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上收管理权（国企简史之七）

日前，在国资委暨中央企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上，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国资委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郝鹏强调，学习党史要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要突出央企特色、突出学用结合。

为突出党史学习的央企特色，企观国资特邀国资国企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剧锦文教授，帮助读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历史，以资读者系统了解国资国企发展沿革、国企改革脉络，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文章将以系列形式陆续刊发，敬请关注。

“大跃进”所造成的混乱、物价上涨和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是新中国诞生以来出现的第一次系统性经济紊乱，迫使我国从1961年起不得不对国民经济实行“急刹车”式的调整。在此背景下，政府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也再次进行了重新调整。

“大跃进”期间“过热”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几乎失控的局面。1961年初，中央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央经过反复的争论最终形成了必须得对国民经济实施“急刹车”式的大调整。

1958年6月8日，陈云在北京听取关于石油工业发展情况的汇报

来源：新华社

1962年，中央先后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北京会议”，调整政策全面实施，从而使得国民经济逐步走向了正规。

一方面政府“关、停、并、转”了一批物资消耗大、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或者无力继续投资的在建项目；另一方面则将部分原来由集体企业“升级、过渡”的国营企业恢复为原来的集体性质。

压缩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做了一些“充实”“提高”方面的工作。

1962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等部门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先进设备的报告。

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中国政府先后从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9个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4项，用汇2.8亿美元。

这些先进设备一些被投入到原有的国营企业中，一些则安置于新建的国营企业里。这是继“一五”时期从苏联引进“156”项后的再次规模较大的技术引进，国营企业的技术水准因此得到了充实和提高。

重新收回管理权

为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客观上要求改变工业管理体制。

这种改变的指导思想是强调全国一盘棋，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以克服工业生产中的分散、无序状态。

1962年的”西楼会议“所在地中南海西楼

来源：中央档案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简称《规定》），强调集中统一，以利克服经济困难。

《规定》明确提出：经济管理的大权应当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最近两三年内，应当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中央政府实行了工业管理权限的集中和统一领导，这主要表现：

上收一批下放不当的企业。“大跃进”期间，把一些产供销面向全国的大型骨干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后，因地方政府很难保证这些企业的正常生产条件，而企业之间以前形成的协作关系也被破坏了，不少物资、资金被挪用，造成企业不能完成国家计划，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

针对上述情况，1961年，一些工业部门把部分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作了调整。

如第三机械工业部将26个国防工业企业收回，由部直接领导。

1963年在航空工业局的基础上组成新的第三机械工业部

来源：中航工业集团

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

各地的电网和电业局的领导关系，也进行了重大的变动。

到1963年，全国120个机械工业骨干企业中有110个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收。冶金工业部直属的大型钢铁企业有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石景山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公司等24个。

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在这期间，工业方面的计划集中统一管理，按照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改变了“大跃进”期间“两本账”的做法，克服了各自为政、层层加码、指标愈加愈高、国家计划失控的现象。

调整时期，国家计划不仅基本上恢复了“一五”时期的一套计划指标，有的比“一五”时期还要细。这个时期中央直接管的指标占了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当大部分。

加强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在1961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以后，中共中央又陆续颁发了一系列的详细规定，以恢复集中统一的投资管理体制。

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是：收回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收回投资计划管理权；严格基本建设程序；加强对基本建设拨款的监督。

上述措施的效力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迅速实现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这一调整目标，使基本建设规模与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基本相适应。

加强财政、信贷的集中统一管理。首先是集中财权，加强财政管理。其次，改进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恢复和健全企业成本、资金管理制度，加强经济换算。

在税收体制上也强调集中统一。

这个时期，财政上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一五”时期集中体制的简单重复。它强调和坚持了原有的合理制度，有的根据需要加强了集中统一，并进行了改进和补充，从而使中央直接掌握的财政收入，由原来的50%提高到60%左右，有效地保证了国家有限资金用于发展和充实薄弱环节，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

实行商业和物资(工业品生产资料)流通集中统一管理。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国营商业企业的管理。

调整管理权限

根据中央精神，商业部门此时也对整个商业管理体制作了相应调整。

从1961年起，商业企业财务计划的审批和企业的主要财权由商业部和省、市、自治区的商业厅(局)集中管理；

从1962年开始，商业部系统各级企业的资金，归商业部统一掌握；

商业部门的利润，除明文规定的以外，实行中央七成、地方三成的财政分成制度；

其他计划、统计、会计、物价、劳动工资、基本建设等，也由商业部统一规定，省、市、自治区商业厅(局)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但不得随意变更。

从1962年开始，根据中央决定，还将粮食的分级包干、差额调拨办法，改为征购、销售、调拨由中央统一安排，实行分级管理。

对物资流通和劳动工资集中统一管理

为了改进“大跃进”期间物资工作中存在的各自为政、调度不灵、物资分散、管理混乱，而导致物资供需矛盾剧烈，正常的经济体系遭到破坏的状况，中共中央决定对物资流通实行集中统一、全面管理的方针。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依据这个方针，物资管理体制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动：

首先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垂直领导的物资管理系统；其次是统一管理统配物资的销售工作；第三是统一设置和管理中转仓库；第四是扩大物资管理范围。

在调整时期，还在组织物资流通方式、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革。比如，打破行政部门、行政区划界限，试行按经济区域统一组织物资供应，组织定点供应和直达供货，对试办的专业化工业公司(即托拉斯)物资供应进行试点，建立供应站、服务队，负责组织小额物资就近就地供应，建立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以及统一收费标准，加强经济合同的管理等。

这些措施的施行，加强了物资管理的集中统一，有效地制止了动用计划外物资冲击计划的现象，从而保证了分配计划的落实和工业生产建设对物资的需要。

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策，工业企业的劳动就业审批更加严格。

1962年2月7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在编制、定员和地方保留的机动数确定后，就不能再增加人了。再增加一个人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国家就按照编制和定员发粮食、发工资。”

注：本系列文章是在剧锦文先生《国企简史》文稿基础上，由企观国资编辑压缩、改编而成。因为篇幅所限，仅采撷其要而去其详述，由此产生的表述不清晰、不完整问题，由编者负责。想完整了解，欢迎关注《国企简史》文稿相关动态。

原标题：《重新上收管理权（国企简史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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