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下，宋朝妇女再嫁为何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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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团队月落星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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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们常会联想到宋朝时的程朱理学。他们强调女子的贞操观，认为贞节要比性命重要，强调从一而终。

然而，根据历史记载，无论是出身高贵的宗室女，比如真宗刘皇后先嫁锡匠龚美，后改嫁真宗赵恒；还是士大夫阶层的妇女，比如范仲淹之母、李清照的改嫁；亦或是劳动阶层的普通妇女，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再嫁的现象，而且稀松平常。

那么问题来了，宋朝时期程朱理学呼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妇女再嫁竟然也是“平常事儿”，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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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所迫，再嫁谋生

妇女再嫁，主要是分成离婚再嫁和守寡再嫁两种。一般来说，结婚时一件重要的人生大事，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会随便离着婚玩的。更何况男子三妻四妾成常态，可以多纳妾，但不愿多休妻。而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女子来说，更不会轻易离婚。所以，还是守寡再嫁的情况较为普遍。

对于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妇女来说，如果丈夫死亡，那么势必是要再嫁的。两宋时期，大土地所有制的兴盛与发展，导致许多无地少地的底层人民失去生活依靠，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多数劳动人民都从原本“一亩三分地”的主人转变为为地主“打工”的佃农。并且，宋朝实行的是“不立田制”的土地政策，妇女是不给授田的。

在封建时期，“你耕田来我织布”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是常态，男子可以说是支撑家庭生计的主要劳动力，所以“丈夫是天”的说法在当时很站得住脚。丈夫一旦去世，妇女就会失去依靠，除了极少数性格、能力都很超群的女子可以依靠自己来维持生计、抚养孩子、伺候公婆，绝大多数守寡妇女为了生存，都会选择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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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节观念淡薄，再嫁被世人认可

大家都知道，宋朝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这时候商品经济发达，物质的转变折射到思想上，就催生出了“重利轻义”。

这种思想反映到婚姻问题上，就是妇女对贞节观这个概念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不只是妇女本身，就连当时的许多官僚、诗人等，也多从现实出发，认为寡妇没有必要守寡。

就像宋朝《夷坚志补》卷十四中《解询娶妇》记载的：靖康建炎之际，解询和妻子走散了。后来解询在去做官的路上另娶了一位妻子，在重阳节掌灯的时候，解询思念起原来的妻子。他的新妻子知道后，为他准备出行的工具去寻找旧妻，并说：“我与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当改嫁，而分囊聚之半；万一捐馆，当为偕老。”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新妻本身对改嫁这回事没有什么抵触，也不觉得再嫁就是不光彩的。

这就涉及到整体的社会价值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将妇女的贞节看得很重，所以在当时人们的思想里，再嫁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无关贞节，也不会对名誉、地位等其他方面造成不好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提出“女守贞、男灭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朱理学，那时候才刚刚诞生，并未成为主流思想，也并没有对宋朝产生多大的影响。正如《宋史》所言:“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历禁焉。”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朝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愈加繁荣，而这导致重利轻义的思想逐渐诞生甚至普及，再者，“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朱理学虽然诞生于这个时期，但此时还并未成为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二者原因一综合，从精神层面导致妇女从一而终的“贞洁”意识相对淡薄，再嫁的现象就很常见了。

当然，即便是有一些对亡夫忠贞不渝、选择守寡不嫁，也是正常的，不会被送“贞节牌坊”，也不会被表彰为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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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支持，给予法律保护

另外，宋朝妇女再嫁这一现象能够得到普及，从根本上是离不开统治者的思想和支持的，尤其是在法律上，宋朝皇帝给妇女再嫁提供了极好的保护。

对待宗室女子再嫁，宋朝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比如北宋初年，规定宗室女子丧夫但无子，不允许改嫁他人。但到了宋英宗嘉祐四年，汝南郡王召赵允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请求改革，之后情况就开始转变。于是，英宗治平年间，明确规定“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以上，即许为婚姻”，虽然说对宗室女再嫁加了限制条件，相比原来情况是有所改变的。到了宋神宗年间，宗室女再嫁的条件进一步得到放松，“宗室袒免以上女与夫离而再嫁，其后夫已有官者，转一官”，甚至鼓励官吏求娶再嫁的宗室女。

同时，对普通女子再嫁的情况，宋朝统治者也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和优待。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明确规定:“不逞之民娶妻，给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对于普通平民已婚女子来说，如果因丧夫而守寡，妇女如果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生活，是允许直接改嫁的。到了南宋时又进一步规定，如果丈夫外出三年不回家，也是可以再嫁的。

其实纵观宋朝保护寡妇再嫁的政策诏令，可以看出是一步步放松条件限制，尽可能地保护寡妇的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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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男轻女思想下，男女比例失调

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社会原因，那就是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的性别比例失调。由于社会地位上的男尊女卑，很多底层家庭的女婴一出生，就被活活溺死。

宋朝时期，福建附近地区溺杀幼婴的情况非常盛行。陈渊在《默堂先生文集》中曾记载：“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既溺之，谓之洗儿。”尤其是江南东路的两浙地区，虽然经济非常发达，但杀婴之风并不亚于福建地区。

此外，根据《宋会要辑稿》刑法记载，浙东路“街、严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在弃杀幼婴中，女婴占据大幅比例。出现这种现象，也是不难想象的，正如“岳鄂间田野小人，尤讳养女”、“生男众所喜，生女众所丑”等现实情况所反映的，男孩子抚养大可以充当劳动力，可以考取功名，可以传宗接代，而女孩却只能早早嫁人，沦为生育工具，社会地位极低。

假如每一户人家都不想养女儿，社会风气和思想又让他们想法趋同，不被欢迎的女婴一诞生，就被活活溺死。久而久之，男女比例失调也是迟早要面临的问题。尤其在“杀婴之风”盛行的那些地区，男女比例失调是尤为严重的。比如福建路，时间长了就出现“村落间至无妇可娶，买于他州”的现象，买卖妇女又成了一种被迫衍生的新形势，假如买卖不到，就容易铤而走险，更不利于社会安定。因此，寡妇再嫁也能很大程度上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综上来看，宋朝妇女再嫁这种现象成为“平常事儿”，绝不是一两个因素就能直接导致的，往往是多重因素综合起来，才导致出现这种现象，而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又相辅相成。

参考资料：初春英《宋朝妇女再嫁研究》

原标题：《“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下，宋朝妇女再嫁为何竟是平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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