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适的“率性”与“做圣”

蔡炯昊

2014-08-26 13: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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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资料图

       1958年4月,胡适自美国回到台湾,接替朱家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卜居台北郊外的南港,与中研院毗邻,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国公学时代的学生胡颂平担任胡适的秘书和助手,到胡适1962年逝世,朝夕相处近四年之久,将胡适日常所言所行中精彩可观的部分按日期记下,编成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1984年)。读之令人如亲睹胡适之音容笑貌,亲切有味,可以窥见政论文字及高头讲章之外的胡适。其中不乏值得反复玩味的句子,对答之间有如《论语》之中孔子与门人的谈话,而胡颂平也在书中称读《论语》从胡适身上获得印证;而另一面,幽默隽永之语,有如禅宗语录,令人会心莞尔。罗志田教授曾以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为教育子女所编的启蒙诗中“率性”(出自《中庸》)与“做圣”二语概括胡适性格中的两个面向,从此书看来,大致不差,可以各举出若干例子来印证。
晚年仍坚持早年的见解
       胡适一生为学论政的主张前后变化极小,在近代学人中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一位,就影响论,在近代中国可与之相牟的梁任公便是流质易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前后主张相差很远。而与1949年之后在大陆影响极大,在台湾则被封杀,近年来又常常被思想界拿来与胡适相比较(尽管我认为比拟不伦)的鲁迅也前后变化甚巨。胡适此种前后一致大约与其刻意要“做圣”的念头以及多年的修身功夫是分不开的,到晚年,也可以说是内化到了一言一行当中,即如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胡适以少年暴得大名于国中,与其提倡白话文,竭力鼓吹新文学分不开,到晚年还常常坚持这一主张,评论诗文时常常可见,作文时也力求浅近,要让读者能不费力就懂。如他1960年4月25日对胡颂平说:“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给我一样的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很难的。别人写文章,只管自己的意思去写,不是为读者着想,我是处处为读者着想的。”(69页)评价古文时,胡适便不以众人评价甚高的明代归有光的几篇名文如《寒花葬志》,《先妣事略》为佳,认为语句都有不通之处,是因为当时口语已经不是古文,勉强为之,所以不能文从字顺,更无从传神了。唐宋之际提倡古文者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之所以能通,是因为读通了《论语》,《孟子》,《孝经》等先秦典籍,先秦古文正是当时的口语,所以是活的语言,活的文学,“中古时代,从三国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许多文章是不通的;因为活的文字已经死了,用死的文字来写活的语言,所以很少能做通的。”(77页)
       又如胡适早年《文学改良刍议》中主张不用典,1960年12月26日《公论报》的女记者宣中文拜访胡适,胡适和她谈起报章上的一篇文字《梅贻琦重获健康》中有如下句子:“这逃避无踪的病中岁月,对梅部长真是‘燕莺过后雁飞去,细数浮生千万绪’。”胡适认为不好,说:“你为什么不开门见山的写?为什么要用这些套语?”并且指出她引晏殊词句的错误指出,接着又不失幽默地说:“该打,该打手心。”(100页)
       至于诗词,胡适主张也是一如早年选编《词选》时的态度,力求口语化,生活化。一次胡颂平背起苏东坡的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胡适说这首词是首好词,其中只有一句不好,就是“家童鼻息已雷鸣”,说:“你也曾听到过儿童熟睡时的鼻息如雷鸣吗?儿童是没有鼻息的,就是有鼻息,也决不可用雷鸣二字形容。这就是说得太过了,这是东坡的偷懒,不肯造句……作诗填词,都不能用凑句,虽然七绝只有四句,只要能做到没有凑句,就很不容易了。”(71页)
       胡适论诗,认为看一个人的诗写得好不好,要看他的绝句,大约也看能否不凑句而来,因而对于许多过去评价很高的诗很不以为然。1961年12月5日,胡适病中与胡颂平谈起:“你看完陈三立《散原诗集》吗?这里面没有一首诗使我感动的。像杜甫《秋兴》八首,我总背了几千遍,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律诗像缠小脚一样,过去大家以为小脚好看,但说穿了,小脚并不好看;律诗也没有道理。”(256页)杜诗之中,《秋兴》八首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名篇,而胡适却以为不通,更以缠足比喻律诗,可见胡适心中律诗的地位了。数十年来,态度并无大的变化,相当一致。胡适晚年还念念不忘有机会要完成《白话文学史》的下卷,然而终于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也是一桩憾事。
