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纪念“第一玩家”王世襄

         图为“畅安百年：王世襄先生纪念座谈会”现场

        今年是文物专家王世襄（1914-2009）诞辰100周年。昨日，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委员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艺术史论系及三联书店共同主办“畅安百年：王世襄先生纪念座谈会”。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委员会透露，关于王世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还将在本月下旬到6月上旬持续进行，包括王世襄墨迹展、古琴音乐会及音乐沙龙赏析酒会等。

        “京城第一大玩家”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父亲在外交部工作，母亲则是著名的鱼藻画家。身为世家子弟，王世襄从小在塾师处学经史子集诗词小学，中学上的是美国学校，大学则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到硕士毕业。

        但相比“学霸”，王世襄更接近“玩家”，他曾有怀揣蝈蝈上课而被老师赶出课堂的壮举。当年王世襄与张光宇、黄苗子家同住一个大院，黄苗子之子黄大刚回忆，在三位大家中间，他最佩服王伯伯，“他太会玩了。看戏他从不排队买票，只在开场前去等退票，还每次能买到好位置。跟一群小孩上房，他膀大腰圆但是身手最利索，几步就能上去。逮蝈蝈又多又好，我问，‘您逮这么多路上没让人劫啊，’他说，‘谁问我要我就给他一个。’包括他的菜也做得好，我问他您怎么不写一本做菜的书，他坚决不要写，说到现在都没了，写了也没用。”

        相比通常认为的“玩物丧志”，王世襄“玩”的水准，已经到了学问乃至文化的程度，黄苗子称之“玩物成家”，启功称之“研物立志”。他的爱好之广、研究之深，从其著述上可见一斑：不仅涉及《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画学汇编》、《竹刻艺术》等传统学术领域，乃至将《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等往往被视为市井民俗的小技也都一一著书成说。

        “相比研究，他更像是琢磨。我这些年也做一些研究工作，但感觉研究这东西，本来不是任务的，做着做着就变成了任务，变成了报选题，写论文，评分……但黄伯伯不管那些，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投入，就是要把这个弄透，弄明白，好让它传承下去。”昨日黄大刚说。

        把自己当普通人的大学者

        与许多藏家一样，王世襄也有一些收藏的轶闻逸事。他曾藏有一个佛像，是亲自从黄山背回来的，黄大刚说，“搁现在是倒卖文物，但放在当时，确实是靠他保存下来了。”当时王世襄从黄山回京，特地给佛像也买了一张车票，有人上车希望他把佛像的座位腾出来，结果王世襄自己站了起来：“您坐我这。”

        很多与会者表示，王世襄要是谈到鸽子等爱物，会进入两眼放光的状态，令人感到他不是八十老翁，依稀那个十五六岁牵狗捉獾的少年。此前他还给北京奥委会写了多封信，呼吁要恢复中国传统的观赏鸽。

        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表示自己最初找王世襄是因为约稿，但王世襄听说赵家有明代家具后，在不知道地址的情况下就摸到了门：“早上六点半，我还在睡觉就被敲门惊醒。他穿着一个圆领背心，提着一个菜篮，里面装着一个大冬瓜。但进门就看家具，掏出一个相机前后左右拍了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被看作王世襄的代表作，但他并不满足，为了继续古典家具研究，特地跑到美国，一家家博物馆地转，一件件家具地研究，在他已经有那么高的地位的时候，还在那么认真地做学问。”原三联书店总经理、《三联生活周刊》创办人董秀玉感慨。

        文物出版社摄影师孙之常介绍，王世襄研究古典家具的一个方法，是直接与工匠打交道，“他找师傅请教家具的卯榫结构，让人家帮忙拆开、解析，为了写书还让工匠做了很多卯榫，他画图，总结成理论，在书中与大家见面。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成就，一方面是他的出身、经历的关系，起步高，眼界宽；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当一个普通人，这样才能和普通的工匠对话、请教，把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深化、变成理论著作”。

