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战后日本思想与……共通的阅读体验

李公明

2021-04-15 10:2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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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日] 小熊英二著, 黄大慧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版,832页,198.00元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日] 小熊英二著, 黄大慧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版,832页,198.00元

小熊英二在《“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黄大慧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的“中文版自序”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哪类读者会对这部书感兴趣呢?”他设想的是关注日本战后史的学者及学生或是想要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外交、贸易、文化交流对象的人。作为中国读者,尤其是非专业研究人士,对这部书的兴趣也有可能更多来自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甚至有点像小熊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种思想与创伤经验的关系。
正如他马上补充说的,书中的内容对所有国家都是共通的。正是这种“共通性”使阅读本书所带来的情感体验以及所引发的批判性思考可能远远超出了战后日本思想史的范围。尤其是在战后日本思想史这个颇为专业的学术领域已经从书斋走向大众传播的当下,类似如何认识“国家体制”、是否坚持“是非观念”“如何定义人民所应热爱的‘国家’”等这些问题无疑都具有“共通性”的意义。
令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小熊英二直言:“希望中文版的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比照自己国家建立的历史,设想‘如果自己生于那个时代将会如何做’,‘自己的国家成为怎样的国家才会被自己所热爱’。这样便可以在阅读的同时,进行许多思考。”(中文版自序)在历史的“比照”和“设想”之中,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的表述很精准、尖锐,很贴合历史阅读的“共通性”涵义。
小熊强调该书要论述的不是某些特定知识分子或群体的思想,而是日本人整体共有的思想的历史。但是,所谓“整体共有的思想”真的有可能吗?或许可以理解为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状况和社会思潮,而且“共有”的并非都是单一的立场和观点,而是同样有复杂和矛盾的内在性。比如他说在战后日本围绕是否应当承认新生的“日本国”而产生“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在政治上就是自民党与社会党及共产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虽然一般群众支持和平主义,但并不意味着支持社会主义,大部分人也不希望日本出现共产党或社会党政权,同时也并不认为保守势力否定了作为“日本国”建国理念的和平主义及民主主义。因此对立的分歧点更集中在如何评价战争、如何通过记述建国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评价国家的正当性。
该书在2002年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纪实文学作家与那原惠认为该书“以思想话语的方法再次思考战后”,验证了从战败到大约1973年期间不同言论的本质,照射出我们深知却又不以为然的概念的暧昧性;其中包含了对“市民”“民族”“国家”“近代”等词语所历经变迁的探讨。每日出版文化奖评委今村仁司则指出“作者的目的是发掘出渗透于这些思想中的‘情感’。在理论性叙述中所表现出的‘情感涌动’的历史,正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的‘心的历史'。”(见“译者的话”)在这两种评论中,概念的暧昧性和不同言论的本质直指思想概念的历史语境,而“情感”与“心的历史”则更具有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意味。
