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皮特金谈“伯克利学派”、心理分析与政治理论

汉娜·费尼契·皮特金（章静 绘）

汉娜·费尼契·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是美国著名政治理论与思想史家，“伯克利学派”主要创始与代表人物之一，现为伯克利大学荣休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皮特金教授将心理分析方法、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政治观念史方法融通创新，运用于政治概念分析。她所著《代表的概念》《维特根斯坦与正义》《命运是位女性：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性别与政治》《一团之击：汉娜·阿伦特的“社会”概念》不断开启研究新范式，均已成为学术经典。

您对我这代人主要的影响之一是您的概念分析——它强调语言和意义，以及它们与言辞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说到这点，我一直惊讶于您成型期的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印记：从柏林、奥斯陆、布拉格，到洛杉矶。您对这些历史的瞬间存有怎样的意识？

汉娜·皮特金：我很确定作为一个幼童，我的思想受到了大量国际间迁移的影响，尤其是对语言的关注，但是这很难详细阐明。1931年我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左翼思想家庭。作为一个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学家，我父亲训练了一批挪威籍分析师，那时他们已归国从业了。1933年，这些学生邀请我父亲去奥斯陆。至于布拉格，那只是暂时的停留，因为那里的犹太难民等着观望德奥合并何时会发生，德国何时会占领奥地利。更不用提那时奥地利也有自己的反犹人士。最终，我很小就来到了美国，正好在我七岁生日前。所以，散落在欧洲各地的是我的早期童年，而非教育经历。

作为一名感兴趣临床心理学的政治思想史学者，我想顺便问及您母亲在儿童早教领域的工作。如您所知，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就语言如何产生于儿童头脑这一问题，提出了对奥古斯丁的著名的反驳。维特根斯坦不同意一个儿童的“头脑”已存有内容，而只是缺乏词汇而已。相反，语言是实践中主动表示意义的行为。我知道多数人着迷于您父母的理论著作——奥托·费尼谢尔（Otto Fenichel，1897-1946）和克莱亚·费尼谢尔（Cläre Nathansohn Fenichel，1896-1993）都属于精神分析传统的“第三代”。但我很好奇：拥有一位日常运用精神分析以实践教育的母亲，您自己的早期童年是什么样子？

汉娜·皮特金：显然，我母亲的事业对我的影响极大。不只是她对实践中的教育方法感兴趣，我的父母也同等地投入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教育。如你所知，那一代的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家注定对儿童早期感兴趣。一个人如何能不受当时常见的神经症影响来养育小孩？他们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而我的母亲对教育有双重兴趣，包括她对躯体本身的重视。她曾是“身体研究”先驱艾尔莎·金德勒（Elsa Gindler，1885-1961）的学生，因而对人们无意识地使自己身体不适的种种方式发生了兴趣。她在身体层面的努力与我父亲（实际上，他们共有的）在精神领域的探索是平行的。他们试图说明，为何那些显示出神经质特点和行为的人其实毫无必要地折磨自己。所以，作为一个从业者，我的母亲不是在纠正人们的不良姿态或按摩僵硬的肌肉，而是教她们更有意识地将自我关注导向身体内部，以及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究竟如何通过维持特定不必要的紧张状态让自己不适和焦虑。

艾尔莎·金德勒（Elsa Gindler，1885-1961）

尽管“伯克利政治理论学派”常用来指涉一个许多您的学生都十分珍视的传统，但您却从未对此显现出特殊的热情，甚至从未倾向于用它来形容那个从1960年代开始渐渐聚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理论家群体。您认为，曾有过一个“伯克利学派”吗？

汉娜·皮特金：显然，一直以来都有关于所谓“伯克利政治理论学派”这一主题的出版物。确实，我曾说过我不认为存在过这样一个学派。但在这个问题上思考更多一点后，我得到了如今这样一个全新想法：对于过去那时候在伯克利的研究生们来说——无论他们是否选择政治理论方向，或者由于他们在思想史或者哲学的交叉兴趣而仅仅部分游走在这个方向——是有过这样一个学派。因为对研究生们来说，情况总是这样的，即他们尝试一起写毕业论文，并成为学术领域里的专业学者，因此不得不融合他们接受的东西和老师那来的价值。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一直有个“伯克利学派”；他们或挑选自己喜欢的专长于政治理论的学者组成它，也可以轻易地把一个他们决定不喜欢的人排除出这个“学派”，即使他教政治理论；类似地，他们完全可以让其他地方不同科系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学生兴趣的某人加入，比方说人类学、历史学或者哲学。

