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经济学教授华民:政府不能不顾生产率盲目加工资

孙丹

2014-06-04 13: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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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在上海论坛2014年年会上发言。   CFP 图

       
       2008年危机到现在,能看到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发达国家正在慢慢地从复苏走向恢复经济增长,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却开始陷入危机的困境。就中国来看,第一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的趋势已经结束,开始波动和贬值,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第二房价单边上涨的趋势结束,房价停止增长,所有投机房产的人利用杠杆产生的财务费用,没办法得到补偿,这就有可能导致抛售房产风波,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
       第二个现象是从目前发达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来看,可以发现危机是周期性的,它们的经济在2008年危机发生后走向衰退,现在又慢慢恢复了。但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危机,最后很可能演变成长期衰退。
       所以,我们有必要检讨这个问题,为什么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生危机后,最后会演变成长期衰退?我们想以亚洲作为一个案例来讨论,为什么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增长不可持续?
回顾历史,世界大分流中找原因
       按照哈佛大学的观点,在1800年以前,世界是多元的,并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世界没有太多的明显优势。但在19世纪,以英国为主欧洲走向工业化后才产生了一个具有支配意义地位的欧洲。
       欧洲的这种支配地位是如何实现的?
       从统计数据看,1800年发现这个分流,欧洲国家的经济往上走,大概一百年以后美国的经济也往上走,但1800年以后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在内的亚洲经济一直是往下走,然后一直要到大概1945年战后这些国家才有了经济起飞的机会。
       那么,西欧为什么能够崛起?根据我观察到的一些文献,无非是西欧首先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从内部角度来讲,通过改革走向人权、产权社会以后,突破了供给的约束,就是群众获得了创造财富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最重要的是有了产权的激励。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讲,做贸易突破了需求的约束,所以供给突破了约束,需求突破了约束,经济增长就开始了,这首先出现在欧洲。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对照亚洲,就会发现亚洲至今仍然有很多国家停留在农耕文明,对内是不改革的,对外是不开放的。对内部改革、对外不开放没有增长的机会,会贫困。贫困导致了战争和革命,限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这里面有因果关系。
       从对外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讲,因为停留在农耕文明,没有经济增长,没有竞争力就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失败者。于是在世界处在丛林时代、殖民主义时,亚洲必然会成为欧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是关于历史的简单讨论。
亚洲经济增长特征
       上世纪50年代开始,首先是日本经济崛起,上世纪70年代时“东亚四小龙”、“四小虎”崛起,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1992年印度对外开放,现在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亚洲成为新兴经济体,这是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但亚洲经济增长没有摆脱历史增长的痕迹,所以仍然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制约了成长。
       在亚洲经济增长的力度与周期以及可持续性上,经过数据分析会发现第一在时间上亚洲国家普遍要比欧美晚了一百年到两百年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在增长的力度上也是不够的。去掉规模因素后,会发现在经济增长率上亚洲国家明显不如欧美。这就是我们需要检讨的问题,为什么亚洲的经济增长达不到欧美的增长率?
       另外我们发现亚洲经济增长持续时间很短,日本基本上经过50年增长经济就开始衰退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到现在,经济出现拐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还有没有希望?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现在人民币贬值,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破掉,会不会让中国重新掉到一个所谓的中等收入增长的陷阱里。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亚洲经济增长确实有机会,但表现并不是最好的。
       亚洲经济增长的结构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政府主导,亚洲经济增长属于赶超型的经济,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二个特点是亚洲经济具有非常严重的外生性。在全球的产值分工链里面,研发和设计在发达国家,加工组装在亚洲,所以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外生性。研发设计在国外,销售市场在国外,并且依赖于资源进口。这就给亚洲经济造成很大约束,亚洲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亚洲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欧洲、美国,需要依靠自己所有的要素组合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
       第三个特点,走到今天亚洲国家通过经济增长在禀赋相似的区域经济里,形成了产品可替代、相互竞争的一个格局,很难形成经济联盟。如果说互补性的经济可能会有助于促成经济联盟的形成,但一旦变成禀赋相似、产品可替代的经济区域时,合作就变得很难。所以,最近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发现亚洲国家内生的这种冲突和矛盾在不断加剧。
       特别是在区域合作上困难重重。那么,亚洲国家合作上最大的障碍在什么地方?第一文化是多元的,很难形成共识。第二地理是分割的,这和北美大陆、欧洲大陆是不一样的,要素很难流动。第三产业替代率很高,阻止了区域经济的合作,无法产生像美国、欧洲那样的通货区,可以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使得亚洲经济增长成为不可持续。
为什么亚洲经济不可持续增长
       讨论亚洲的文献很多。萨克斯讲裙带资本主义或者家族资本主义限制了亚洲的经济增长,休·亨德利在GDP增长的同时,却没有创造人均财富,财富主要集中在政府,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这就好比没有鸡尾酒的鸡尾酒会,完全没意义。
       乔·史塔威尔说,亚洲很多国家没有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解决不了农民问题,整个国家在忙于寻租。“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模式。”这是保罗·克鲁格曼说的。