        收藏热中，文物研究跟不上时代

        身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王世襄的家里有一个贴条，“谢绝鉴定”。这当然与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规程有关，但孙之常介绍，这也与王世襄的谦虚有关，“他说他对现在的材料、工艺、技法并不是很了解，没有第一线的研究，出去鉴定很可能有失误，所以不会去给人鉴定。这与改革开放后，文物走向市场已经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事了。”

        作为一名收藏家，王世襄的收藏中，有一部分是不入当下收藏界之眼的。很多东西他购自小摊，并且一样抱以研究热情，为此写了一部《自珍集》。黄大刚介绍，王世襄的收藏基于喜欢二字，不喜欢的东西，倒找钱给他都不要。“王先生收集那么多东西把它一个个整理出来，那么较真地整理出来，形成文字就是想把这些最美的东西留下来，把老一辈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审美传承下去。但是当这个市场的评价系统变成以金钱为标准的时候，我觉得王先生可能会觉得挺伤心的。”

        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认为，在今天有关文物的电视节目中，不是鉴宝就是拍卖，人们关心的是真假与价格，“只见物，不见文”。“在今天的环境，将文物作为投资已无可厚非，但最令人可惜的，就是忽视了文物的文化层面，看不到它的神韵、生命、历史、价值，当做与其他物件一样，这是与王先生的精神相悖的。在文物收藏热之中，我们对文物的研究是跟不上的，王先生恰好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既有深入的研究，又能让普通读者理解、受到启发。今天纪念王世襄先生，最应该学习他的收藏的理念，他对文物藏品的文化内涵发掘的态度。”

        延伸阅读

        I 不听你说什么，关键看你做什么

        

        编者按：今年5月25日是文物专家王世襄（1914-2009）诞辰100周年，一系列王世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包括王世襄墨迹展、古琴音乐会等活动在京举行。跟随王世襄三十余年的田家青也于近日出版了《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一书。

        文/田家青

        拜识

        我有幸结识王世襄先生，是在一九七九年。在此之前，我已经在 古玩和明清家具圈子中泡了几年，向老木匠学习修复家具，向民国时“打 小鼓”（指旧时走街串巷打着手持小鼓收购古玩字画的小贩）出身的古玩商贩学习辨别家具真伪，并和当时尚为数不多的玩 家们相互切磋，为了掌握木工制作技艺，还特地学了专业术语和行话， 也收藏到几件挺有意思的老家具。因此种种，那时就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弄明白了，按老北京的话说，就是“门儿清了”。在这个过程中， 总会听到大家说起一个人：王世襄先生。都说他是位高人，常讲起有 关他的一些逸事，十分有趣。然而他究竟高在哪里，可谁也说不清楚。 所以，年轻气盛的我去见王先生的时候，还不太服气，是抱着一种“会一会”的心态：凭什么行里人都说你那么“高”呢？

        初次与王先生见面，是通过老鲁班馆名师陈书考和王少杰两位的 介绍。解放后，他俩曾先后在龙顺城硬木家具厂任厂长。公私合营之后， 该厂将当年各个鲁班馆的明清家具集中起来，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 明清家具堆积如山，王先生常常去看，彼此自是熟人。他们把王先生 家的地址给了我，事先也可能象征性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于是我就一个人直愣愣闯上门去。

        进得王先生家，三间大北房中，摆满了明式家具，很多都叠摞着摆放—如今大都陈列在上海博物馆，当时一下子就把我看晕了。这些明式家具，整体形成了一个气场，用造型美、线条流畅、用料精选、 结构扎实、工艺考究等等这些形容明式家具的专用词，都不足以说明 其对人产生的强烈冲击。

