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评张枣《现代性的追寻》|新诗的“奇迹”

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 王璞

2021-04-28 10:5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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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张枣著,亚思明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376页,58.00元

《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张枣著,亚思明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376页,58.00元

《张枣诗文集》(五卷),颜炼军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1440页,218.00元

《张枣诗文集》(五卷),颜炼军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1440页,218.00元

研究者张枣
在研读《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时,我们可否暂时忘记作者张枣(1962-2010)的诗人身份吗?这,几乎不可能。毕竟,张枣首先是大家公认的当代重要诗人,对母语(或“新的帝国汉语”)有过天才般的“梦想”和探索,在并不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近乎奇迹的“春秋来信”,比如这样的诗句:
……无限
像一头息怒的狮子
卧到这只西红柿的身边。
(《边缘》)
而且,西方现代主义以降,“诗人-批评家”的使命合一业已成为某种常态乃至写作的内在要求,在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更有一个“历史意识”的小传统在,面对张枣这本身后印行的新诗史专著,评介者着意于“诗人论诗”“诗人写诗史”,的确再自然不过。
但这本专著,原是张枣旅居德国期间在图宾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Auf der Suche nach poetischer Modernität: Die Neue Lyrik Chinas nach 1919”,这次经由亚思明精心译回汉语,可以说代表了张枣对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相当系统、谨严的研究(用钟鸣的话说,是“专门着力”,而不停留于“由着兴致”的“阅读冥想”,第1页)。若我们读时脑海中还是“落满南山的梅花”和“坐进冬天的椅子”(这些意象是怎样浸染了我的习诗青春啊!),又有负于这一研究的独立价值。如译者亚思明所言:“长期以来,张枣的诗名掩盖了他的学者身份,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隐藏在这个‘新的帝国汉语’发明者背后的建构理论和重写文学史的野心。”(《译后记》,360页)她反过来用张枣论梁宗岱时所提的“作者诗学”一说来形容张枣自己的文学史论述,可谓精当,而洪子诚老师在此书推荐语中,也以“作者诗学”为主旨。我想索性把重点完全放在“诗学”上,仅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标准来点评此书:张枣的诗名是我们无从遗忘的,我们却不妨深入到“诗学”的问题性之中,然后在那里重新回想“作者性”(与张枣有关而不限于张枣)。张枣(1962-2010)

张枣(1962-2010)

并非“身世”的现代性
初读《现代性的追寻》,我感受到一种亲切熟悉,也多少受到它“误导”。因为,我不禁回忆起了本世纪之初阅读“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文学史论(孙玉石老师为其先导)、上“新诗现代性”课程(臧棣讲授)、关注现代性问题讨论(汪晖为其中代表)的学生时代。正如姜涛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该如何讲述自己的身世》一文中所概述的,从朦胧诗开始,“崛起”的诗坛曾不断“呼唤”现代主义,对新诗史上的“现代主义色彩”进行回溯,也是一种应势而起的倾向,渐次壮大为“研究的主流”。从“现代化”到“现代主义”再到“现代性”,这一套话语到了世纪之交已经形成反思二十世纪文学、文化的“新的总体性框架”,更深深塑造了我的知识养成和审美取向。在这一框架下,新诗的“现代性/现代主义”,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追求”中极突出、极具张力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了反复讲述,乃至沉淀为新的文学史课业常识:从新诗的“发生”和“成立”,到早期象征派和新月派,再到三十年代诸种现代派,再到四十年代“自觉和不自觉的”现代主义(“九叶派”或“中国新诗”诗人群和“七月派”,等等)以及各种其他被追认的现代主义因素,然后,要么直接跳过大陆的“中断期”(“十七年”和“文革”),要么通过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和“沉潜写作”,要么经由港台现代主义诗歌,这一叙事走向朦胧诗和后朦胧诗,又从八十年代的英雄时代,散入“词的流亡”和九十年代诗歌探索及论争……
表面上,张枣的论著似乎从属于这一讲述模式。乍看目录,除了鲁迅散文诗《野草》的分量令人瞩目外,张枣的章节安排也似乎吻合了那个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身世”:从新月派到象征主义再到冯至、卞之琳,从“地下诗歌”到朦胧诗和后朦胧诗。难道这本书是对母语的诗歌往事的又一次耙梳,不再新鲜?
这里首先需要提醒的是,张枣论著在汉语世界的问世,包含着一个不容忽视的时间差。作为该书原稿的德语博士论文,其构思和写作远在世纪之交。根据图宾根大学的公开信息,张枣这部博士论文的“口试日期”(Tag der mündlichen Prüfung,我对德国大学体制了解有限,不知这是否即指答辩)是2004年5月28日。在当时,张枣对“诗歌现代性”的讨论,已超脱于“为中国现代主义正名”的抗辩逻辑和文化政治,反而应该算作世纪初新诗研究转向“更开阔也更内在的视角”(姜涛语)的一个代表。可惜孤悬海外,它一直躺在德语里,蒙上了时间之尘,即便随着“博论”的数码化、公开化,可以自由下载,若没有这一回亚思明的移译,它也很难激起知识流量的浪花。事实上,张枣的研究绝非“新诗现代性”成为轻车熟路之后的迟来者,更何况这至今仍是一个未竟的命题。张枣在德国