译者认为小熊英二撰写该书的直接动机源自1990年代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背景,指的是以“新教科书编纂会”为中心的右翼学者赞美战争、鼓吹国粹主义和歪曲历史事实,如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和加藤典洋的《战败后论》,小熊英二认为编纂会和小林等人的战争认识、战后认识都是错误的。(译者的话)小熊自己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述,他指出负责公民历史教科书撰稿工作的佐伯启思和曾担任“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会长的西尾干二对“战后的民主主义”的描述就是否定国家,一切从个人出发,是受了美国影响的“近代主义”及“西方主义”,同时又被“和平势力的信念”所迷惑而无法认清现实。他认为在这些描述中存在矛盾,比如怎么可能既受美国影响又信奉共产主义。从该书后面的论述来看,他显然认为这是把历史语境与思想观念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例如佐伯启思认为“战后的知识分子大多为‘西方的崇拜主义者’”,小熊指出如果单从战后的知识分子经常引用西方思想中的词语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对西方思想词语的引用在许多情况下却是表达民族主义心情的一种方式。因此,如果对超出语言字面意义的部分不加重视就很难做出正确的评价。“实际上……很多战后的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思想的同时也对‘世界主义’进行了批判。”(12-13页)
几年前澎湃新闻有一篇题为《日本战后一代遭遇“现代”的时刻》的小熊英二专访,小熊谈到因对当今社会不满而关心社会的能量正在积蓄,但是会被误导,“如果能够端正战后认知的话,是否能把这种潜藏的社会能量导向更好的发展道路上去呢,这种想法也是我写作《“民主”与“爱国”》一书的理由之一”。另外就是对教科书编纂会的抵制意识,他希望学生们读了这本书后会说出“战争原来是这样的啊”“日本原来也有安保斗争这样伟大的社会运动啊”这样的话。这两句话更直接地表述了阅读该书的“共通性”体验,也可以回应小熊对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
当然,读完全书之后,我觉得小熊撰写该书虽然有前述的直接动机,但它并没有带着强烈的思想论争性色彩。如果进一步思考小熊英二写该书的历史背景与我们今天阅读该书的时代语境是否具有某种“共通性”,同时联系他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倒是可以发现具有某种思想论争的阅读意义。我觉得围绕该书的论述中心,在今天的右翼与左派、西方与本土的复杂光谱之中有一个根本焦点,就是小熊所讲的“自己的国家成为怎样的国家才会被自己所热爱”,也就是是否愿意和如何面对国家历史的真相和国民生命的真实体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语境中进入小熊英二笔下的战后日本思想史,或许更能体会作者反复强调战争体验和苦难记忆与战后思想的紧密联系的深刻涵义。
全书分上册(第一、二部)和下册(第三部)。第一部在概述战时日本的社会及思想状况之后,分析、论述战后思想及国民心情的形成,强调战时思想与日本人作为战败者在“第一战后”时期的“民主”与“爱国”思想的联系和发展。第二部论述自1950年代到1960年安保斗争时期的战后思想发展,强调了此期的多样性和形式化的发展过程。第三部分主要围绕“第二战后”时期的“战后民主主义”的变化和“市民”“民族”“爱国”“近代”等词语在战争体验淡化的历史背景中的变迁,论述“民主”与“爱国”如何从共存到分离的思想历程。在作者的整个研究中,更重视的是再现日本战时和战后年代的精神状况,战争经验、创伤记忆是进入战后思想史语境的关键路径。小熊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了视野开阔的论述,从丸山真男、大塚久雄、吉本隆明、江藤淳、竹内好、鹤见俊辅等此期最具代表性的日本思想家到各党派、团体和社会各界知识分子、文化人乃至下层民众,从思想言论到重大公共事件、社会运动和战后史学、教育等领域,都成为作者深入挖掘和论述的对象。