        房内其他地方摆满书籍和资料，多为古籍善本和英文的书刊，只剩窄窄的过道。王先生夫妇在地震抗震时卧寝的大柜子里，还贴着黄 苗子先生写的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额“斯 是漏室”，则谐音双关，来自唐刘禹锡《陋室铭》中“斯是陋室”的典故。这是一对明代的大漆四件柜，通体断纹，弥漫着古韵。书房中放着一 张牙子上刻有宋荦（牧仲）题写铭文的紫檀大画案，案头有一唐代甜 白釉的水丞。一方山西老太太做鞋压鞋底的青色压邪（鞋）石被用作镇纸，一掌见方的底座上圆雕狻猊，刀法畅妙，令人过目难忘，这些 年来，我也见过不少同类的东西，却没有一件的造型和气韵能与之媲美。 印章盒里放了各色各式的寿山石图章，墙上悬挂一张元代连珠式古琴，琴上居然是乾隆时的老丝弦。

        房里林林总总，看似繁杂凌乱，但每一件器物，无不透露着神气和韵味，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格调和品位，更透着主人的学识和修养。与王先生一交谈，我顿生“找到组织”的感觉。是否掌握木器行中的术语、俚语，还有一些极生僻的专业词汇（当时只有工匠和“打小鼓的”能说一些），是业界评价一个人真实水平的重要标准，而我 会说一些，自以为已经很了不得。和王先生一聊，发现他不仅谙熟这 些行话术语，而且还能说出背后的典故，比如哪个术语是在历史上哪个时期出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以讹传讹，哪个词是由于南北口音 不同而发生变化及变化的过程，简直“神”了！与我以前认识的业界 老人相比，他的境界之高，高得不是一筹两筹：这些行话，大家只是会念，而王先生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基础，将近千条术语做了查证和校注， 这不仅是重要的学术贡献，同时显示出他不是一般的学者，学究式的 学者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实践基础。

        此外，我印象极深刻的是，王先生朴实，说话不张扬，不炫耀。在当时，凡圈儿里自称“高手”的人都爱卖弄，相互挤对、踩咕，显 摆自己能耐如何。王先生多为倾听，从不夸耀自己的学问，觉得不着 调的人，连理都不理。对明白可教的人，略说几句话，便能点醒。我立刻感悟到所谓“真人不露相，高人不咋呼”的深刻含义。这第一次 见面，他并没有说太多，但其间纠正了几处大家常说常用、但实有偏 差的术语，让我大为惊叹，也隐隐约约预感到，和王先生将会有不解之缘。

        当天离开王先生家，心里别提多愉快了。我喜爱古典家具，纯粹出于本真的爱好。可在当时，热衷古家具的人，京城上下屈指可数。我所认识的业内人，有民国时期打小鼓收古玩的，有修理家具的工匠，有骑三轮回收废品的板儿爷，他们所知道的，多是辨识木器用料以及初步的年代及价值估定，对一些较为特殊的物件，有的能说出来历，例如某件大案来自慈禧太后、又辗转经几个军阀或名人使用等等。他们不仅文化水平不高，人品和素质则更不敢恭维，但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吹得多，真学问少。我一度时常感到迷茫，甚至怀疑我这种与当时主流文化脱节的爱好，是否值得坚持和努力，困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那时候见到朋友，最怕人家问我在干什么。见到王先生后，知道自己选对了路。

        第一次见面，我自己觉得表现还不错，颇得王先生的赞赏。大约在十来年后，偶尔聊起来，他回忆了当初见我时留下的印象：那时社会上没什么人会对破旧家具感兴趣。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没有人引路，全凭本能去喜爱和感悟明式家具，且收藏的东西基本对路，问的问题在行，出乎他的意料。