张枣在德国

而更关键的是,在研究者张枣笔下,现代性和新诗史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批评理论的意义上,现代性和文学史实为一对难分难解的矛盾。德国犹太裔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先有揭示:“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一种编纂、叙事)本质上并不等于“文学之学”(Literaturwissenschaft,一种文学内在价值的“科学”批评)。而后,由欧陆移居美国的文学理论家、解构理论大师保罗·德曼(Paul de Man)正式提出“文学史和文学现代性”这一“无解的悖论”。《文学史和文学现代性》(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Modernity,1970)一文作于“现代性”概念在二战后欧美文学研究界跃起为“正面价值的强调点”之际,但其含义一遇到文学史就愈发暧昧不清:现代性意指文学语言内部的“现在”(兰波的名言“必须绝对现代”在此回响),只能等待伟大的文学批评作为其姗姗来迟的“后世生命”;而文学史却意味着作品的族谱式“绵延”,需要的是客观的史家眼光。在《抒情诗和现代性》(Lyric and Modernity)中,德曼又借评论胡戈·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现代抒情诗的结构》(Die Struktur der modernen Lyrik,张枣对该书有征引)之机,进一步暗示,现代诗正是这一悖论的焦点,因为它既是文学现代性的极端例证,又为文学史写作提出极端挑战。今天,学者们也尽可以说荷尔德林和华兹华斯是“现代诗”的起源,但这一回溯也提醒着我们,这两位已经是两百多年前的“古人”,而当德曼解读时,他们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杰作却又和二十世纪后期的解构理论成了“同代”。一个半世纪前的“古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诗人夏尔·波德莱尔提供了现代性的著名定义:“短暂、隐蔽、偶然”(le transitoire, le fugitif, le contingent)。但一旦历史化,他诗中的“短暂”还是如今我们体验到的“短暂”吗?又如何理解他所说的现代性的另一半是“永恒不移之物”(l'éternel et l'immuable)?德曼的一锤定音也像是一种不确定:“现代性和历史关联着彼此,是以一种令人惊奇的矛盾方式,它超出了反题或对立的关系。”说到底,“现代性”的本义是此时此刻的生命、书写和“行动”,也即“反历史”。这样推到极致,结论便是:用“起承转合”讲故事的方法,无法为诗歌现代性写“史”。德曼“卒章显志”,他的底牌决绝有力:“文学史”只能是“文学阐释”,只能消亡(?)于文学阐释。保罗·德曼著《盲视与洞见》