通常，我们依据惯性思维，认为大学者改换范式，所以创造“学派”。但实际上，那些建立“学派”概念的人通常反而是那些被“教育”的人——学生。

汉娜·皮特金：是的，如果你琢磨这些学者和教授的著作细节，一定会发现他们似乎没有太多交集。然后，你不得不走出去，接触到可以与之对比的东西，来说服你自己有这么个拥有共同教条的学派。你会说，“好吧，他们终究不是施派，对吗？”然后，你回答：“这就对了，他们不是施派。”但是施派主义暗含有这么个施特劳斯作为工程的核心。然而在伯克利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人。而且，有时许多归之于神秘的“伯克利学派”的兴趣和主题，没有在所提及的五到七个人间广泛共享。如果你挑出沃林思想的一个特点，另一个来自诺曼·雅各布森（Norman Jacobson，1992-2007），第三个来自于我，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说：“啊哈，这就有一个‘伯克利学派’了！”你懂我的意思吧？

是的，的确。令我十分惊奇的是，为何在重建这个“神秘物种”时，一些评论家会说，“少数皮特金教授的著作似乎稍微偏离了伯克利学派的议题”——你不知道是否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议题来让您偏离。所以，这是个相当“肌肉僵硬”的方法，冰冷地对待学术著作。

汉娜·皮特金：这太准确了。明摆着的事实是我曾是沃林（Sheldon Wolin，1922-2015）的学生和同事，但我真正大部分政治思想和理论是本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从托马斯·詹金（Thomas P. Jenkin，1915-1980）那获得的。他显然已经和沃林以及伯克利的群体建立联系了。所以，可能的情况是：我到处呼应沃林，但我也呼应了其他很多伯克利理论家群体之外的人。

沃林（Sheldon Wolin，1922-2015）

所以我可以呼应一些在伯克利接受过训练，又汇流于芝加哥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史家——帕钦·马克尔（Patchen Markell）、丽萨·韦登（Lisa Wedeen）和琳达·泽瑞里（Linda M. G. Zerilli），但如温蒂·布朗（Wendy Brown）和其他教授，我只能通过阅读和书信等方式交流。这表明，无需在伯克利学习过也可能与“伯克利学派”生出情感和学识上的纽带。

汉娜·皮特金：你觉得你自己是“第三代伯克利学派”吗？

恐怕这不是我在公共场合被迫自我界定时的本能答复。但除了阅读之外，我最直接的灵感来源于您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当我和哲学家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以及历史学家康斯坦丁·法索特（Constantin Fasolt）学习时，在您的书中碰到并发现了用维特根斯坦来解读正义和不义语词的可能，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大屠杀，及其对政治思考可能的贡献。所以我可能自诩比“第三代”辈分要超前一点。

汉娜·皮特金：这是个非常有启发性的例子，因为实际上在伯克利政治理论的圈子里，除了我没人对维特根斯坦感兴趣。所以，如果这是主要的纽带，那么你不算是“第三代”，而是一个与我共有独特根源、主题或兴趣的学者。在学术共同体里，学者们参与一系列广泛的研究总是有可能的事实。因为你应该雇聘对你有异议，但你却尊重的新学者，而非那些遵循你但其实并不出类拔萃之人。

这是学术进步唯一的途径。现在回顾您还是年轻学者时的研究。当您发现政治概念分析法时——您一直使用它，尽管有些变化——这是个偶然事件，还是更广运动的一部分，亦或是学术史中具体的一个“瞬间”？这是托马斯·德沃·韦尔东（Thomas Dewar Weldon，1896-1958）出版《政治的词汇》（Vocabulary of Politics）以及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推出《概念史》（Begriffsgechicte）之类影响的产物吗？

汉娜·皮特金：韦尔东的《政治的词汇》（1953）出版时，我尚在洛杉矶与詹金一起从事研究。在他的研讨课上，我们每个人必须写一篇关于某个政治概念的论文。依照我的回忆，他有个此类概念的清单，并要求我们精读韦尔东的著作。然后我们每个人需要钻研其中一个概念。我相当随机地选择了“代表”（representation）。之后，当我再度寻找一个麻烦的政治概念，以求站在哲学立场来攻击它的语言时，“代表”的概念便从脑海中浮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曾经有过一“瞬”或者至少一系列瞬间。我认为那时的学术选择仅仅是惯性的问题。如此说来，我只是在已经存在的方向上更进一步，不论是故意或是无意。另一方面，也许对于你可能真正在问的问题来说正确的答案是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1926-2018）。他是个哲学家而非政治理论家，但对我影响颇深，即使我不是他的正式学生。当他还是研究生时，我便在社交场合通过一个共同朋友与他相识。他之后来伯克利教书，我显然喜闻乐见。我通过与他交谈，而非通过阅读和课程接受和理解了他的大多理念。我对维特根斯坦的投入和“日常语言哲学”的继承显然回溯到我与斯坦利的交流。尽管你很正确：我的童年已无声地塑造了这一背景，毕竟我幼时已对语言感兴趣，但那是个不一样的“瞬间”。