新思想与旧道德融于一身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文学上的主张与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不能分开来看的。论者每每认为胡适对文言文立论过苛,而事实上,胡适作文作字心中都存有一读者(如前引之文),做事更是常常从细节处便替人着想,并且认为世上最为可耻的事就是摆出一副生气的脸给人看,这大概与早年丧父跟随母亲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的大家庭中的生活经验有莫大的关联。小到折信纸一类事情,胡适都能考虑到收信者的方便,某次和胡颂平谈起:“外国和中国信的折法不同,他们是把有字的一面向里折,不要折得太整齐,就是说不要对折,上面的长些,下面的短些,那么人家拆信之后很快可以打开信纸来看了。这样小小的事情,也要为别人着想。”(183页)可见胡适细心之处,读之令人感动。又如写字,胡适也是一笔不苟,力求个个字清楚,认为“字写得规矩与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是否负责任。你写的草字叫人家认不得,你就对你的朋友不负责任了。”(234页)而直到逝世的当天下午要参加中研院新任院士的酒会时,胡适还催促胡颂平要早些前往会址,不要让人家久等。
       于细微处,可见胡适修身功夫一斑,这与其出身于“僧道免入”的理学家庭,或不无关系。胡适逝世后蒋介石所赠挽联词曰:“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可谓知人之论。在胡适身上新思想与旧道德实是一体两面,相得益彰。傅斯年中年之后曾说:“我们这批人思想上可以说已经西化了,但是安身立命处还是地道的中国人”,也是这一层意思。
       胡适晚年受人攻击,大陆上自不必说,台湾及海外一群“新儒家”认为他贬低中国文化,鼓吹全盘西化,以致异端邪说兴起,是大陆沦陷的主因。持此种论调者其实不知胡适,所以书中屡有提到胡适连看都不要看这些文字,并说看了也不会生气。相形之下,胡颂平记下攻击胡适的徐复观之流的言行就让人不能恭维了,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中的一篇文字中对胡适进行漫骂,语调近乎人身攻击:“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词句,来污蔑中国文化,污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而徐复观在1958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则甚为谦恭称:“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云云。以此观之,标举儒学而前后言行不一致,主张且不论,而行事若此,似不足以当儒者之名,遑论所谓“新儒家”。
       儒家首重修身,以今天的话来说可是说是主张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胡适虽从不自称儒家,实际上却得了先秦儒家的神髓(无独有偶,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处于同一战线的周作人中年以后自称儒家),颇值玩味。可见新文化诸人的思想底色中,传统因素的比例还是相当大,大概幼年受过几年私塾教育,与后几辈从新学堂出来的学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做圣”的胡适也有“率性”的一面
       谈毕“做圣”的一面,“率性”的一面自也不能忽略。胡适讲话风趣,常常引人一笑,而又决不浅薄庸俗,前引打手心的事例屡屡见到,胡颂平某次不按时回家,胡适也称须打三下手心。一次蒋廷黻在胡适病中来探望,说小孩子不听医生的话,该打屁股,胡适便连声说听话听话,作儿童状。
       又如谈到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说:“世界各种文字的怕老婆的故事,我都收藏了。在这个收集里,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4页)而某次陈雪艇请胡适吃饭,胡适不同意,戏称未经太太允许而擅自带客人回家吃饭,是美国妇女离婚的48个理由之一。直到对方说是女儿做饭胡适才欣然前往。而胡颂平不几天不回家,胡适故也作严肃状说:“我的PTT证(怕太太证)不能颁发给你了,因为你还不够资格。”以此来调侃下属。此类事例还颇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读者可自行搜寻。总而言之,胡适晚年的“率性”性格并未减退,还是随时显露的。
郭沫若、冯友兰及其他
       此外,该书予读者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几处:一是关于与胡适有过来往的人物的轶事,如关于郭沫若的,胡适某次提到:“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76页)。这一抱一吻将郭的行状描摹得淋漓尽致,有了这层知识,得知其后来的种种肉麻谄媚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则关于冯友兰,“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一九五零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169页)这段话也是很传神的,冯友兰随风倒的毛病别处也曾见过,而贪小利则是首次知道,倒是与何兆武笔下爱当二房东的吴晗有几封相似了,可谓难兄难弟。
       一是彼时台湾社会一般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好学的风气。胡适某次夜里乘车回家,一军官立于路旁说要向他请教,还说一直读他的书,很有收获。而一位驻守马祖的兵士也来信求教不同版本的《出师表》中一个字的异同,胡适读信之后甚为嘉许,认为在军中图书不足的情况下还能做这样的小考证。以我的有限经验,今日军人当中,如此好学之人,可能已经不多见。胡适心脏病发住院后,还有台湾中部的一位小学教师要前来拜访,说一直读他的书,得知他病了,要告诉他家传的治心脏病的偏方,虽然这位老师不知道心脏病还分好几种,但总归令人感动。身处流行文化压倒一切、传统阅读日渐式微的时代,看到这几则事例,便只能心向往之了。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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