保罗·德曼著《盲视与洞见》

张枣的论著,从题目到体例再到具体展开和阐释实践,始终处于现代性和文学史之间的张力场。若把全书比作一种建筑,那么露在外面的脚手架还显出文学史的常规操作:张枣提出“四代诗人”的“新视角”,以取代八九十年代新诗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流派划分”。这样还保留着一种代际史的历时叙事架构。在张枣的讨论中,诗人们的确是按照编年体例和时代更迭来排列的。但一经细读,那种新诗史叙事的“熟悉感”就消退了。张枣没有刻意强调“开端、肇始、萌芽、兴起、成熟、中断、再起、多元化”之类的文学发展“故事线”,正如姜涛所说,这样的“身世”编纂,到了上世纪末,对新诗研究者“并不困难”。细审之,张枣对诗人诗作的具体阐释,也即这座“建筑”的主体和内部,与其说是文学史联系的展开,不如说暗合了本雅明式的“星座”(Konstellation,又译为“聚阵结构”)构造。张枣所看重的是“母语变迁”内部诗歌作品之间的隐微的潜在的(而非历史的)联系,这些星辰之间的联系只能由解读者勾连起来,而当(且仅当)它们得到阐明,我们才发现诗人诗作构成了一个共时存在,如文学宇宙中的星座,脱颖而出,指示着内在的“真理内容”(再借用一下本雅明的概念)。这与不断编纂和重写的新诗史终究不同。
于是,在张枣的“反历史”的“新诗史”星座图中,鲁迅散文诗的中心位置是不需要用历史关联来解释的。为什么象征主义诗人中讨论的是梁宗岱而非其他人,这个问题也只能从诗学内部来回答。至于梁宗岱和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联系,也不停留于影响史的话题,论者更在意的是诗歌精神的隐微对话。冯至和卞之琳置于同一章,并非由于他们有多少流派上的实际交往,在代际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张枣看重他们各自在“非个人化”诗歌中的努力。当“代际史”的脚手架撤去,母语再造的“星座”顿时清明。张枣笔下,具体作品中的现代性不限于文学史“身世”,而是精神探索和诗歌倾向上的潜在关联,它们在阐释中获得了“后世生命”,由历史中浮现出来,耀眼于“美而真”的星空,耀眼于汉语此时此刻的“敞开”(Das Offene)。没错,正是用“荷尔德林所言的‘敞开领域’”,张枣表示了中国新诗的“基本立场”(336页)
张枣论闻一多
诗歌史归入诗歌阐释。在张枣所勾画的新诗星座中,精当的评论,像阐明的星光,时时引人兴会。若要举例的话,我想特别拎出张枣论闻一多这一章。闻一多的诗名不可谓小,虽然他还有学者、批评家、篆刻家、教授和爱国民主运动人士的多重身份,尤其是他作为义士和烈士的形象几乎盖过了他早年新诗人的角色,但至少,他的一些新诗作品已经成为教科书上的经典,成就早有定评。因此,“闻一多:介于纯诗与爱国之间”这一题目未必让人眼前一亮,读者的好奇反而在于:为什么要为闻一多辟出专章(书中,同样单独成章的诗人还有鲁迅、梁宗岱和北岛)?为什么不是其他“新月派”名家?张枣能在经典诗人这里谈出什么新意?
读完之后,我不禁掩卷拍案,这是令人叫绝的一章。从大处讲:不动声色间,学者张枣引出“真与美”“美与爱”“纯与不纯”“不和谐音”和“恶魔诗人”乃至“元诗”等现代诗歌的整体性问题,编织出诗学张力的网形,在其中重新确立闻一多的贡献。往小处看:具体作品细读分析中,精妙而惊奇的见地又仿佛是信手拈来,让人叹服。闻一多之子闻立鹏绘《红烛颂》(1979年)

闻一多之子闻立鹏绘《红烛颂》(1979年)

