲密战友张佐臣在浦东陆家宅成立了平民夜校，杨培生帮助主持实际工作。根据资料，大铁厂里工友，因为要懂得一点初步机械知识，故文化水准比较高，不识字的占少数，尤其是在新招的学徒之中，起码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和超过初中的也不少。但在小铁厂中则情形是不同的，文化落后一些，不识字的占多数。平民夜校专门面对普通老百姓，它在夜间开办，不占用工人的上班时间，平常只收两角钱的灯油费，学费、资料费全免，工人如果想要向上层流动，也需要更多的文化来积累知识，因此夜校对工人的吸引力很大。在开办的过程中，杨培生积极动员附近日华纱厂、英美烟厂的男女青年工人入学，他和教员一起，采用上识字课讲故事，组织文娱活动等形式，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道理，逐渐把一些放工后只会在茶馆听书消磨时光的工人也吸收过来。在祥生铁厂的工会，杨培生也组织了工人补习班，请张佐臣和上海大学的学生讲课。在杨培生的努力下，江南造船所也办起了工人夜校。许多学员经过教育，认识了字，提高了觉悟，成为工会活动分子，还有一些学员先后入团入党，成为革命者。

杨培生不仅注重工人们的文化教育，也关心工友们的身体健康，他与浦东共青团负责人曾培洪等人在花园石桥大街创办了一所工人医院聘请两位医生，免费为工人治病，工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工会中，有些工人仅仅信奉传统社会的“讲义气，不受欺”准则，杨培生引导他们认识到，靠一个人和资本家斗争，势单力孤，需要更多的工友团结一致，才能对付强大的敌人，就这样逐步把更先进的革命思想灌输给工人。在杨培生的影响下，浦东各厂的工会和党团工作得到很大发展，祥生铁厂支部建立后，杨培生众望所归，担任支部书记。

1926年，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罢工斗争的高潮，形成了红色的五月”。杨培生领导祥生铁厂工人进行罢工，要求厂方履行“五卅”复工条件，反对克扣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坚持罢工60小时取得胜利，英商资方接受了工会提出的改善待遇等条件。

因为同志日渐增多而职业各不相同，且浦东地方广阔，市党部又急切希望在浦东扩大组织，1926年12月19日，一区一分部召开党员大会，指定杨培生负责组织祥生铁厂区分部之职，大会还为开会地址问题募集捐款租借房屋，当场由到会同志认捐，有96元之多。因为有些党员时间观念不强，杨培生临时动议，以后须按时到会，如有特别事故，须先请假，否则有违党纪，这个提议得到了全体与会代表的同意，一致通过。他还当选为中共浦东部委委员，任组织部主任。此时正值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低潮期，军阀当局屡屡逮捕工会成员和中共党员，一些人由此畏葸不前，党员数量减少。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杨培生仍积极进行党和工会的组织发展工作，组织了纠察队、自卫军、济难会、妇女运动、青年运动，推销党内书报，经过他的工作，浦东党员队伍从260名增加到320名，浦东基层支部增加了和丰铁厂、南洋烟厂、小驳轮三个支部，达到11个支部。

“为谋求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的武装起义

1927年2月，杨培生任中共上海区委候补委员，2月16日，他参加委委员第一次全会，会议决定全市实行总同盟罢工和上海工人第二次装起义。当日时是军阀孙传芳控制着上海地区，他奉行的是对工人运动悍然镇压的政策。杨培生领导铁厂总工会等工会，组织工人秘密筹集武器，训练武装纠察队，并带领夜校学员一起练习使用手榴弹。2月19日，在上海总工会的号令下，全市总同盟罢工开始。罢工队伍多达36万人，包括祥生铁厂等10多个“铁总”下属工会。工会斗争遭到军阀残酷镇压，一些工人被捕，甚至有人被杀害，但是白色恐怖没能阻止工人阶级的脚步，罢工第三日晚，已经有工人群众开始向军警手里夺取枪支。在斗争白热化的时刻，杨培生根据上海区委批示，在原“铁总”基础上成立了全市金属业总工会。2月21日，祥生铁厂、江南制造局等金属业工人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海金属业总工会，选举杨培生为首的13人为执行委员。在这次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之后，杨培生以“聚众闹事”的罪名被祥生铁厂英商老板开除。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妻子周筱发不识字，婚后生了六个孩子，需要留在家里抚育子女，操持家务，全家八口人全靠杨培生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活，大儿子16岁后则进英美烟厂做了童工，以此减轻家庭负担。即使如此，他还是竭尽所能帮助有困难的工友，甚至不惜背债。

