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抑郁症患者自杀黑洞:社会歧视和优质医疗服务短缺

        此前的4月28日，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宋斌自缢身亡，报道称他在2004年后即患上抑郁症，”对生活失去兴趣”；而5月4日青年节当天，年仅35岁的《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自杀离世，据悉，他生前工作压力巨大，患有抑郁症，长期失眠。

        事实上，不仅媒体人，官员自杀的消息近期亦频繁见诸报端，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月1日至今年4月10日，共有54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23人系自杀。而在被披露的自杀原因中，“抑郁症”被多次提及。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结果表明, 抑郁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疾患, 并且预计到2020 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WHO, 2008)。相关数据表明, 高达20%的人群在其人生历程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抑郁, 而且其复发率超过80% (Gotlib & Hamilton, 2008)。

        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数据则显示，中国有病历记录抑郁症人士超过3000万。

        在长期研究并临床介入抑郁症治疗的中国心理干预协会理事何日辉看来，抑郁症多发的原因固然与日渐加大的社会压力有关，但若追因抑郁症患者的高自杀率，则更与社会歧视、优质医疗服务短缺等因素相关。

 “四名女性中有一个可能患抑郁症”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抑郁症发病率也在增加。”何日辉说，与大家的印象不同，抑郁不单高发于高知、高收入人群，在他的研究中，低收入人群、青少年的抑郁症发病率同样很高，只不过前者更容易被外界关注。

        澎湃记者搜索研究资料发现，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青少年早期是抑郁症的高发期, 且女性得抑郁症的概率要显著高于男性, 如美国青少年中15%~20%患有重度抑郁；而在我国约有42.3%的中学生存在轻度抑郁。

        此外, 抑郁症父母的子代在青少年期患抑郁症的风险是健康父母的子代的3~5 倍，尤其是母亲抑郁与其女性子代的早发和更严重的抑郁相关。因此, 抑郁症父母的子代, 尤其是抑郁症母亲的女性子代, 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

        何日辉也明显感到近几年接诊的抑郁症患者增多。“有一个权威统计，抑郁症发病率女性大概是25%，男性大概12%。说明女性四个人里大约一个人就会得抑郁症。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有４到８个人，其中就有一个人可能的抑郁症，说明抑郁症和每个人都有关。”

        何日辉曾经主导救助国内“反抑郁症歧视第一人”袁毅鹏。他告诉澎湃记者，社会在对抑郁症的认知有一种误区，”将其视为治疗不好的精神癌症，或者将其视为精神病。”也正是为此，抑郁症患者公开病情极有可能遭受就业、舆论歧视。

        “抑郁症可以说是精神疾病也可以说是心理疾病，作为一种疾病，既有心理、身体、社会和家庭等多因素导致，其实就是精神心理疾病，但有一点绝对不是精神病。”何日辉强调，除非有其他精神症状，如被迫害妄想症等，否则单纯抑郁症并不是精神病。

        知名精神卫生法专家黄雪涛也认同何日辉观点，在她看来，抑郁症不是精神病，更不会发展为精神分裂症，而经过科学治疗，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

        何日辉告诉记者，有数据表明，抑郁症的临床治愈率大概为百分之三十。

 “能保护患者隐私的医疗机构几乎没有”

        既然可以治愈，为何抑郁症自杀率仍高居不下？何日辉将其归结为优质医疗服务不足。

        “以官员为例，患上抑郁症他有两个担心，一个是担心外界的歧视，二是社会很自然将官员患抑郁症与贪腐联想，这无形中也增加了他们的就诊压力，导致他们不愿意去治疗。”

        何日辉告诉澎湃记者，目前国内治疗抑郁症的机构分为三类，综合医院的心理科，专业的精神病医院以及民办的心理咨询机构。但按照精神卫生法，民办的心理咨询机构是不允许进行精神疾病治疗的，并且这类机构的质素也参差不齐。而另外两类中，大部分人不愿意去精神病医院，而综合医院则大多数只有门诊，没有病房。

        何日辉将这种状况形容为“求医无门”。

        他进一步解释说，并不是没有医院，而是现有服务无法满足病患需求。何日辉理想的状态是,有中高端的私人诊所可以保护这部分病患的绝对隐私，“遗憾的是，这块国内几乎是空白。”

 “治疗流派多的让患者莫衷一是”

        众说纷纭的治疗流派和手段也将抑郁症患者陷入“莫衷一是”的求医困境中。

        “与病因诊断不同，抑郁症是症状学诊断，医生的判断主要基于病患的描述，比如是否失眠、感觉不快乐等等。”何日辉认为，这直接导致医生的诊断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同一个病人，不同医生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有人诊断为抑郁症，另一个人可能就诊断为精神分裂。