作者一再强调该书所说的“战后思想”产生于拥有战争经历的“战后知识分子”和国民之中,是战时及战败后的内心体会的思想化,具体来说就是从思想这个角度思考当时日本人如何看待战争、关于战争的记忆到底对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这里就包含有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首先分析当时这种思想所要表达的那些心情,并努力再现其中最深层的部分,而不是急于以现在的词语为标准对其进行批判。(16页)总的来看,作为特定时期的思想史研究,该书在充分运用丰富的思想文献和社会资料的基础上,把著名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与大众思潮、社会舆情紧密结合起来,以总体概述、个人思想文本解读和社会历史现象分析性论述相结合的笔法描绘出日本战后思想的发展图景。
小熊指出在思想史研究中必须重视审察所使用的语言概念在历史中的产生、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如“市民”“民族”“国家”“近代”等谈及民族主义及“公”时所必需的基本词语,以便为以新的视角与方式论述问题打下基础;另外他强调“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经历会产生通过既存语言体系难以表达的集体性心情,这也是该书所重视的论述对象。(第8-9页)在他看来,如果说对西方思想词语的“引进”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更复杂的是要研究和理解《日本国宪法》的“引进”问题——为何“这部按照美国意志制定的宪法,此后成为对抗美国冷战战略、表达日本民族主义的媒介”。(13页)
在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小熊擅长以感性、生动的文笔描绘战时和战后的历史真实情景,这也是读者能够产生阅读体验中的“共通性”的重要原因。第一章“道德的焦土”从多种角度描述了战争时期(尤其是后期)的国民精神状况真相,概括起来就是以国家政治为中心,从最高层到底层都蔓延着虚伪、谎言、阳奉阴违和假公济私。被神话化的特攻队员的遗书、士兵的信件都要通过军部的检查,只有幸存者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了真话,那时“大家表面上都装作很有士气,实际上都在背地里哭泣”。也有人回忆说听到邻居家的孩子被征兵时,在家里会说那家人真可怜或者说真可怕等,但是出了家门却对那家人说“恭喜恭喜”;自己儿子被征兵的人家也是在家里说“这可怎么办呀”,而出了家门却说“我家儿子也可以光荣地为国家效劳了”。被国家动员到兵工厂劳动的学生发现工厂里充满谎言,每天的报纸都在报道日本战胜消息,但身边的工人在私底下都说“像这样都能打胜仗简直是太厉害了”,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生产的武器很多都是不合格品。尽管政府派宪兵在车间巡查,后来甚至规定实行每天三次、每次三十分钟的“冲锋时间”,每到这时就由大喇叭播放冲锋号,反而导致出现更多次品。一般国民被编入军队式的组织才能实行粮食配给,不加入组织就无法活下去,国民在组织中被动员、被灌输意志,同时也滋生出相互监视和告密。粮食欠缺、公定配给不足,粮食欠缺下的集体生活使人性中的各种丑态显露无遗,有点权力的人都在克扣粮食,无权者不得不讨好管理粮食的军人、官员。1944年开始的城市学童疏散使儿童也得面临农民与城市人的紧张关系,战争结束后从农村回城的儿童高呼着“吝啬的农民、愚笨的农民、鬼一样的农民”离开村庄,带着衣服和一点家产到农村换粮食的城里人对那些狠狠杀价的农民十分反感,而农民们则说“这次一定要让城里人知道农民的重要”;“这种时候要再让城里人窘迫一点”。(33页)作者说在此描述这些战争情景是因为它们构成战后思想的大背景,也就是说这片“道德的焦土”就是战后思想发展的历史语境,“这些实情,在战时都被政府制造出的美辞丽句所掩盖。但在言论统制被解除的战后,这些经历和感情,以战后思想的形式迸发出来”。(同上)
从“共通性”的阅读体验来说,小熊对读者提出的那个“如果自己生于那个时代将会如何做”的问题的确很接地气。那么,那时知识分子又是怎么做的呢?日美开战时,很多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反对战争变为赞美战争,提倡为国家贡献力量。除了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受到批判“个人主义”的左翼思潮影响的原因外,还有更实际的原因,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不美化战争就等于失业。因此大多数都选择了写作迎合时局的文章,顶多在文中偷偷夹带点私货以慰藉自己的良心。