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的记忆与遗憾

        这几天“根叔”又火了。

        3月31日，“根叔”在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9年后，正式退休。他的离职演说很快在手机、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开来。有人统计说，全文一共提到了19次“遗憾”——很多人为“根叔”的这种直率而感动。

        这些人当中，不少就是我的校友。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当年就是从“根叔”李培根的手上接过的毕业证书。我大学毕业时，“根叔”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已经一年。当我和同学们排队走上华中科技大学一号楼的舞台，和李培根第一次握手时，我才意识到这是我跟我的校长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正式颁发毕业证书时，校长李培根站在我面前，将我学士帽上的流苏从右边拨到左边，然后再将毕业证书郑重授予给我。我对毕业典礼上的“拨穗礼”并无了解，校长刚走开就把流苏从左边又拨了回去，再看到校长正在给站成一排排的同学们挨个地拨，我顿时感到极为尴尬，赶紧又拨了回来。

        这便是李培根校长在大学留给我的最后记忆了。

“两会”期间遇见的根叔

        “根叔”的走出校园而成为公众人物，是因为他在2010年毕业典礼上的那篇知名演讲：《记忆》。

        如今，“根叔”卸任了，我很想知道他对华中科技大学的记忆是什么？或者说，他的9年校长“记忆”是不是就是这19个“遗憾”？

        对一个毕业经年的校友，或者其他关心中国大学教育的人来说，“根叔”可能位于中国最知名的大学校长队列。但如果“根叔”之所以为人所熟知，只是因为这两篇流露着感性与直率的演讲稿，那无疑是令人尴尬的。

        最近一次见到“根叔”是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因为自己是在武汉上大学的缘故，每年全国“两会”我都会去湖北团驻地。李培根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那天，我在湖北团驻地的会议室门口，碰见了刚去上完卫生间回到会场的李培根。瞥见他的时候，他弯着腰，低着头，默默踱步。我突然发现，“根叔”原来也老了。

        这也难怪，我都大学毕业8年了。我停下了，没想着再去和他说话。去年全国“两会”，我也曾想采访他，还为此跑到了他住的房间，但依然是被他婉拒。毕业这些年来，我曾无数次联系李培根，试图争取他能接受专访。

        担任校长9年，李培根始终对媒体保持着距离，外界对他的了解基本源于他的这两篇演讲。说来惭愧，我对一所大学从未如此熟悉，却又对这所学校的校长如此缺乏了解。

“学位门”事件中的根叔

        2011年7月，在李培根因毕业演讲“记忆”火了后不久，华中科技大学因独立学院“学位门”事件引发全国舆论的关注。

        当时，全国各级大学争先恐后创办了各类独立学院300多所。从诞生之初，独立学院便是一个“怪胎”，既顶着大学的帽子，又吸纳各色资本和资源进行“自主办学”。想对“独立学院增强了学子求学机会”的正面意见，对大学创办独立学院以攫取资源、挣钱的批评更让人印象深刻。批评的焦点在于：独立学院学生以明显远低于大学本部学生的分数，在缴纳更高的学费之后，最终拿到和本部学生一样的毕业证书。

        这遭致诸多大学本部学生的不满是显然的，但事实是只有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持续发出了坚决抗议的声音。最激越之时，他们甚至当面责难曾让他们热烈爱戴的“根叔”。 甚至有学生主张要去学校门口静坐抗议。

        其时因为“根叔”前一年毕业典礼上演讲的缘故，华中科技大学获得了自2001年合校以来最广泛的知名度。2011年的7月2日，李培根出差刚回到学校的当晚，便登陆华中科技大学“白云黄鹤BBS”，临时发出通知，决定当晚9点就“学位门”事件与学生举行见面会。

        随后，我就当晚见面会的实况写成了一篇稿子《根叔与学子舌战学位门》，发在了我所供职的《瞭望东方周刊》杂志上。在当晚的见面会上，全场嘘声不断，对李培根的几乎每一个解释都进行了批驳，甚至嘲讽。有个学生还打比方讽刺了李培根的马上剥离独立学院“不地道”的说法，“一个小三插入一段婚姻，这还应问什么地道不地道吗？”

        或许，那个晚上学生们的反应是出乎李培根预料之外的，此前几个月他还沉浸在全校数万学生的欢呼声中。这也应该是如今卸任的李培根心中“永远的痛”。在前几天的离职演说中，李培根特意提到，他“感到遗憾且颇为痛心的一件事就是所谓‘学位门’事件”。