        而不同的诊断显然意味着不同的治疗方案。何日辉将目前的治疗手段分为两大流派，精神治疗和心理治疗:精神治疗通常以“打针吃药”为主，而心理治疗则强调心理干预。

        但不管是哪种治疗手段，在何日辉看来，首要的是找到病因，可事实上追因并不容易。

        天津医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戴必兵等人在《抑郁症神经成像研究的临床转化：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新取向》一文中即总结了抑郁症治疗的几大难点。第一便是抑郁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不甚清楚。其次，现有的诊断采用疾病分类学的方法, 过于简单和主观, 容易导致较低的抑郁症识别率。此外，他们认为抑郁症具有很大的异质性, 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人表现出来的症状类型和严重程度存在很大差异, 容易导致较高的误诊率。

        基于此，戴必兵认为抑郁症治愈率低且药物治疗存在一定副作用, 尤其是针对难治型抑郁症大约20%的人治疗不起作用，而抑郁症治疗的长期效果差, 复发率高。

        在何日辉看来，治疗效果不佳也容易让患者产生挫败感。“导致患者最后不看病了，认为看了也没用，久而久之，轻度抑郁症发展为重度抑郁症，并且产生自杀倾向。”

 自杀成为患者“一种盲目的爱”

        抑郁症是一种自杀风险最高的精神疾病, 随着抑郁程度的增加, 自杀死亡的危险性也在增大。

        有数据统计，大约有25%的重性抑郁症患者有过自杀未遂的经历, 15%的抑郁症患者最终死于自杀 。

        电影中常常将抑郁症患者自杀描述为“寻求快乐”的过程，但在何日辉看来，他更愿意将其形容为“一种盲目的爱”---不是寻求快乐，更多是寻求解脱。

        他并不认为抑郁症患者自杀是快乐的，相反这是痛苦的过程，他们清醒的意识到死亡意味着什么，也会考虑哪种自杀手段痛苦更小，“比如跳楼可能不好看，割腕可能死不了等等。”

        为什么明知痛苦还去做？“每天睡不着，不快乐，因为他觉得活下去的痛苦远超过自杀的痛苦。此外，很多人认为这种病治愈不了，担心连累家人，不少人为此采取心理防御，用冷漠掩盖痛苦，用冷漠对待家人，让家人失望后，他们又寻求自杀解脱。”何日辉向记者形容说。

        梁树基从事精神障碍患者社工服务超过二十年。他告诉澎湃记者，家人与抑郁症患者的沟通、关爱和抚慰极为重要，某种程度上甚于专业的治疗。“我们只是一个催化剂，让患者可以各抒己见把负面情绪疏导，并且给予他们一些支持，告诉他们生活是有希望的。但其中还需要家属的参与和配合。”

        海南省安宁医院的陈少什在《抑郁症自杀的危险因素与干预》强调了家庭干预对抑郁症患者的重要性。他认为，家庭干预不仅包括让患者得到正确、有规律的门诊治疗，以及做好患者自杀危险防范工作这些“硬措施”，更重要的还包括“对患者要有爱心、耐心, 与患者进行深入有效的多样化沟通, 让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生命的宝贵。”这种“软性手段”。

        “但现实中，大多数家属对于抑郁症认知不足，或者知识不够，加上性格，压力等现实问题，往往做不到。”梁树基有些遗憾。

远远不够的社区服务

        一位宁波康宁医院的实习医生向澎湃记者描述了她接触的抑郁症患者：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把医生当做空气，表情淡漠，没精神，不愿意与我交流，也不愿意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信任陌生人，如果患者意识到自己有病，想要恢复正常，说明病情在好转，如果不愿与人交流，会越来越严重。抑郁症有一个特点是早上醒来最为严重，所以有很多患者在早晨选择自杀。

        梁树基告诉记者，社区服务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疏导患者负面情绪，指引他寻求专业治疗。

        有媒体报道称，位于城市北郊回龙观的自杀干预热线中心，4条线路平均每天深夜会接到45个电话，其中1.3个会是高危来电。“我就想在这个世上留下最后的声音。”——这是一个患重度抑郁症的女孩站在楼顶上打来的，她只想问一个“技术性问题”：她站的楼层跳下去是不是肯定会死。她只允许接线员最多说三句话。才工作两个月的接线员王景娜，把三句话说到了30分钟，最后让女孩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在何日辉看来，针对抑郁症患者社区服务很重要的意义是向患者传达社会关爱，让他走出家门，而这显然是专业治疗前的重要一环。