杨培生长期为工人办事，在市民会中有很高威望，1927年3月20日，上海南市市民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正式执行委员会，沪西商联会、中华铁工厂工会、华商电气公司工会、南市各工会联合会等50余团体出席，杨培生等17人当选。第二天，他就投入到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

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租界里的中国工人也集合到华界参加起义，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孙传芳的地方割据政权被推翻，中共和罢工民众成为上海的主人。

杨培生为了筹备这次起义，不顾自己失业，把家乡仅有的几亩田产卖了，筹购武器。起义开始后，他是浦东和南市区起义的组织领导人之他属下的金属业工会同志为夺取起义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的担任向导，有的直接参战。一位英美烟厂的工人回忆说：“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一夜，开了一次会，会上宣布，将在次日下午两点钟行动。第二天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我们关了机器。不久，来自日华纺织厂、祥生铁厂和小南洋烟厂的工人冲到我们车间喊道：‘同志们，有徽章的，就请亮出来! ’……现在，我们把徽章拿出来，别在身上，跟随大家冲了出去。在大门口与涌来的男工会合，我们来到第三区警察署，警察们惊恐至极，乖乖地把枪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行进到第四区警察署，发现当官的都逃跑了，武器扔了一地。用武器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后，我们列队前进——就像士兵一样。我们轮流站岗，维持公共秩序。”

这就是杨培生带领工人纠察队攻占浦东警察署的具体情形。他们还夺取俞家庙军营，缴获一批马达和枪支。浦东地区群众特送匾以表扬“杨师傅”的功绩。

3月27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湖州会馆会所召集各工团代表举行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欢庆胜利。原本8时开会，租界当局闻悉南北市有开会消息，将各交通要隘一律阻断通行，沪东浦东一带多数工会未能越境参加，随即将开会时间延至上午11点。参加的工业团体有1000多个，军政学界各工团参加者有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大学学生会等300多团体，蔚为大观。大会要求改良工人生活改善不良待遇，提高工人地位和知识水平，杨培生当选为新执行委员。

起义胜利后，工人纠察队和南市区工会联合会以南市三山会馆为公开机关办公，杨培生参加各群众集会，发表演讲，慰问受伤工友，悼念牺牲烈士，鼓舞群众为巩固胜利而继续努力。他的工作繁忙到了几乎一天要参加好几场会议的地步，这些会议分属不同行业，短短10天里，他作为兵工联主席号召工人们继续努力工作，打倒特殊势力;作为上海金属业总工会主席他召开执行委员会，处理具体事务;他还被选为南市区市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接收市公所;同时他还是拥有20多万工人的南市工会联合会的委员长。这么多的头衔，杨培生却还是那位和蔼的“杨师傅”，工友们可亲的“老大哥”，他胸腔里跳动的，只是一颗谋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的赤子之心。

反革命政变的铁和血

正当革命形势欣欣向荣、杨培生为工人事业奔忙之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反动派的暴徒们冒充工人，拿着枪械抢占上海总工会下属的工人纠察队据点，捣毁了工会会所，逮捕工会干部，收缴工人武装。在三山会馆，工人与反动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战斗中牺牲8人，受伤30余人，40多支枪支被没收。这血腥的屠杀让群众愤怒，杨培生紧急动员工人进行罢工抗议，以欢迎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名义集会群众30万人，全体步行到龙华向国民党军事长官白崇禧请愿，抗议反动派暴行，要求惩办肇事凶手，抚恤死伤人员，白崇禧避而不见。与之同时，反动派进行了更为残酷的屠杀，上海陷入了白色恐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杀害，危难之际，杨培生并没有退缩，他挺身而出，接替汪寿华的职务，代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继续进行复杂艰难的斗争。