       在研究中,我收集到一些数据,形成一条很有意思的曲线,叫耐克曲线,就是亚洲没有走向现代国家,它可能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
       亚洲确实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基尼系数的增长原因何在?如果从一个图表上来表示,横轴是GDP增长,纵轴是就业增长,如果做一条曲线,经济增长2%,就业增长2%,这样的增长是被公平分配的,可亚洲大部分国家都落在三角区里,这说明亚州的经济增长没有实现机会均等。所以基尼系数就会扩大,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还有克鲁格曼讲的人力资本。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说,尽管很多亚洲国家很重视发展教育,但亚洲国家的教育是有缺陷的,特别是中国。如果按世界论坛2012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每一百个工科院校毕业生毕业后立马上岗成为工程师的,美国是81个,印度25个,中国10个。中国不是因为教育的投入不够,是体制。中国的教育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书写、背诵、考试。最后是为了升官发财,基本不增加人力资本,完全属于一种规范教育,而不是能力教育。但是,最成功的教育应该是把课堂里的教育和工作实践的教育整合在一起,亚洲很多国家缺乏这种做法。
       与此同时,政府主导经济增长也值得关注。从中国最近两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2004年这段时间,中国的税收增长的斜率基本上在15度左右;2004年进行收入再分配、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后,税收迅速增长,斜率几乎达到75度、80度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问题。这个统计数据背后是什么?是企业的利润率在下降,一旦企业税后利润率下降,资本、实体经济就会被消灭。实体经济消灭了,泡沫一定会发生。泡沫是不可持续的,迟早会破掉。所以,今天中国面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实体经济不断地被消灭,税收不断在增长,资产价格不断在上涨。这和政府税收有关。
       为什么亚洲经济会走向这样一条增长的道路?在我看来,亚洲经济为什么会不可持续增长,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选择了赶超,赶超急于发展就会忽略社会转型,从而走上了与美国、欧洲等国家经济发展不同的道路。(从图表中可以看出)纵轴是经济增长,横轴是时间周期,欧洲人花了两百到三百年时间并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社会变革奠定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社会环境。经济起飞,进入稳态的亚洲国家追赶,忽略了社会的变革,GDP短期拉起来了,但由于社会问题限制了经济增长,最后很多国家又重新回归贫困,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我的定义是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经济增长一定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关键的问题在经济增长能否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转型后的亚洲特点
       转型后的亚洲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文化是传统的;第二政治是近代的,谋求使用现代技术。传统文化压制了创新,所以亚洲国家基本上靠成本竞争,一旦成本提升了,它就会失去竞争力。政治是近代的促成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使得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处在内生的状态中,人民的创造性包括市场的力量都受到了压制。现代技术大部分是引进的,具有外生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
       非现代性增长突出表现在,第一是非制度化的市场经济,如果从内部角度来说,把市场仅仅作为一个交易技术,不是作为一个创造财富的制度安排,是不合规的对外开放。到处是贸易保护,最后增长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人人走向富有,而是强国。
       什么是制度化的市场经济?一个明确的产权系统来保证人们的财产权,一套可知性的规则和法规来约束个人之间的器乐,透明化的信息形成一套稳定的价格系统。在很多亚洲国家缺少这个对象。制度是缺损的,市场仅仅成为一种交易的技术,于是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洲国家里很多非制度化的市场,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掠夺性的政府和掠夺性的交易。
亚洲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应调整的东西
       亚洲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亚洲的问题在于改革,在于忽略了太多应该改革、调整的东西。现在到了应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重新采取行动的时候。亚洲国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有三个行动:
       第一,政策行动。控制成本、提高生产率,而非结构调整。今天所有人都强调要调结构,这是错的。第一结构是刚性的,是代际才能调整,五年的经济规划调整不了产业结构。同时这还会受到禀赋的约束。第二调结构就是把资源的配置权力集中到政府,不调结构就是把资源的配置权力交给市场和企业,所以调结构肯定是不对的。如果从经济学最基本的供求均衡角度来讲,我们怎么可以调结构呢?在全世界的高收入市场中,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以上的只有1.75亿人,全世界人均收入超过三千美金以上的中产阶级的市场为14亿人,全世界人均收入低于三千美金的接近50亿人。
       现在中国要调结构,放弃50亿人的大市场,去做1.75亿人的高端产品,卖给谁?供求能均衡吗?首先从供给角度来说,你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吗,是欧洲的竞争对手吗,是日本的竞争对手吗?不是。第二如果去做这些产品,你会有需求吗?这个市场怎么推进、促进?结构调不调,不是政府说了算的事情,一定是市场、企业、企业家的决策,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做的是控制成本,别把地价搞高了,别把工资搞高了。生产率没有提高,增加工资是在增加成本;生产率提高了,增加工资才叫增加收入。政府需要的是进行职业培训人力资本投资,不是调工资。
       第二,社会行动。即亚洲需要完成文明转型。欧洲人走过的那段路程,亚洲人必须要走的,那就是完成从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文化上要有变革,民众才有自主创新的能力,才有创新精神。由市场进行主导,取消产业政策,让市场在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改革是必须做的。
       第三,区域行动。亚洲的区域共同体是不可能建立的,前面也提到有很多天然屏障,地理位置、文化宗教多元化,没有共识等。但亚洲可以采取其他什么行动呢?
       第一贸易自由化,通过自贸区来突破。第二投资自由化,可以降低准入门槛。第三区域经济和平合作。没办法建成货币联盟,没办法建成通货区,但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防止亚洲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竞争性贬值,维护亚洲的稳定。
       (文字内容来自“上海论坛2014”,此处有删节。) 
责任编辑:卢雁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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