        自此，我经常往他那儿跑。依那个年代“串门儿”的习惯，造访用不着预约，一般家庭都没有安装电话，也没法儿预约，反正我有时 间就去敲门，总希望能在他那儿多待一会儿。

        熟悉王先生的人都知道，早年，他为了弥补历次政治运动耽误的时间，真正是惜时如金，很少接待客人。大院儿外门靠近邮箱旁贴着一张毛笔书写的告示：“工作繁忙，恕不见客，请见谅。”外人来敲门，他往往半开门，探出头来说一句“我很忙，没时间”，就把门关上了。我知道，他对我是特别照顾。可是，我也看得出来，王先生很善于与业界的各种人士交往，从社会上摔跤、养鸽子、斗蛐蛐的到中国的文化巨匠，只要是有一定特长和技能的人，他都能与之很好地相处。但是对不同的人，他心里有明确的定位。你能感觉到，有些人好像跟他很熟，但不管交往多久都融不进去，似乎隔着一层大玻璃板。我自能感受到，当时我在他心中属于家具迷、土八路的范畴，让他把我视为他学人圈子里的同路人，还相差甚远。我知道，王先生一生经历丰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经过，在他面前，靠耍心眼、吹牛、抖机灵等招儿，绝对没用，即使骗得了一时，也蒙不了长远。 在与他交往的各种人中，当然也有这类人士，自认为聪明得意，其实骗不了王先生，他嘴上不说什么，表面上也不大看得出来，但心里“明镜一样”。

        回忆起来，王先生一生鉴人遵循的原则是：不听你说什么，关键看你做什么。要让他从内心承认你，唯一的途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出点儿让人信服的成绩。当然，从认识王先生，到他对我有了基本了解，再到他真正接受我，其间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永诀

        二○○九年的夏秋之交，王先生病重，后来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的ICU病房。我和妻子，每天下午会在规定探视的时间轮流去探望他。 王先生住院时基本是处于昏迷的状态，但病情还算稳定。

        到了十一月，敦煌大哥跟我说：“你看是不是应该安排他一些要好 的朋友来见见他了，应请谁来，咱们碰碰，通知安排一下吧。”我其实 在当时还抱有一丝希望，认为王先生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能挺得过来。 听了他的话，不由心里向下一沉。于是我就安排了三十位王先生熟悉的且平时走得比较近的朋友来看他。因为探视有时间限制，不能太长， 所以分成了几天来。一批批人来看他，其中像何孟澈、伍嘉恩等人都 是专程从香港和美国特意赶过来的。他们呼唤他时，有人说与王先生有眼神交流。此时此刻，我心里才意识到：已经很难挽回了，已经是最后的时间了。因此，我的心情特别压抑，心脏十分不舒服，但一直 硬撑着。

        十一月二十三号那天下午，我去看他。按照惯例，依医生说的促醒方法，我总会轻轻地在他耳边讲一些我和他共同经历的一些乐不可 支的往事，前几天他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这次他竟稍微睁 了睁右眼，似乎又露出了以往那样灵动的神态，但也只是闪现了一下，然后就又闭上了眼睛。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实际上是我与王先生最后的“永诀”了。

        回想今生，能够与王世襄先生结识，从当年二十几岁的一个愣头小伙子，到如今也已渐渐步入老年，三十多年风风雨雨，能有这样的

        一位良师，真是人生之大幸。受他的影响，我在事业和生活中也找到了真正属于我的天地，最重要的是，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所能够达到的境界。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多年的相处，让我们成了忘年之交。对王先生最好的怀念就是做实事。此次编写这本书，依然是按照王先 生一贯的要求，也是他最核心的要求：客观、真实。书中的内容一定 是全新的，不“炒冷饭”。我看过以前几本介绍王先生的传记，内容大抵是他的家族门第、生平履历、追索国宝文物的经历以及所受迫害和 平生成就等等。而这些方面，在我的这本书中将一律不再涉及。我希 望这本书能让大家对王世襄先生有一个更深入、更准确的认识，如果说以往对王先生的介绍像是一张素描，那么我希望我的这次摹写能像 一张色彩丰富的绘画，让人们认识一个更多面、更真实的王世襄。

        原本我想将我与王先生交往的事儿就“按下不表”了。但王先生过世的这几年来，我越来越感到，王先生高尚的品格和生前的很多生 活方式、思维方式、为人方式、处事方式，正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 极其欠缺的，他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我们这个正处于转型阶段的社会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对于克服现今的一些弊病有重要意义。或许是出于 说得好听点儿的“责任感”吧，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还是决定， 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这不仅由于其中有一些东西具有史料价值，而且也是由于它能留给我一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