4月22日，杨培生和中共中央机关的一批工作人员一起，化装成各行各业的人员，赶赴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湖北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妇联等团体召开大会，隆重欢迎全国各地来参会的代表，杨培生作为上海总工会代表，受邀发表讲话，他为武汉的气氛所感动，向到会各界人土汇报了上海工人阶级和敌人斗争的历程，并向湖北工人兄弟支援上海表示感谢。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培生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这时，武汉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不少国民党领袖急速的向右转，为了避免损失，中共中央指示部分负责干部回到有群众基础的东南各省恢复工作。杨培生立即秘密赶回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继续开展工作，他虽缺席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仍然被大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杨培生回到上海后，积极进行恢复上海总工会的工作，这时候，反动派已经完全控制上海，共产党员有的牺牲，有的被捕，有的逃亡外地，中共的活动完全转入了地下。他也在当局通缉的要犯名单上。有人劝他明哲保身，说：你不要再干这些要杀头的事了，让那些无牵无挂的年轻人去做吧，你是40多岁有妻有子的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里如何交代？杨培生在海参崴有一个亲戚，家人跟亲友都劝他离开上海远赴东北去避难，但他耐心劝导家属说：我们有工人兄弟撑腰，闯遍天下也吃不了亏。为了掩人耳目，他改名杨嫩枝，以家庭做掩护，让妻子只带一个幼子，从浦东搬到四川北路横浜桥的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居住，把其他孩子留在浦东，以便秘密工作。妻子犹豫不决，他就动员说：我们是闹革命的，天南地北都是家，别人为了革命，连头都被砍掉了，我们还老牵挂着家，像什么话!一个人为革命多做点事，早日打倒反动派，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不是顶好的事吗?妻子在他的启发下提高了思想觉悟，也默默地为党的秘密工作出力。杨培生为了工作是如此奔波劳累，甚至积劳成疾，口吐鲜血，但他并不在意，继续忘我地为革命工作。

“诸同志宜各努力奋斗”

6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杨培生担任省委执行委员。省委成立后，立即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等多人被捕。几天后，上海总工会设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和溧阳路附近的两个秘密机关被破坏，情况已经相当危急。6月29日，杨培生在虹口横浜桥举行上海总工会组织员会议，事前安排妻子抱着孩子在弄堂望风。突然，熟悉地形的叛徒韩步先带领一群警探迅速包围会址，抢在杨培生妻子报信之前冲进房间，逮捕了杨培生、张佐臣等六人。他们先被送到狄思威尔路巡捕房，当晚被转押到龙华国民党军法处。

杨培生、张佐臣都使用了化名，但在叛徒的指认下，他们的身份很快暴露，工人们进行了联名上保，党组织也积极进行营救，但这些都没有成功。杨培生意识到他们可能马上会被杀害，作为一个儿子、丈夫、父亲，他有着深深的牵挂，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既没有动摇也没有软弱，他镇定地跟难友们说：“我们既然已经被捕，只有死而已。诸同志宜各努力奋斗。”

1927年7月1日，杨培生与陈延年、张佐臣等被枪决。临刑时，他们神色自若，高唱国际歌，观者无不动容。7月5日，新闻报道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沪特别军法处，将连日破获的‘共产党徒从严鞫讯’，前分二批执行枪决，计十名，四日，在斜土路刑场枪毙二名。”不写具体日期，不知道具体罪状，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出现，就这样轻轻巧巧将一批人的鲜血和生命揭了过去。

另一群人却不会忘记，杨培生牺牲后，党组织及时派人救济安顿了他的家属和子女。祥生铁厂的工人们也没有忘记他们的老大哥，他们设法将烈士的遗体运回川沙小营房家乡安葬。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杨培生遗骨移葬到川沙烈士陵园，以供后人缅怀纪念。

▲ 上海川沙烈士陵园纪念馆中，杨培生生平事迹介绍

内容转自：上海市浦东新区烈士陵园管理所

【党史学习教育】知识问答

问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是什么？

答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两大主要矛盾，就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只有前一个历史任务解决了，才能为后一个历史任务的实现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当时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问

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

答

第一，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第二，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第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鲜明对比。第四，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前景产生希望。

原标题：《【浦人医·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身边的党史故事①——川沙革命先烈杨培生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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