您可否用剖析“代表”这一多面概念的方式，反过来剖析您的方法论本身？譬如：形式主义的（授权和责任）、叙述性的（形如……）、象征的（代替……的意味），实质性的（……活动）？当您从多角度开始阐明这个概念时，您如何开始，又在哪结束？有多少是对人们常用语和日常行为的社会学-人类学观察，有多少是语言学或哲学分析、解释学、或者对档案里的观念进行考古式的挖掘？

汉娜·皮特金：当我教书时，如果有个学生确定了一个议题，但是来找到我，罗列出这个概念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会请这个学生做以下一系列事，以求诊断并阐明真正困扰他的东西：我要求他们想想所有这个概念的日常用法、惯用表达、同义词和反义词——所有这些都是“日常用语分析”的工具，只要与那个词相关。然后我会说：不要只关注政治的或政治理论的含义，这正是给你造成困扰的东西；而是去触及一切。你可能从一些完全不相关的语境和内容得到启发——在那个词碰巧出现的地方。

当我开始自己的毕业论文时，曾与斯坦利·卡维尔和谢尔顿·沃林核实“代表”会是我可以研究的概念。之后，我便不断地和卡维尔喝咖啡，每次都问他：“现在我该做些什么？”但是他不会帮我。部分原因是，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没有答案。但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在报复我，深深怨恨我没有和他上过任何课（那时，我从未想到一个教授会因为我在他课堂上的缺席而感情受伤）。我花了很长时间翻来覆去地捣鼓它，主要思索霍布斯有关“代表”的东西。我在这个方向上花费了一两年。那时我被雇为助教，所以有微薄的收入，也没有那么着急忙慌地赌誓在接下来两年写完论文。但是回头看，我浪费了大量时间试图编出一些关于早期现代“代表”理论有趣的说法。

您最终对我们理解早期现代政治哲学贡献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反思，但也非常不同，那就是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女性气质”和“男子气概”。这展示了研究政治理论里一种精神分析和语言分析的综合。但宽泛地说，性别自然无处不在。您会留意政思想史中的其他性别问题超乎寻常之处吗？或者有哪些历史时刻您依然在揣摩当中，用以研究性别和政治的关联？

汉娜·皮特金：几乎所有政治思想史里，我研究的东西都会略带一种对性别的关注。例如，你知道我在过去十年一直研究“权威”（authority）的概念。写这个主题时，根本没法不想到性别。为何国父总是父辈？当然对此总是有种女性主义的肤浅回应，即：男性彰显他们的优越性来反对女性对他们领域的入侵。但也有更值得玩味的回应，与此相关：某些正式如“权威”的东西出现在你生命里时，必须是你多大岁数前？而且考虑到我们普遍的育儿实践：女性倾向于在那个岁数之前，与孩子的生命岁月相互关联。而当“父亲”首度出现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孩子已在自主性的发展上走得较为深远了。与此相比，当某个像“母亲”的东西出现时，早龄幼儿还不能认知或表述自主和权威的边界。所有这些都在说，我总是将带有精神分析或教育倾向性的性别问题强行拖入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去。

我可以转向您对汉娜·阿伦特“社会性”（sociability）的概念解释吗？您曾自我形容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临近《一团之击》（Attack of the Blob）尾声时，您传递出的讯号在我看来却流露出乐观主义的迹象。与“社会性”的专制本质造成的伤害相比，您能看到它更多的潜能吗？如何平衡两种力量？

汉娜·皮特金：我依然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极其担忧今日的美国和世界——从这个方面讲，我不认识身边的任何人不也是如此。现在，通常老人们是相当沮丧的，不断地回忆起往昔的美好岁月。但是唐纳德·特朗普当了你的总统不是个令人欣喜的经历。预见淹没全球海岸地带——不在你的有生之年，但作为人类的未来——不是个令人乐见的前景。所以，我依然是个非常悲观主义的人。但我曾在我书里讲阿伦特那一段里说过，也正如你指出的，大家一定不要让那种情绪干扰我们继续尝试那些依然力所能及之事。

