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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镇3个越南打工家庭,家人盼男人们尽早回国
一个急切等待父亲归来的孩子
“爸爸说了,他今年7月就要从越南回来啦!”李隆辉说起父亲李小勇时,眼睛总是睁得很大,嘴角上翘。
今年13岁的李隆辉是岳溪小学6年级的学生,本来今年应该升初一,但因文化成绩不达标被迫留了一级。
自李隆辉懂事起,李小勇为了生计早已常年奔波在外,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李隆辉的奶奶说那是她10多年前去深圳打工时被殴打所致的。
李隆辉的家离学校有30分钟的路程,他说自己不是最远的,最远的一家早晨6点从家里出发才不会迟到。
穿过条条小巷,来到一个门面。一名褐发老人端坐在门前。一段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杨秀群赶忙拿出了板凳招呼澎湃记者坐下。杨秀群今年71岁高龄了,敏捷的身手,清晰的口齿,乌黑的秀发,给人感觉她只有50多岁。
父亲一直在外打工,母亲精神又不太正常,李隆辉和李庆玲一直是由杨秀群一手拉扯大的。尽管李隆辉的学习成绩较差,但凭借自己168CM的身高,他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一片“天地”。篮球,足球,乒乓……这些都难不倒他,这让他对自己将来进入体校增添了更多的信心。
李小勇之前一直在广州做打工,做家饰,每月能给家里寄回一两千元。2010年,李小勇找亲朋好友凑了7万元,贷了10万买下了镇上这栋房子。一楼是门铺,简单地刷了道墙,二楼是自己搭的板,平时母亲一个人睡二楼,李隆辉和杨秀群挤楼下的小床。
杨秀群说,由于房子还贷压力大,再加上家里还有病人需要照顾(李隆辉的爷爷在2010年检查出身患多种疾病从而卧床不起,半年前去世),去年下半年,经在广州做生意的台湾老板介绍,李小勇打起了走出国门到越南打工的主意。
杨秀群听到儿子准备出国的消息后,很是支持。杨秀群认为按他们的条件,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国外,加之老板说这份工作的收入会比之前要高出两三千元,算下来月薪能达8000元,于是杨秀群同意了这趟“出国打洋工”。去年7月,李小勇乘上了飞往越南的班机。
然而,去年11月,李隆辉的爷爷离世了。一年只在春节回家一次的李小勇破例乘坐飞机回到了岳溪,那是李隆辉最开心的4天,“爸爸在家里,感觉这才像一个家”。
不过短短4天后,迫于生计的李小勇再次前往了越南。这一来一去,机票钱一万多元,花光了李小勇所有的积蓄。
李隆辉的母亲因患有精神疾病,多次被工厂拒之门外。由于母亲没有工作,父亲去越南后的几个月也没能寄回钱来,2013年杨秀群家的生活过得十分节俭。水电气费一个月加起来80元不到,肉也很少买,偶尔亲戚朋友会送一点,蔬菜都是从老家插腊村拿过来,杨秀群说李隆辉不挑食,几乎什么都吃,这对她来说是件好事。
就这样,杨秀群靠着每月有90元的农村养老金,老家每年退耕还林有3000元补助,还有之前攒下的一点存款,勉强熬过了2013年。
2014年,李小勇依旧没能给家里寄钱。今年姑姑装新房,考虑到当年李小勇买房时姑姑借了2万元给他,他将在越南打工的收入还了姑姑的借款。
5月13日,杨秀群和李隆辉在电视上看到了越南反华暴乱,李隆辉立即拨打了李小勇的手机。杨秀群说,李小勇到越南后专门买了一张打国际长途的电话卡,每天都会给家里打一通电话,所以要通过电话找到李小勇也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电话那头,李小勇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慌张,他在电话中告诉婆孙俩虽然工厂被砸了,但是自己并未受伤,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大概7月会回国。
在确定了李小勇平安后,婆孙俩总算是安心了下来。李隆辉得知父亲7月回国的消息后十分高兴。
杨秀群说,李小勇这次回国后可能会留在插腊村(岳溪镇下面的一个村)忙一段时间农活儿,短时间不会外出。
她一人撑起4口之家
韩中会的丈夫向以国早在7年前就远赴越南。韩中会一人在家里照顾一个老人和三个孩子。
已经28岁的大儿子由于先天性脑瘫,生活起居全靠韩中会照顾;二女儿20岁,在重庆读大专,靠着做兼职挣的钱供养自己;小儿子17岁,在开县读职校。除了三个儿女,家里还有一个老妈妈。
韩中会说,丈夫在越南打工,工资发的是美金,折合为人民币大概月薪能达到5600元,这工资比在广州打工高了一半多。
在东莞做家饰的向以国也是经台湾老板介绍后决定出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韩中会是很激动的。“我们这个条件也没钱出国,正好让他出去看看世界。”然后向以国通过面试(韩中会说当时的面试是“5进2”,通过面试后韩中会很是自豪),提着行李乘上了前往越南的班机。
