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汪堂家：死是生的接续点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这是于4月23日因肝癌过世的复旦大学哲学院汪堂家老师最为心仪的诗句。或许人的身体就像那一叶扁舟，而思想的美妙正如春风中的苹花。囿于肉体的人，难以在物质的盛衰之中逾矩，而思想却可以使人这棵脆弱的芦苇浸满潇湘之意。

从德里达到辜鸿铭

1962年出生的汪堂家于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专业，师从尹大贻先生攻读硕士，1986年留校任教。1988年起师从王玖兴先生在职攻读外国哲学史博士，并于1992年获得学位。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0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自任教以来，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十几门课程，如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原著选读、黑格尔的《小逻辑》等。此外，汪堂家潜心学术，能熟练使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进行交流和治学，翻译了多部重要的西方学术著作，如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科利的《活的隐喻》等。

近年来，汪堂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西方哲学、当代法国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生命-医学伦理学、比较哲学等；先后主持过10多项国内外科研项目，独立和合作出版学术著作达10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自我的觉悟》、《汪堂家讲德里达》、《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哲学的追问》等，另在中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他还协助刘放桐教授主编总共38卷的《杜威全集》中文版翻译工作，倾注大量心血。这些著译使许多读者大为受益，尤其是《论文字学》的翻译，将晦涩哲人德里达的成名力著引介到汉语学界，尽显汪氏学术翻译清新明晰的特色；而《汪堂家讲德里达》，则几乎是学习德里达公认最合适的入口。

“堂家的西学功底尽人皆知，他的中学造诣就未必人人知道”——这是学院同事中国哲学教授的徐洪兴对他评论。除研究西方哲学外，汪堂家还曾编译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清流传》、《尊王篇》等文章。在赴欧学术访问时，他曾坦言“我佩服德里达独立的人格，以及利科对传统的尊重。前者一直游离于欧洲的主流学术圈，却对自己的理论信仰坚持不懈；而后者则堪称欧洲传统的真正代言人。”基于这种对文化传统的尊重，汪堂家亦曾恳切地说道：“作为中国人当然要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培养世界眼光与人类情怀。”

从付出到收获

汪堂家是个纯粹的读书人。年轻时他曾偶然获得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觉得很好奇，感到其中的语言很奇妙，很富有感染力”。这种对文本本身的兴趣， 体现出了作为学人的独立性。他也曾修习三年数学课程，并感谢当时的思维锻炼。他会写一手遒劲的大字，透出了儒雅文人向往自由的一面。他认为科技是现代文化 的一部分甚至是现代文化的本质，承认科技进步表征人类能力的进步，但也对科技带来的结果表示迟疑，“只有伦理的定向才能使科学进步的悖论有克服的希望。” 他反感当今缺乏亲和性与美感的城市建筑，“将高架路引入城市中心是20世纪世界城市建设的最大败笔”，应当“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地上的运能渐渐放到地下 去。”他和海德格尔一样，审慎地看待这工业文明，而渴望一种天地人神统一的状态。

在学术之外，汪堂家教书育人的儒雅风范，也令学生和同事大为叹服。在课堂上，他是深入浅出、生动风趣、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在课堂之外，他对学生同样充满关心和耐心。据学院同事邵强进介绍，学院曾有一名学生情绪不佳，辅导员十分担心。汪老师了解情况后表示，要多给年轻人一点时间，要从学生的家庭环境、生活背景去理解他，用平和的沟通而非针尖对麦芒的方式去引导学生，让他慢慢的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得到平复。之后，汪堂家多次带这名学生，以练气功、喝茶、理性谈话的方式调养身心，在这种沉静的状态下，这位学生慢慢理清了思绪，重新进入有规律的生活。如此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正是出自“哲人的睿智的思考”，邵老师说道。

邵强进也曾参加《杜威全集》第三卷的翻译工作，他回忆说，在遇到一些艰深的法语、英语词汇和难句时，受到汪堂家老师非常多的帮助，“尽管汪老师年纪大我不多，但从他身上我真的感受到一种长辈的和蔼可亲与慈爱。”

汪堂家对他人的付出，在生命最后阶段收获了温暖的回报。在他患病住院期间，18位学生24小时轮班照顾。女生不方便陪夜，也都会在中午赶来看护。一位95级硕士生，原已与同学们鲜有联系，但一听说汪老师病情，也赶来加入陪护行列。长海医院、中山医院的医生见此场面，感慨道：从来没看过一个病人被这么多学生围绕守护，这样的师生情谊实在难能可贵！

从微笑自律到无限潇湘

在最后的住院期间，汪堂家最关心的依然是指导的论文和学科点进展的情况，从未流露出面对病痛的恐惧或吃不消的神色。当旁人问起，他的回答永远是“没事的”。在同事的记忆中，他总是面带微笑，思考着如何帮助年轻人做学问、理解人生的意义，而始终不愿因为自己的事麻烦大家。可见，无论命运带来什么，他都运用自己的理性而选择了这样一种康德式的意志自律来面对。

哲学教授王凤才在写给汪堂家的悼文中写道“生是短暂的，死是永恒的，套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死亡是存在之家。”作为一名哲人，汪堂家早已思考过死亡的问题。在题为《死与思——死亡现象的文化分析》中他写道：“人的死亡并不仅仅在在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正因为人是精神的存在，他就可以超出感性的个别性，并借助这种个别性而上升到概念和普遍。当精神达到一定的阶段，自我离感性的东西愈远，精神反而更能接近实在性，换言之，精神是在最终离开现象界的时候才能彻底地把握现象界，并给世界赋予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能把具有精神的存在者的死简单地归结为没有精神的存在者的死，因为在精神里可以看到由死产生的不死的可能性。死亡作为生命的最高限界和可能性不仅从反面规定了生命的意义，而且本身就包涵着人的自然规定和文化规定。”

对一个思想者而言，死亡并非终点。他思考的论题会接续下去。他为人师表的精神会接续下去。他付出与收获的温暖，会接续下去。他在任何环境中的意志自律和内在自由，都会接续下去。正如春风会年复一年的接续下去，获得无限潇湘。

死，是生的接续点。汪老师，一路走好！

<友人悼词>

既熟谙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这些西方古典哲学大家，又是利科、德里达哲学研究的开拓者，老师做学问从不故作惊人之语，怪异之论，中正雍容、底蕴深厚，这注定了他只能吃太多的苦。有一次，老师对我说：“我有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说着还流露出了得意之色。可是，这本应喷涌而出的思想之流停止了。如果再给你二十年，不！哪怕再给你十年，你能为哲学这座巍峨的大厦增添多少砖瓦。——李之喆（汪堂家学生）

许多知识分子都是“情感内向型”，您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您承担了太多生活的、工作的重担，您“在微笑与不懂声色中承受一切苦楚”。斯人西去，哲坛哀痛，人间少了一智者；那人迎来，神界欣喜，天上多了一神仙。——王凤才（哲学教授）

希望汪老师一路走好，在天堂里保持着那份淡定的微笑。现实对你有些残酷，你对现实的包容、大度和坦然接受，是你给我上的最重要一课。——樊丽萍（汪堂家学生、记者）

你笑着告别了这个世界，也带走了我们的笑；你定格为苦的化身，留给我们苟活的无奈。——陈家琪（同济大学哲学教授）

他惯常以理性克服痛楚，在他那里，万事随缘，唯有心造的世界能永恒。——吴猛（汪堂家学生）

(感谢袁新、邵强进、吴猛提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