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部委官员高调离职，第三波官员下海潮会不一样吗

        5月31日，奇虎360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证实，原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依照组织程序辞去公职已获得批准，正式出任360公司主管市场部的副总裁。

        这是今年首位“弃政从商”的中央部委在职副厅级干部。

        该负责人称，陈熙同依照组织程序向原工作单位提出辞职申请获得批准后，于5月30日正式到任，正在熟悉相关工作。

        据大公网报道，当天上午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兼CEO周鸿祎亲自到质检总局迎接陈熙同上任。质检总局近百名司局和处级干部、同事为其送行。随后，质检总局办公厅领导代表总局亲自送其到奇虎360上任，并参观了奇虎360公司。

        到质检总局迎接、众多官员送行，以往为人极其低调的陈熙同，这次“跳槽”却显得异常高调。公开的资料显示，陈熙同199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长期在质检系统工作，从事新闻相关工作，除了公开的发布会网上鲜见其个人资料。为人低调的他，很少公开露面，最近的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央视主题为“让消费更有尊严”的“3•15”晚会上，陈熙同身着黑色西装，白色衬衫，蓝白相间的领带站在发布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

        陈熙同之外，今年还有银行官员进入企业担任高管。

        3月，网传前杭州银行行长俞胜法出任阿里巴巴网络银行行长。

        《21世纪经济报道》4月的报道证实了这一消息。该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日前俞胜法(原杭州银行行长，拟任阿里银行行长)已经正式开始在小微金服集团开展工作了，“筹建思路是，未来的阿里银行将以阿里小贷为主体。”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广州也因为多名官员离职，引起关注。

        根据《南方都市报》，广州萝岗区2月11日召开的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决定接受王建新辞去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的请求。

        有消息称，王建新的去向是央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有不少人猜测此次王建新调动，可能与区划调整有关。

        这是半年内广州第四个离职的处、厅级干部。

        《南方都市报》1月1日报道，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管理委员会主任覃朗也于去年11月辞职，目前已到一家房企任职。覃朗此前曾任白云区规划分局局长，处级干部。据悉，白云区高层曾出面挽留，但没有成功。

        43岁的覃朗在白云区任职近20年，在城建规划领域任职时间约占一半。去年5月起，其开始担任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管理委员会主任。

        南都记者2013年12月29日致电覃朗，他表示辞职从商并非因为官场压力过大，“只是出于个人未来的考虑”。“在企业相对没那么累，但无论在什么岗位，只要想做好，压力都不会小的。”

        早在2013年9月，广州已有两位明星官员宣布辞职从商。

        去年9月5日，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称，陈伟才任公司副总裁。辞职“下海”前，陈伟才是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被誉为广州警界“新星”。

        跟着，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含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也被证实辞职从商，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媒体报道时指出，孙雷是广州的“博士区长”，离职前，曾有广州市主要领导出面挽留，但未能留住。

        事实上，除了陈伟才、孙雷这样的明星官员外，也有一些官员在低调中辞职出走。

        在2013年七、八月左右，广州某中心老城区的旧城更新改造办公室主任（处级干部）也辞职下海，到一企业任高管，对自己的选择，这位官员曾有过如是感叹：“本来就不是什么‘官’。现在只是换个岗位继续为社会服务而已。”

        据《南方都市报》4月23日的报道，2013年以来，广州市已有6名处级以上官员辞去公职后进入企业担任高管。

        对公开信息的梳理发现，最近8年来(即2007年至2014年初)，广州市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有8人出自城建系统(曾长期在国土、规划、建设部门任职或分管城建工作)，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

        一位猎头公司人士介绍，不少地产公司直言需要有政府背景的人才，“他们有自己稳定的渠道，从不会公开招聘。”

        也有官员在辞去公职后，选择从事法律行业。

        根据《东方早报》报道，2013年12月10日，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将廖曜中的人事关系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才交流培训中心，这标志着他正式辞去公职。