众所周知,在并不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主要从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初),闻一多追求新诗的“形式美”,更是新诗格律的重要实践者。从语言形式这一侧望去,说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者、纯诗主义者,也不为过。他的大多数名作,都有押韵方式上的讲究,都有每一行音步的整饬安排,乃至都有排印上的“建筑美”,在仿用(或曰“拿来”)西方诗歌(尤其英语诗歌)格律方面,臻于化境,而且往往有创制,不失新诗之新。《静夜》或许不算名篇,但两行一韵,不断变韵,每行顿数整严,形式上无懈可击,读起来庶几有英诗风致。但正如张枣指出,诗人从静夜中感受到个人“幸福”,却又通感于世界,转向了根本不能平静的事物:寡妇、孤儿,战壕、疯子,及至于炮声、死神:
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一本诗,
静夜里钟摆摇来的一片闲适,
就听不见了你们四邻的呻吟,
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
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
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贿,
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
听!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
静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张枣把这一转折形容为“不谐和音”,而“不谐和音”也正是胡戈·弗里德里希所确认的现代诗歌的显著特征。张枣由此引申而出:“现代的精神分裂通常表现为内在和外界的双重‘不谐和音’,自我与他者、完美与怪癖、意识与行动、幻想与生活……在大相异趣中获取诗意。”(88页)而闻一多的每一处“不谐和音”又都是在新诗格律的高度“谐和”形式中“演奏”而出,尤具震惊的凝定感。张枣别具慧眼/“耳”,在《静夜》中读出/听出了丁尼生的无韵诗《尤利西斯》,更听出了济慈“诗美”理念在中国的回声,引出更高层次上的“不谐和”问题,即:闻一多在美与爱之间、在纯(诗美?)和不纯(现实感?)之间的自我意识张力。顺带一提,张枣在闻一多作品和西方现代诗作之间穿针引线,屡有发现,这也印证了洪子诚老师所特别强调的张枣“对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诗歌发展脉络的熟悉”。
而在《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中,主体的矛盾性则以“风趣幽默”的戏剧形式展开,邋遢诗人的书桌上,“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开始了众声喧哗。墨盒、字典、信笺、钢笔、毛笔、香炉、大钢表、笔洗……也都是诗人的“客观对应物”,至于“自我”本尊,则到最后才出场:
主人咬着烟斗迷迷的笑,
“一切的众生应该各安其位。
我何曾有意的糟蹋你们,
 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