而且,原来属于左翼的知识分子写作美化战争文章的还比较多,因为这些上过黑名单或曾经坐过牢的人都生活在警察的监视下。在知识分子之间还充满了“争取上进”的竞争行为和被告发有“唯物论”或“自由主义思想”的危险,恐惧使人们感到孤立和多疑。向军方和政府组织靠拢的人才会被约稿,才会有可能掌握支配言论界的权力,于是有人觉得机不可失而四处钻营,告发自己的文学或学术竞争对手是左翼或自由主义者。很多知识分子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下,文学评论家本多显彰为自己曾于战前作过反战讲演而担忧,整天想着要怎样做才能使特高警察和宪兵不认为自己是危险人物,求文坛领导人给他一份为国效力的工作,碰壁后又为自己的可耻而陷入自责。战争初期,作家们最害怕的是被选派去危险的前线当从军作家,不幸被派去就会竞相发表美化战争的文章,希望立功之后能尽早回国。一旦立功或被赏识,不仅能逃离被镇压的恐惧,还能享受军方和政府给予的优厚待遇,会因为军部给自己派了勤务兵而获得周围的尊敬。小熊英二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战争经历中最丑陋的部分”。(36页) 伦理学家天野贞祐在1946年对从战场上生存下来重返大学校园的学生发表演讲时说:“从战前到战时,无理、虚伪、伪善一直支配着我们的社会。最没有道义的人最热衷于宣讲道义。最丰衣足食之辈是艰苦朴素最有力的宣传者。”(49页)这是战后的正义伦理批判思想的先声。
关于被认为是“战后民主主义”最高潮的1960年安保斗争,作者没有简单地把 “反美爱国”口号或“市民运动”概念作为描述这场斗争的标签,而是深入分析这场运动如何成为使“民族”“国民”“民主主义”和“市民”等概念的含义产生变化的重要节点。小熊英二在书中没有全面描述这场运动的全貌和具体细节,但是通过一些发展节点和高潮把运动的精神状况和思想意义深刻地呈现了出来。小熊对这场斗争的描述不但感人至深,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思想与情感交互感染的紧密联系以及战后思想变化的一个节点,因此应该略作引述。 
1960年,已经延续八年的日美安保条约面临重新签约的问题。日本社会党、一些社会团体以及自民党内一些成员都反对重新签约,激进的学生团体“全学联”在1959年11月发动了冲击国会大厦的激烈行动,而早在两年前成功推翻了岸信介政府试图通过扩大镇压民众权力的“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的抗议运动也为这次反安保斗争打下了基础。本来,根据1960年3月的民调,还有高达五成的人对反安保运动不表态度。但是1960年5月19日深夜,岸信介派警察进入国会议场强行赶走反对党议员,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宣布开会并强行进入投票程序,新的安保条约正式宣布通过。竹内好在当天深夜通过收音机听到强制表决的消息,第一反应就是“民主主义就要因此而结束了,我们被下了最后通牒”,他知道接下来就是法西斯主义,并且马上想到了是否要流亡的问题。(492页)这种关于民主与独裁的敏感和危机感与被勾起的战争记忆有关,在6月2日的演讲中,竹内好深刻地指出在这次斗争中真正的敌人就是自己内心的软弱和奴性。这次演讲引起强烈共鸣,岸信介政府公然践踏民主的行为迅速激起抗议运动的高涨。国会周边被连日不断的游行者完全占领,参加各地集会游行的人数达到五百六十万人。虽然社、共两党缺乏组织实力和准备,但是运动已经出现新的变化:群众自发组织、自主自为,形成“新式社会运动”。国会周边被从各地聚集而来、举着各式各样标语牌和旗帜的团体组织围得水泄不通,学生、工人、农民、私营业主、作家、艺术家、大学教授、敲着扇鼓的佛教教徒和带着孩子的妇女都来了。互相不认识的人很快建立起信任感和责任感,情感交流和求知欲望都在游行过程中猛增。运动能以统治者无法想象的速度发展,也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行表决通过的消息马上通过电视传播,不管政府如何发表声明,表决时的真实情况已经在电视中一目了然,安保斗争是日本人通过电视机所了解到的最早的政治事件。而且在电视机家庭普及率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情况下,人们要去街头、食堂或者邻居家看报道运动发展的电视新闻,更使电视在消息传播之外还发挥了使人们相互沟通、联合的作用。6月15日关东广播电台采访国会周边的示威游行时,在催泪弹的爆炸声、汽笛音以及警察高喊“逮捕”的声音中,主持人声泪俱下地报道说“我现在正在直播,但头部刚刚被警察部队打伤了”。这引发了强烈反响,现场直播消息同步激发了“想象的共同体”的诞生。