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新：台湾电影说

        李行、魏德圣、侯孝贤……提起台湾电影，这些导演的名字，会和他们的作品一起，窜到影迷的脑海中。

        《悲情城市》中的九份山城、《海角七号》里的恒春，都让人对台湾这座岛屿充满好奇。

        4月11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电影爱好者一起，分享了他的台湾电影研究心得。我们跟随李道新的思绪，去窥视一下光与影背后的台湾岛。

 从台湾抗战片《梅花》说起

        “难过了，就唱歌。”

        这是台湾抗战题材电影《梅花》中的一句台词，这句台词是一句遗言，是一位即将赴刑场的父亲，留给他儿子的话。

        《梅花》拍摄于1976年，时长86分钟。这个片段，出现在电影的第56分钟处。

        电影中，这位父亲的双手被绑在身后，幼子在他身边，哭得眼泪划花了脸。这位父亲只能说：“中国小孩不要哭，难过？唱歌！”

        “梅花坚忍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随后，歌曲《梅花》的旋律响起。

        在给学生讲起这部电影时，李道新先调出电影片段放映。在他看来，这个片段中，那位父亲的牺牲，与同时期大陆的抗战电影，传播的情感本质是一样的，都表达了勇敢与牺牲。

        “同时期同题材的大陆电影”，指的是《闪闪的红星》，在这部电影里，好人机灵、勇敢、没有缺点。而日本人，就是滑稽且奸恶的“鬼子”。挫折总会被打败，胜利的阳光会盖住血染的悲伤。一如主题曲的歌词：“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暖胸怀！”节奏感鲜明，读起来就想唱起旋律。

        “乍一看，的确大不一样。”经常听李道新讲课的学生说，《梅花》中，每个人物，都被刻画得丰富饱满。柯俊雄饰演的“浪荡公子”林聚勇，会去日本人的工厂工作，也会潜心忍耐，制作炸弹与日本人拼个鱼死网破。张艾嘉饰演的小惠，则在不温不火表情下，坚持爱、并坚持选择勇敢的人去爱。而日本人池田，也在礼貌地侵略，认真地切腹自尽，导演为他切腹的镜头，搭配了一个绵长的尾音。

        李道新承认，在两岸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电影的表现方式会不一样，但精神内核，却紧密的联系着。这种一体性，一直在延续，在两岸电影各自的成长中，发展并保持着。包括在两岸隔阂最深的六十年代，两岸电影都用同一种框架叙事，以及解决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两岸分别在1961年、1962年先后出品了两部电影，即大陆的《哥俩好》与台湾的《两相好》。

        在《哥俩好》中，双胞胎兄弟俩长得一样，性格却不同。哥哥一身正气，弟弟有小毛病，需要改正。弟弟在大家帮助下慢慢克服缺点，与哥哥一起被评为“五好战士”。

        而《两相好》中，从大陆来到台湾的中医世家，与台湾本地的西医家庭，产生了矛盾，偏偏两家子女产生了爱情，电影就在矛盾的摩擦中，走向了喜乐的大结局。

        不同的是，大陆当时注重政治，所以放在了军队背景中。台湾偏重家庭文化，因此故事背景设置在家庭里，结局也是以一个“家宴”镜头结束。

 “在地”的美丽与忧伤

        但是，台湾岛在被荷兰、日本侵略以及殖民之后，有许多大陆人理解不了的气质。

        李道新曾经让同学们猜一下，《两相好》中，两位老医生，哪个是西医，同学们全部都猜出了谁是西医，但不同的是，大陆学生是根据语言（西医说台湾方言）、以及衣着（西医穿西服）判断的。课堂上的台湾学生，则不做反应的说：“不用猜啊，他们是台湾本地的精英阶层，八成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当了医生哦。”说这句话的同学，祖上是在明末清初迁到台湾的，其爷爷至今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因此，台湾电影中，“日本元素”不能忽视，比如那部《海角七号》，以及影片里所坚守的 “在地”感。

        “在地”，就是本地的意思。台湾人把“本地人”称作“在地人”。

        李道新曾在《海角七号》上映时，在博客里撰文表示，无论是侯孝贤《悲情城市》中的九份山野，还是魏德圣的《海角七号》中的恒春海滨，都是属于台湾人的“在地”，浸透着经年的美丽与忧伤。这种感觉，强化了台湾电影里的台湾形象，在这里，乡土的声息与精神的创痕皆在。

        但在《海角七号》中，为表达这种“在地”的美丽与忧伤，魏德圣不再如侯孝贤一样沉郁、凝滞、内敛。相反，魏德圣采用了亮丽的影调、轻快的节奏，细节设计带着幽默感。因此，观影者进入到了一片蓝天碧海中，在彩虹和海风中，感受由乡情撑起的爱情与亲情。

        “这就是《海角七号》中的台湾”，李道新在2009年的博文中写到，这是男主人公阿嘉的继父、民意代表洪国荣不断高喊的“在地”。为了这个“漂亮”的、却又被“有钱人”买去的“在地”，民意代表恨不得把恒春“放火烧掉”，再把出去闯的年轻人叫回来“重建恒春”。

        显然，美丽的“在地”，总是纠结着现实与历史的忧伤。李道新如此评析到，就像片中老邮差茂伯，作为月琴的国宝级大师，只能在日本歌手演唱会暖场时摇沙铃。主人公阿嘉，在台北混得不如意，回到恒春得不到心灵的慰藉，就这样在沉默中继续忧郁着。

        那么，那些被万千影迷念念不忘的“七封信”呢？从日本寄到海角七号的七封信，将阿嘉跟日本女孩友子的爱情，负载着60年的时空间间隔与殖民记忆，镀上了一层厚重的帷幔。

        夜幕中的恒春海滨，阿嘉、日本歌手中孝介与众人一起演唱了一首《野玫瑰》，李道新认为，这不仅是阿嘉献给友子的心声，更是“在地”面对殖民历史的一种复杂情感。

        因此，在李道新看来，“在地”本身，是一个充满美丽与忧伤的词汇。以“在地”强调“存在”和“地方”的感觉，也或许只有经历了漫长的殖民地历史的台湾人，才会真正地理解它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