这便足以令人振奋么？

汉娜·皮特金：当然了，帮助别人有次要的方式，但我建议：仍然去做那些看似最不可能的积极可能之事。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接近“社会性”——维特根斯坦“生命形式”（Lebensform-Lebensformen）的概念，特别是它的单复数。从您的《维特根斯坦和正义》（Wittgenstein and Justice）来说，考查语言的复数形式能够启发我们理解各种语言的跨文化、也即跨时空界限的使用模式。但是这样做本身又恰好体现出了人类生命形式的根本一致性和共性。我对您理念的解读正确吗？

汉娜·皮特金：诚实来说，我从未完全想过Lebensform作为单数。但我现在能理解你如何设法产生一种生物或物种的生命形式概念，依据“人类”的独特性，把多重“生命形式”叠加在一起。但我不认为这是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或者，你认为是的？

《维特根斯坦和正义》

我认为是的。人类生命有多层次，依不同程度的隔绝性和关联性展开，通过语言来显示它们自身。但最终，我们难道不会想既在历史上、又在规范上，坚持一种人类生活形式吗？

汉娜·皮特金：首先，无论哪种方式，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如果你选择强调关系，那么显然我们需要人类学来使这个对话更进一步。你不可能问自己：“我能想象在森林里一个人类部落（或群体，族群）具体不做X和Y这两件事”，或者“没有A和B的概念”。你大概感觉到“他们不太可能做……”但是你会惊讶于人类学家去到那时的发现，如果这位田野调查者确实精于自己的技巧并且深入换位思考那些人理解和行为的方式。但问题很快衍生出概念上的复杂性。例如，在“权威”的概念上，每个人都共有类似于“权威”的东西吗？“权威”毕竟是个英文词，有诸多拉丁语系的词和它类似、关联。但你知道在森林语言里是否有适当的词语对应“权威”？如果没有，是否证明在这群人中不存在一个关于权威的概念？

或者这样问：是否不需要权威这个词，也能拥有类似“权威”的现象？

汉娜·皮特金：正是如此。例如，当欧洲人在十七世纪到达美洲时，他们可能认为某个特定的部落没有任何“权威”，因为印第安人不服从或顺从，而且被人下命令时感到侮辱，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人为自己做决定。甚至一个领袖在军事征战时，也只会建议勇士们：这样或那样行事，很有可能是个好主意，然后这些话语会被“遵从”——这是他们最接近于一个类似于我们正在讨论是否是“权威”的东西。对此最有用的回答是：“既是也非”。就此，你便可以探索在何种意义上是“是”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非”。

这作为一种方法肯定是常见的。我就此想到，当论及政治理论在实现社会性转化中的作用时，您比其他学者要更谦卑。

汉娜·皮特金：对，我是。

但您也确实认为，如果任何人要去做真正的改变，同等强调言辞和行动的“语言游戏”分析在政治中势必会起到作用。政治理论能起到什么有限的作用，推动我们朝着更好方向前进？

汉娜·皮特金：它让人们去思索，然后盼望最好的结果——关于那些他们会去做的事，以及他们从思考分散事件时汲取的东西。政治理论并不发掘全新的、或者超乎我们所知的事实。它更关乎阐明和深入我们的既有的思考，以及承认我们似乎隐隐约约知道、但又不想承认的事——这是用弗洛伊德的用语来说；或者我们大约朦朦胧胧知道、但不被社会回馈，以致我们不善加利用、或不愿处理的事——这是顺着马克思的思路来讲。实际上，我尝试过帮助他人更好地为自己着想。这并非易事，因为我们都有太多理由不去思考我们应做的事、或者我们知道的事。但是当然，人做什么终究还是由自己决定。

所以，它旨在解放思想，诘问常人从表象上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汉娜·皮特金：对，这预设了我真实的信条：我们心中存有太多无法共存的想法和活动。这种不相容性不一定会干扰我们的生活，或者甚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干扰我们的思考。但是它干扰我们努力的效率，无论我们在努力什么；或者我们会在哪里。这些都是那种在我们意识边缘的事。这正是你我开启今日对话的题目：我母亲对身体的关注。我们为自己制造了太多麻烦。政治理论在于政治，所以致力于在政治相关的事情上帮助人们。如此，我们将会想得更清楚，不是通过从我们的脑筋里“消除所有错误观念”，而是相反地，通过承认各种各样的诱惑、习惯、以及未经考查的问题，这一切与我们刻意追求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的种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