由于家里没有了收入,韩中会只有靠之前丈夫在广州打拼存下来的一点存款加上二女儿每月寄回的400元,再加上大儿子一年1000元的低保,勉强过日子。
向以国出国打工的第四年,开始向家里寄钱,由于越南开支较大,一年只能给家里寄回1万多元。2009年,他们在岳溪镇花费4万元买下了现在的居所。尽管向以国每年只回来一次,但他在越南那边办理了另外一个手机号,专门用来和韩中会通电话,几乎每天,韩中会的手机都会出现一个来自越南的电话号码。
今年由于厂里效益不好,向以国被迫转了两次厂,留在越南的存款也几乎快花光。不仅如此,几个月前,家中的老妈妈被附近一家门户掉下来的窗架砸中,砸断了右脚。
韩中会找亲戚朋友凑到了10多万元,总算是把老妈妈的性命保了下来。
关于医疗费用的赔偿问题,韩中会选择了走法律途径。可被告一直处于“失踪”状态,法院的传令都过了2个多月,还是没能找到被告。
上天对韩中会一家的“眷顾”还没结束,5月13日,韩中会的手机一如既往地响了起来,可韩中会这次听到的并不是平时那样从容的声音。
“电话那边不停地传来砸玻璃的声音,还有一些人在大吼大叫。我丈夫在电话里悄悄给我说有人来闹事砸厂房,今天下午已经闹了三次了。”还没说完,电话那边就断掉了,韩中会急忙打了过去,电话显示关机,急得韩中会连第二天的午饭都没吃得下。
下午,韩中会期待已久的手机总算是再度响了起来。向以国告诉她,自己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向以国向韩中会表示自己不想留在越南了,韩中会非常同意。向以国还说已经买了一张从柬埔寨飞往东莞的机票,打算回东莞继续找事做。
“上天确实对我们不太公平,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韩中会笑着回答。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家庭主妇
5月21日,经附近邻居介绍,澎湃记者来到了陈丽(化名)家里。陈丽育有一男一女,大女儿在浙江打工,小儿子在镇上上初一。因为老公黄平(化名)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只有陈丽和小儿子两人居住。
1990年代,夫妻俩在深圳打拼多年,回家盖了这栋房子,一直居住到现在。由于房子盖得早,陈丽已经忘记具体的花费,只依稀记得2-3万元。
房子有三层,一楼并没进行太细致的装修,二楼为居住楼层,地砖,沙发,彩电,冰箱,价值4000多元的洗衣机(这是陈丽最为自豪的一个家电)。
在黄平去越南打工后,这些高档家电便逐个被“请”进了家门,家里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因为家庭成员不多,三楼用来做储物间,几乎没有使用。
黄平早在2002年就远赴越南,目前在越南一家公司当中层管理人员,月收入高达8000多元人民币,陈丽说每月丈夫能给家里寄回5000多元。家里就妻子和小儿子两人生活,这在村里已经能算得上是“小康水平”了。
随着家境的“蒸蒸日上”,有点存款的黄平曾不甘继续为别人打工。就在今年,黄平将家里的30万元拿出,与几名好友一起投资,在越南搞了个厂。但没做多久,厂子就出现亏损,于是黄平只好退出这笔生意。
生意倒是退出了,但是投资进入的30万元一直没能收回来。万分急切的黄平只好回到了以前的单位继续上班。
13日,在电视上看到越南发生反华暴乱的新闻后,陈丽焦急不安,立刻拨打了丈夫在越南的电话。在电话另一头,丈夫的声音断断续续,说自己目前应该没危险,但是厂估计保不住了。没说几分钟,电话就断了。再次拨打,电话显示已关机。
这个消息无疑给陈丽一记“晴天霹雳”。陈丽喊出另外两家去越南打工的家属,一边哭诉丈夫的遭遇,一边商量把丈夫平安送回的对策。商量了整整一晚,也没得出个结论。这个夜晚,陈丽没能睡好觉。
次日,陈丽再次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丈夫说昨日关机是因为当晚逃出工厂时忘记带走充电器了,现在才把充电器从工厂里取回来,并且告诉陈丽不用担心,自己现在很安全。
不过,黄平决定在越南再待一段时间。因为“毕生积蓄”还未收回。
“钱自然是很重要,但是人比钱更重要啊,当时他说过段时间再回来,我在电话里是很反对的。但是我又拗不过他,只能随他去了。”陈丽说。
22日早晨6时26分,澎湃记者接到了陈丽的来电。陈丽说,她昨天接受澎湃记者采访时说的丈夫的收入和投资款项数据全是假的,当时心想多说点,或许政府之后会补贴得高一点。陈丽说,丈夫的月收入只有六七千元,投资的费用也并非30万元,只有25万元,目前已追回10万。
挂断电话后,大约过了5个小时,澎湃记者再次接到了陈丽的电话。
陈丽这次以非常确定的口气说,她已经去过当地派出所核实澎湃记者的身份,要求澎湃记者删除所有的采访内容。
陈丽一系列疑神疑鬼似得的举动,看似无厘头。但一名丈夫常年不在身边的女人,她真的缺少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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