“秩序”无可达成,自我的矛盾性才是最根本的真实,但诗人却给这一派混乱、这“七嘴八舌”赋予了格律形式上精美的“秩序”——秩序和无序的此起彼伏,谐和中的不谐和,这才是现代诗的基准音。
更著名的“不谐和音”自然是张枣一再谈到的名篇《口供》: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
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现代诗的一大要点,便是诗歌结束处(poetic closure)的惊异发现和反转,这里“真实”的肮脏自我的最终暴露,和前面的美感、爱国情怀、雅致风度、士大夫形象形成猝不及防的反差,为历代评家所津津乐道。更重要的是,全诗不断换韵,但恰恰是在这最后的反转处,虽然空行,却不再换韵,一韵到底;韵脚上越流畅和谐,意象上越“不谐和”。正如张枣所示,类似的反转也出现在《春光》中(113页)。有时从纯美转向现实的“非诗性”,有时又从主体的升华(可以是崇高,可以是优美)中转向非道德性和“恶之华”。
张枣借此阐发出了闻一多身上的“现代恶魔诗人”。根据张枣的论述,象征主义的传统中,诗人通常居于“恶魔”角色。作为一个“形式美”的追求者,闻一多也可以是一位恶魔,在“不相容性”中工作,却又肩负人类的同情和爱国仁心。在《口供》的结尾,“这样的一种‘去升华’的手法将‘我’从传统价值体系完全解脱出来,而被赋予了消极主体性,唯执纯美之牛耳,奉之为人生真义,相信艺术的神奇魔力,可将包括丑在内的一切都转变为诗意。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美学以外的义务”(117页)
按照张枣的思路,“白石”“夕阳”“高山”“菊花”“苦茶”当然是“美”,但却因传统道德情操的附加值而变得“不纯”,“苍蝇般的思想”当然“丑”且“恶”,却在象征的维度上超于善恶而成为一种“纯”。“纯”和“不纯”的不断对质、变奏、换位,在我看来的确是闻一多诗歌张力主题的核心。
而也许更惊人的是,张枣对闻一多作品的阐释决定性地引向象征主义。通观张枣全书,象征主义正是他论述诗歌现代性的底色和基准。象征是更高的真实,却只能由语言的虚构来探寻;是脱离了一切现实指涉的观念,却又“通感”着宇宙万有;是“隽永的神秘”,“亲密的意义”,却又是“横暴的威灵”(闻一多《一个观念》)。张枣一步步从《一个观念》读到《奇迹》(1931)。“奇迹来临”之处,恰是闻一多新诗创作的终点(1931年后极少有新作)。诗人在《奇迹》中要求着一切美的结晶,“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迹”:“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当闻一多惊叹出“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时,他应和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最初定义。而全诗必须在这一奇迹(“你!”)终于款款降临之际戛然而止:
……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
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
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
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
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
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
传来一片衣裙的綷縩——那便是奇迹——
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张枣的评价推进到“元诗”之维:“这首诗的元诗手法更密集也更显著。”(120页)如亚思明在《译后记》中点出,元诗是张枣的中心诗学观念。何谓“元诗”?就这本论著而言,“元诗”与其说是指“关于诗的诗”,不如借张枣引用瓦雷里的名句来定义:“c'est l'exécution du poème qui est le poème”(135页;张枣的引文略有不同)。“L’execution”即执行、开展,此句大意接近于:诗的书写便是诗。换言之,诗歌语言的探索过程、书写过程,展现为诗作本身,此谓元诗。《奇迹》作为绝唱,无外乎诗人的写作的探求,无外乎诗歌语言中“奇迹”到来的过程展示。新诗的语言展开,“那便是奇迹”。
而奇迹既是可能性,又是不可能性,总在“来临”和未来之间。张枣总结道:“最高意义上的诗,总是属于未来,美妙绝伦,是一种最终对‘我’、生活和艺术的赞美,将所有的一切介于艺术与生活、主体性与秩序、‘我’与他者,激情与形式,颓废与崇高、纯诗与仁爱、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实验之间,并在闻一多的人生创作中留下深深印迹的对立矛盾消弭于无形。”(123页)“对立矛盾”消弭的“刹那”,张枣更深知,在现实的重重危机中,诗人从不回避时代的“贫乏”和“丑陋”,奇迹的“将要到来”也即奇迹的不可能,闻一多由《奇迹》——“一种元诗意义上的总结”(121页)——而基本结束了自己的新诗创作期(闻一多抗战时期的诗论并没有再回到这一元诗结构,但却推动了四十年代更综合的“现代主义”写作,这是后话)。通过解读这样一位最终不能“纯粹”却又得到了“纯粹”的大诗人,张枣的元诗观念完全超越了“纯诗”模式,在纯与不纯的不断颠倒中,在最高象征的来临和不可能之间,重新确定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作为元诗,它注定是不纯的,但在这不纯中,在不可能性和“不相容性”中,在“不谐和”中,新诗是正在到来的“奇迹”。1984年,翟永明、欧阳江河、张枣在成都。

1984年,翟永明、欧阳江河、张枣在成都。

新诗之为奇迹
闻一多早年论郭沫若诗集《女神》,提出新诗之为“新”的命题,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现代性的原点之一。如果我们发挥张枣的阐释,领会他“诗学”的至高企图,把新诗定义为“奇迹”正在到来而无从到来的语言场域,那或许便是“现代性”终于内化“历史”的瞬间。于此,新诗史不是编年的流水账,不是代际的英雄谱,而指向语言奇迹的来临以及每一次来临之间隐秘的联系。而“奇迹的来临”又总是未完成或不可完成,它既是重重张力之中的“现在”和危机,又是未竟的事业和朝向未来的契机。终于,我们可以回忆起张枣自己作为诗人的“作者性”。和闻一多的元诗一道,张枣的创作轨迹如今也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们所化入的,绝不仅仅是时间的绵长,更是母语不断“敞开”的(我们又回到了张枣引用荷尔德林所表达的现代性“基本立场”)、焕然一新的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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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新诗,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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