        陈少什在上述文章中也提到，以社区服务为代表的社会干预是专业治疗和家庭干预后的第三要点。

        梁树基曾经对社区内的250名病患做了小范围的调查，发现经过社区服务后，他们的复发率仅有百分之五，这远低于没有社区服务介入的患者复发率。

        在陈少什看来，应当建立社区抑郁症自杀预防服务网络, 成立一支专业队伍,对患者进行随访和追踪, 防患于未然。

        不过遗憾的是，社区服务在许多地方还远远不够。记者未能找到国内的社区服务的统计数据，但梁树基说，以他所在的广州市为例，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一家提供社区服务的专业机构。

        “广州市持证的精神障碍患者超过五万人，这仅仅是保守统计，以每个病患一年一万五千元左右的治疗费用计算，治疗这部分人群的总费用是惊人的，而其中有八成左右的费用由政府承担。”梁树基认为，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对精神障碍病患的治疗投入加大，但另一方面相比于治疗性服务，社区服务这种预防性服务的投入显得远不够。

        “抑郁症可以治疗，而且处理的好还可以把包袱变成财富。”何日辉再三向记者提及这一点，在他看来，得抑郁症说明患者的心理素质抗压能力，思维方式都是有问题，“人格是有缺陷的，那通过治疗正好可以愈合这种创伤。”

常识链接：

        常见的抑郁症包括以下几类: ( 1) 反应性抑郁症: 由各种精神刺激、挫折打击所诱发; (2) 隐匿性抑郁症: 患者的抑郁症状常常以各种躯体不适表现出来, 如心悸、胸闷、腹部不适、气短、出汗、消瘦、失眠等, 以疼痛为最常见的主诉,如不警惕可能会长期误诊; ( 3) 继发性抑郁症: 可继发于躯体疾病, 如肝炎、流行性上呼吸道感染等; 也可能继发于药物的副作用, 如利血平、皮质激素等; 有的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后, 可能导致情绪持续消沉; (4) 产后抑郁症: 指妇女在分娩之后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造成的抑郁症, 极少数严重者会有伤害孩子或自杀的想法和行动; (5) 更年期抑郁症: 常见于更年期女性, 以某些精神因素或躯体因素为诱因, 伴有明显的焦虑、自责自罪、疑病观念, 有自主神经失调和性功能减退的症状, 但智能良好; ( 6) 老年抑郁症: 指发生于老年期( ≥60岁) 这一特定人群的抑郁症, 包括原发性和见之于老年期的各种继发性抑郁。自杀行为在老年期抑郁症患者中很常见, 老年自杀者的自杀意念强烈, 多采取致死性强的自杀方式, 自杀成功率高。

        社区医生往往不是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或者精神专科的医生, 所以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危机干预有很多时候要把重点放在对自杀者的评估和转介上, 如何识别这样的危机人群,这对于自杀者的干预和自杀情况的杜绝是很关键的一环。

        内容来源于：《自杀危机的社区心理干预》 作者：首都医科大学 刘琦, 孙红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请根据您近一周的感觉来进行评分，数字的顺序依次为从无、有时、经常、持续

        *1、我感到情绪沮丧，郁闷 1 2 3 4

        *2、我感到早晨心情最好 4 3 2 1

        *3、我要哭或想哭 1 2 3 4

        *4、我夜间睡眠不好 1 2 3 4

        *5、我吃饭象平时一样多 4 3 2 1

        *6、我的性功能正常 4 3 2 1

        *7、我感到体重减轻 1 2 3 4

        *8、我为便秘烦恼． 1 2 3 4

        *9、我的心跳比平时快 1 2 3 4

        *10、我无故感到疲劳 1 2 3 4

        *11、我的头脑象往常一样清楚 4 3 2 1

        *12、我做事情象平时一样不感到困难 4 3 2 1

        *13、我坐卧不安，难以保持平静 1 2 3 4

        *14、我对未来感到有希望 4 3 2 1

        *15、我比平时更容易激怒 1 2 3 4

        *16、我觉得决定什么事很容易 4 3 2 1

        *17．我感到自已是有用的和不可缺少的人 4 3 2 1

        *18、我的生活很有意义 4 3 2 1

        *19、假若我死了别人会过得更好 1 2 3 4

        *20、我仍旧喜爱自己平时喜爱的东西 4 3 2 1

        结果分析：指标为总分。将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标准分等于粗分乘以1.25后的整数部分。总粗分的正常上限为41分，标准总分为53分。

        抑郁严重度=各条目累计分/80

        结果：0.5以下者为无抑郁；0.5—0.59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69为中至重度；0.7以上为重度抑郁。仅做参考。

        注意事项

        1、SDS主要适用于具有抑郁症状的成年人，它对心理咨询门诊及精神科门诊或住院精神病人均可使用。对严重阻滞症状的抑郁病人，评定有困难。

        2、关于抑郁症状的分级，除参考量表分值外，主要还要根据临床症状。特别是要害症状的程度来划分，量表分值仅能作为一项参考指标而非绝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