还有电话,鹤见俊辅说没想到电话居然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即使给不认识的人打电话,只要一个电话就能立刻开展工作”。“无声之声会”宣传传单上的这些诗句也深深地触痛了人们的心灵:“各位市民,让我们一起游行吧/ 哪怕只是五分钟,哪怕只是一百米……/ 让我们用自己静静的步伐来表达对于丑陋政治的抗议/ ……即使在某一天被孩子们问及‘当时在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感到惭愧。”(505页)最令市民和各界人士感动的是激进的学生团体,清水几太郎说:“有歌声和旗帜的地方,就一定有成群的学生。……无论做什么,学生都得不到任何好处。没有金钱、名誉、升职,而只有牺牲。……正是因为没有任何利益可图,他们才会向着既定目标,不顾任何牺牲,勇往直前。” 在当时的报道中,有市民说“我们这些有家有室的人是做不来的,所以觉得学生们的行为十分可贵”;一位主妇说:“我看到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身姿矫健,脸上透着才气。与个人学业相比他们更担心面临崩坏危险的日本民主主义,于是选择参加游行。对于他们,我真的感到十分抱歉、十分内疚。” 一位中年母亲在媒体采访时说:“这绝对是政府的不对!看过报纸和电视后我哭了。我憎恨将学生逼到如此地步的政府。”也有市民用热烈掌声和送饭团或说些勉励的话来鼓励学生。每当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总有居民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如果说“先动手的是全学联……”,马上有人反驳说“那又怎么样啊!”,他们认为学生是代表百姓伸张正义而斗争。小熊英二认为,“人们迫于生计而在不知不觉中不断丧失单纯的正义感,由此产生的负罪感最终变成了对学生的支持。同时,人们的这种负罪感又与他们的战时记忆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全学联得到的支持,来自这种平民百姓的正义感和激进主义。”(512页)在6月15日的游行中死去的女大学生桦美智子成为了学生英勇斗争的象征。6月18日深夜,正值安保条约于零时生效的前夕,游行队伍已经将国会包围了整整一夜。疲惫不堪的全学联打着“不要让桦小姐白白牺牲”的口号,发起了最后的大规模总动员。但是指针指向了零点,安保条约自然生效。6月19日举行了桦美智子的“国民葬”, 后来出版的桦美智子遗稿集被命名为《悄悄地微笑》。 下一个学生运动高潮是1968年爆发的“全共斗”运动,是更为激进和富有精神性的运动。大学生占领校园、罢课、集会,提倡“大学解体”和“自我否定”,控诉“这个时代所讴歌的繁荣都沾有越战的鲜血”。在这一时期,吉本隆明以其富有战斗性的言论活动而成为运动的精神领袖。
小熊说,1960年的安保斗争,是战后日本进步派通过使用“爱国”“民族”等词表达心情的最大并且也是最后一次爆发的事件。在此以后围绕战后日本的“民主”与“爱国”的言论进入了一个变化的时代。(530页)在许多年以后,小熊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说:经历过当时思想和社会运动热潮的人也许会觉得今天的日本真是太差劲了,但是他认为战后思想是顺应了战败后的现实而出现的事物。时代变了,这种现实感的丧失也是必然的。“在当今时代,就应该去思考与这个时代相符的思想和社运方式。”这也是对1960年安保运动的一种理性总结。
小熊在最后对全书下的结论是:“要创造适应新时代的词语,必须在注意区分表面意思之间的差异的前提下,对战后思想通过‘民主’与‘爱国’这些‘民族主义’词语所要表达的‘无名之物’进行理解,并不断以适用于新时代的形式对其进行解读。”(810页)他在“后记”中谈到他的父亲曾在日本战败前夕被征召入伍来中国,成为苏军俘虏之后经历了在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他父亲在回忆录的结尾部分写道:“领导人,从古至今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爱国,保家卫国,用这样的语言葬送了多少人的性命。”(816页)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自己语境中的“无名之物”,这也是小熊英二留给我们的阅读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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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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