        然而，李培根还是选择了一再地去亲自面对学生当面沟通。他的坦率还是打动了不少人。我记得，我的杂志社的一位领导说他看完我那篇稿子后，眼眶湿润了。我理解这正是“根叔”明知会遭致“围攻”仍选择出面的那份坦率打动了他。

        这便也是李培根留给我最主要的印象。

“遗憾”和争议

        在他这次的离职演说中，李培根一再剖白“作为校长的我胆怯了”“当初的我竟那么幼稚”“我看到了，却无良策”“我只能仰天长叹，空有遗憾”“我奈何不得，徒有遗憾”……责己之深刻不可谓不真诚，也自有许多遗憾可能超出了李培根一介校长所能应对的空间。

        比如，李培根说，他没能让学子更多地懂得“道德在无约束的权力面前多么不堪一击”，没能让学子懂得“不能仅仅满足于现实中的、或者当下流行的价值观”，他也因为“胆怯”未能做到让“人格教育、公民教育不被意识形态所淹没和遮蔽”。

        这些大命题之外，李培根孜孜不忘的“遗憾”也体现在很多琐碎之处，比如青年教师还在等有限的“周转房”、偌大的校园没有一个游泳池等等。

        事实上，即便是在2010年毕业演讲后，校内外人士对李培根的不满和争议始终存在。这是一所建于1950年代的大学，原称华中工学院，是新中国自筹自建的大学典范，是朱九思、张培刚等教育先驱拿着图纸在曾经是不毛之地的武昌郊外一树一木规划起来的。

        等到我于2002年入校之时，除去因为合并了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后新建了几片学生公寓、几栋先后号称“亚洲最大”的教学楼之外，新的华中科技大学基本仍延续了当年“老华工”的风貌。东南西北规划严整、平直的道路，遍布校园各处的早年建筑，郁郁葱葱的大树，这构筑了华中科技大学留给历届校友最美好的记忆。

        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坐落于校园中心，建于建校初期的露天电影场。电影场极为简陋，但占地极广，几十圈水泥墩围绕着舞台依次排开，期间杂草丛生。斑斑铁锈的大门上，甚至还刻着学校最老前身“华中工学院”的字样。周恩来曾在台上演讲，“反右”辩论会、“文革”批斗会、1999年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的全校游行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学校的很多比赛、晚会均在这里举行，平日每到周末也会定期放映电影。毕业的时候带着师妹每周跑来不顾蚊虫叮咬看露天电影，是我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最温馨的记忆。

        但我毕业后没几年，露天电影场便在李培根校长任内被拆了，李培根曾解释“（拆除）决定是在校工会上表决通过的”。为了保留些历史记忆，学校当局的做法是留下舞台，然后一栋拨地而起的现代化办公楼将其围住。

        在李培根校长任内，据说还有计划，在同时容纳近2万人上课的西十二教学楼对面拆除一大片建筑和广袤的草地，以建设一座三甲医院，这受到了学校广大师生的反对，几十名老教授为此联名上书强烈抗议。据说相关举报一直递送到中南海，后在某高层的批示下，已经举行了奠基仪式的建设工程被迫停下，随后决定择址另建。那片围挡尴尬地留存至今。

我们更需要真的教育家

        “根叔”可能确实是一个好人，上任之初他也颇为意气风发的。就如在他这次的离职演说中所说，“上任之初，曾对几位资深学者和老领导说到，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在任期内能使学校的风气变得更好一些。希望在我的校园里充满学气。”

        诚然，自不应讳言华中科技大学这些年取得的诸多成就，如有多少学术论文登上了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或被国际级文献检索系统收录；获得了多少国家级核心课题；有多少科研成就获得了国内外大奖；又有多少成果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化，等等。

        但这便是评价一所大学的全部标准吗？我对校长李培根更感觉遗憾的是，他和我国许多大学校长一样，既没有擘划大学蓝图的视野与眼光，又无足够的实践教育改革的勇气与魄力。或许时代没有给出空间，而自身也未能成功驱离胆怯和幼稚。最终的结果，就如已经卸任的根叔留下的遗憾：这个校园可能和全国大多数大学一样，仍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

        如果听说自己离任后留下的记忆仅仅是两篇感性的演说，不知道根叔该作何感想？

        若论校长，我们需要真诚如斯的“根叔”，但更需要的，是真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