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出中文版　戴锦华解读　

        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去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只有一部短篇小说集《逃离》有中文版，但诺贝尔效应马上再门罗身上显现。先是去年底译林出版社的7卷本门罗小说集问世，门罗最新也可能是最后的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文版日前由北京新经典出版。昨天，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举行的首发式上，学者戴锦华向读者介绍了她所理解的门罗和《亲爱的生活》。

封笔作《亲爱的生活》带自传性质

        《亲爱的生活》英文版于2012年底出版，2013年在获得诺奖之前门罗就对外宣布，她将封笔。去年6月19日，门罗以去年出版小说集《亲爱的生活》获得安大略省的延龄草图书奖时，她曾告诉《国民邮报》：“我也许不再写了。”该报问她是不是当真，门答：“噢，是的。”不过在获得诺奖之后，门罗曾半开玩笑性质的说，不排除重新写作的可能性。但83岁的门罗已经身患癌症。

        门罗在《亲爱的生活》之后宣布封笔，从这部小说集里已经有些端倪。《亲爱的生活》中最令人惊艳的部分在于最后四篇被归入“终曲”单元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门罗说：“就情感而言具有自传的性质，尽管有时并不完全是对真实事件的叙述”，这是门罗笔下与她自己的亲爱的生活最初，最后，也最亲密的文字。在这四篇作品中，门罗第一次写到了自己的童年，从中读者得以窥视门罗的童年与成长。通过《亲爱的生活》，读者也许可以理解她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

        《亲爱的生活》的十四篇最新作品中，门罗再一次将生命注入到她笔下的角色和休伦湖旁的小镇之中，这部作品充满了门罗清晰的视角和无与伦比的叙事天赋，这些小说关乎离别或者回归，事故或者危险，虚虚实实，描绘了一幅生动而永恒的关于平凡的生活如何变得诡奇而不平凡的画面。《亲爱的生活》堪称门罗的典型写作。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所：“《亲爱的生活》是一部最具门罗个性的作品”。

        昨天在加拿大大使馆的首发式上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学者止庵及青年女作家七堇年一起谈论了他们所阅读的门罗。“我相信写作是支撑她的生命、依托她生命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你看上去是在小镇生活，她做母亲、做妻子;可能看到她每天花时间做饭，但是非常少的写作是她生命的寄予，这是我的猜想。”学者戴锦华昨天说。

文学的可能不在于实验性

        戴锦华最初阅读的门罗作品也是《逃离》，是在旅行途中偶然买来读到。对于《逃离》，戴锦华说，门罗的作品其实一直在讲逃离，“但实际上人们好像没有逃到哪去，或者人们因为逃走而自己制造了那种永远不够弥补、永远不能挽回的东西。”

        阅读《逃离》，戴锦华直接想到了曾经阅读契科夫的感受。“她让我们想到契诃夫，契诃夫来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但是契诃夫并不是典型的十九世纪作家。这是因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经过百年和平即将进入世界大战年代，契诃夫刚好在这样一个时代裂开的地方。他捕捉到了那样的一种无助，这是我在门罗小说当中看到的。”

        戴锦华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门罗，“从某种意义上，二十一世纪最初二十年当中，某种意义上世界好像重新回到了十九世纪。”戴锦华说，“这种氛围，我感觉这是曾经十九世纪文学给予的，曾经在极端的二十世纪被改变。门罗在她的小说当中，借助加拿大小镇，给这个幽灵赋予新的非常美丽的文学视角。”在门罗小说中，戴锦华读到了19世纪的幽灵和气息，但她的小说又有非常强烈的当代性，“这种感觉本身，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她描述的小镇。那个小镇的生活，好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开端，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终结，没有所谓的出路或者解决。我觉得这种感觉在十九世纪的作家们身上也有，尤其像契诃夫。契诃夫的作品当中我觉得有一种银灰色的雾，像雾霭一样的东西，给你没有达到的窒息，没有达到的绝望，它阻隔着你，好像囚困着你。”

        所以在戴锦华的理解中，门罗被称之为当代契科夫也有其道理。门罗对19世纪文学的回归，映照着的是20世纪文学另一面，“二十世纪，至少二战前后的几十年当中，所有的作家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尝试穷尽或者创造、探索文学的可能性。但是门罗是在大家遗忘的地方，或者是大家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不可能，一个是说她使用的语言，这个语言是日常生活的语言，不是刻意的语言。透过这些语言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些活着的人、活着的生活，这些人丝毫都不奇怪，这些人都是凡人琐事。她再次展示了这样的文学。”

        人们曾经认识的文学仍然是可能的，戴锦华觉得这是她阅读《逃离》和《亲爱的生活》共同的特点。“而到《亲爱的生活》，我意识到《逃离》不是一个意外，她真的一直在这样做，她每次给我们讲述一个小的情境、一个小的故事。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强的感觉，所谓文学仍然可能，门罗告诉我们文学仍然可能，而文学的可能不在于我们必须通过实验性的创造，而是相反的，我们在某种回归当中。这是非常有趣的感觉。”

门罗的人物跟性别没关系

        在昨天的首发式上，戴锦华不可避免地要被问道，门罗是否算是女性主义作家。戴锦华说，在读《逃离》的时候，偶尔会有女性主义的词进入到的脑子里。“因为我觉得她在讲人类当中的一半人，叫做女性。她们在这个社会的结构当中遭遇到的一些伤痛，遭遇到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压迫。”而到了《亲爱的生活》中，作者是不是女作家不重要，戴锦华说，不是说门罗无视女性生活，而是她把女性所遭到的创伤跟男性生命经验放在了一起。相对于门罗，加拿大的另一位女作家阿特伍德可能更加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

        戴锦华举了《亲爱的生活》中《火车》这一篇，这是一个男性主人公，这是一个逃离、逃离、再逃离的故事，“这样一个脆弱敏感的男性，结果变成在他身后留下一个、两个心碎女人的男人，同时他付出了心碎的代价。”戴锦华认为门罗的人物性别选择和叙事之间没有某种联系。“我举《火车》的例子在于，在这个小说当中，你会看到门罗特有的那种质感，没有改变。我非常喜欢的是她从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回家士兵，从火车上跳下来，从离家相反的方向走去，你被代入这个情境，代入这对男女的感情，你看到那样决绝的逃离实现了，这个逃离以再一次逃离结束，而小说的结束是一个到来，一个再次的进入。其实这是门罗的小说特有的魅力与叙事方式，我觉得男性角色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除了刚刚出版的《亲爱的生活》，去年底译林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的门罗作品集，这7部作品囊括了门罗创作早中晚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包括了门罗的成名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首部荣耀国际文坛的代表作《公开的秘密》、屡获国际大奖的《好女人的爱情》、自传性最强也是唯一的“长篇”作品《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创作成熟期集中探索爱与自我认识主题的《爱的进程》，创作后期的新高峰《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以及《幸福过了头》。

        门罗之前长期生活在安大略省的克林顿镇，目前她住在温哥华的女儿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