        廖曜中，1970年8月6日生，湖南衡南县人，现年44岁，曾任湖南衡阳市衡阳县副县长、市司法局副局长、中国国际商会衡阳商会副会长，副处级干部。

        2011年10月10日，他与时任衡阳市司法局局长万春生在“进干部”人选上产生分歧，继而在党委会上“互殴”，引发关注。

        廖曜中是这样描述自己25年的公职生涯的：从农村乡镇干起，坚持自学成才，对中国基层政权建设非常熟悉；有着县级领导的行政管理及经济管理经验；学习、研究、工作两不误，理论实践相结合，成绩显著。

        同时，他又是这样总结自己官场感受的：拉不下面子，送不了礼，书呆子一个。

        据《新京报》报道，去年10月24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律师对外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辞去职务，正式加入锋锐律师所。

        黄力群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已56岁，算是“提前退休”。“卸任的想法则差不多有3年了，这些年请辞过几次都没通过，这次领导终于点头。现在算是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当诸多的零星个案接连出现时，人们不免会猜测：中国会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吗？

        此前，我国已有过两波官员下海的热潮：第一波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第二波则出现在党的十六大前后，从时间段上看，集中在2002~2003年。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的 “南方谈话”鼓励了大批干部下海经商。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数据，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如今，他们中的佼佼者已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商界精英。

        《南风窗》报道认为，严格说来，1992年的下海潮是全民下海，除了一大批机关干部，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等其他领域的社会精英也纵身一跃，跳入“市场”淘金的洪流中。

        文章认为，这一集体行动的更深层影响则在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从此开始了猛烈的转向，中国的精英群体也开始分化：从“学而优则仕”转向了投身商业，追求并拥抱财富。

        “92派”官员下海的示范效应也在悄悄影响着下一个10年的精英们的选择。

        在2002~2003年前后，当整个社会的环境再次发生变动时，又一波官员下海潮蜂拥而至。这次，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县处级乃至厅局级官员纷纷下海的案例，最惹眼的则是江浙等沿海地区。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3月，该省共有125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其中就有9名厅级官员，其中大部分发生在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

        2013年以来，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腐风暴、福利改革……催生了公务员的新焦虑症，越来越多的官员想跳出体制，酝酿第三波官员下海潮。

        《中国经营报》的报道《公务员“下海”：纠结的选择》用沈阳几名基层公务员的故事，展现公务员工资、政府体制改革与中央反腐对公务员的影响。

        《新京报》讨论了公务员离职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文章认为，官员辞职再就业，虽是个人自由，但类似从房管局到房企的转换，却暗含着“权力期权化”的风险，存在着利益输送的嫌疑。这样的官员“华丽转身”，有可能冲击市场秩序，折损政府公信力，值得警惕。

        公务员法有明确规定，领导成员离职3年内，其他人离职2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但是“与工作业务直接相关”、“其他盈利性组织”等表述比较模糊，在现实中很难直接对应；更重要的是，相关问责条款有“虚置”之嫌。

        有一个例子。5月6日，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家质检总局国际合作司原巡视员赵宝庆驻美工作期间，未向主管部门和领导请示报告，擅自参加美国某公司的面试，后其回国并提出提前退休申请，在拿到退休通知次日即与该公司签订了正式工作合同。

        赵宝庆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从该公司离职。

        尽管干部离职可能给政府带来负面影响，但习近平在任福建省省长和浙江省委书记时，他对于官员下海的选择保持了开明的态度。

        当时，习近平的下属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党组书记游宪生在2000年下海，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2003年也选择这条路。对于两位下属的选择，习近平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在接受CCTV记者访谈时，习近平说，干部下海就业是他们的一种选择权利，“政府对干部的选择和干部对事业的选择是双向选择”。

        习近平当年在柘荣县考察时告诫官员当官不要以钱为念，要以理想为基础，“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干部当谨记习近平的话：“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