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1950：南下干部是如何压倒地方干部的？

        受“材料话语”的制约，相当长时期内，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地方党史工作者，亦或是欧美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一般从已知历史结果的“后见之明”出发，倒推认为，由于在土改政策上存有较大分歧，南下干部与广东地方党干部结束了建政初期因“胜利喜悦”而短暂共度的“黄金岁月”，双方逐渐走向分裂、对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陶铸为首的南下干部借广东地方党干部土改“右倾”、“未能发动群众”为由，将以方方为代表的部分广东地方党干部打为“地方主义”分子，进而开启了对中共华南地方政权的权力重组，是为广东第一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之滥觞。

        诚然，或考诸当日的部分档案文献，或透过部分当事者的后来回忆，可知南下干部与广东地方党干部的正面公开冲突确也出现在1950年10月广东三县土改试点正式展开以后。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在此之前，双方就如官方掌控的媒体所叙述的那样，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事实上，由于语言隔阂、生活习惯的差异，还在革命战争时期，不甚和谐的声音，就曾闻诸于广东籍中共干部与其他省区干部之间。

不和谐的传统：广东地方干部“不团结”外来干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于不满从华南等地来延安的干部经常搞小圈子聚会，喜欢单独聚在一起“吃狗肉”，有人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认为这是广东籍干部不团结其他地区干部的例证。1946年，抗战结束后，依照国共双方协定，中共领导下的广东地区抗日游击武装北撤胶东解放区，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据时任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部分调入两广纵队的北方籍干部、战士，对从广东北撤而来的干部颇有微词，认为他们有山头主义和“分江分派”的观念，很难与之“打成一片”。其实，战争年代，广东籍干部与来自其他地区干部处理不好关系的问题，并非陕北、山东等北方解放区所独有。远离中央的广东游击区内部也出现了本地干部“看轻”外来干部，甚至“不欢迎”外来干部，进而引起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不满”的现象。

        随着广东地区的解放，革命成功的兴奋暂时掩盖了可能显现的矛盾，外来干部与广东本地干部确也一度关系较为和洽，出现了少有的“蜜月期”。由于双方关系较好，当日有不少南下干部和解放大军干部来广东后，“与本地女同志结了婚”。部分本地干部也为南下“老大哥”严明的纪律、正规的制度所折服，甚至在私人日记中发出了“南方太落后了”、“终于有一天在北国里吧！我远走北方，丢下南方不理了！”的概叹。然而，团结、交好可能仅是中共建政初期南下干部与广东地方干部关系的一个面向。当“革命的狂欢”为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所取代后，对峙、冲突随之浮出水面，双方关系逐渐趋于紧张，恐怕才是大势。

建政初期的隐患：“权力蛋糕”分配不均，语言不通交流不畅

        由于语言不通，以致工作与生活中遇到诸多困难，是北方干部进入华南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如解放军进入广州后，由于“指战员大多是外省人，语言不通，情况不熟悉”，以致广州社会治安一度相当混乱。又如有北方干部就因“不懂广州话”，在交谈工作时“不得不助于笔才能沟通”，影响了工作效率，造成了不少麻烦。就连原籍广东梅州的李坚真，也因长期远离故土，回广州工作后出现了“语言不通”的问题。虽然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这些困难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地克服，但部分南下干部却因此也出现了不安心在广东工作的负面情绪。

        复因在干部分配上，方方以及时任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的黄松坚，将从北方调来广东工作的一批县级干部任命为县长（二把手），而提拔本地干部为县委书记（一把手）。部分南下干部认为，自己资历与能力都不比本地干部差，却得不到重用，感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进而将源于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引出的不良情绪转化为对本地干部的不满。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不协调”问题开始显现。

        就在部分南下干部因待遇问题对广东本地干部流露出不满的同时，部分广东本地“旧干部”同样由于认为解放后自己“发展慢，升得不快”，出现了“心情波动”和“不满”等问题。尔后，这类“波动”转变为对南下干部的“不尊重”。 少数落差较大的地方干部更是“因级别待遇低”和“有功臣思想”，对“个别北方干部以老大自居不满”，编了一些牢骚话，说“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迟革命”。

        面对中共执掌政权后“权力蛋糕”的重新划分，南下干部与广东地方党干部“工作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双方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私下的个人牢骚，开始演变为公开的、有组织的相互批评与攻击。

相互攻击：地方干部“是土匪”，南下干部“好争利”

        南下干部以“作风不良，游击习气甚重”，首先表现出瞧不起本地干部，进而出现公开斥责本地干部的情况。早在1949年11月，广州城解放尚不满一月，时任广州市军管会秘书长的萧桂昌就在华南分局常委会上表示，由于“思想还没有弄通”，部分外来干部出现了“不愿和地方干部合编小组”，共同工作、学习的情况。而作为南下军队干部领导的赖传珠，则在该次会议上不但对本地干部“思想准备不够”提出了批评，他并认为广州解放后，治安较差、社会秩序一直难以恢复正常，主要是本地干部工作不努力，“只想要东西”，“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注意汽车、房子问题”。赖传珠等人的讲话流传到了一般干部耳中后，部分南下干部认为有了领导撑腰，甚至出现了当面指责广东地方干部是“土匪”的现象。

        由于远离中共中央，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城市地下工作，较之南下干部、解放大军而言，部分广东地方党干部的确有诸多不“正规”的地方。广东解放前后，曾任职华南分局机要科科长，长期在方方、尹林平等广东地方党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粤籍干部杜襟南在其日记中就曾多次提到，革命战争时期，方方领导下的华南分局机关不但开会、工作随便，是“手工业式，漫谈式”的，而且部分干部尤其是新参加革命的年轻干部“比较散漫”，政治警惕性和纪律性都不高。因而当杜襟南在赣州首次接触到解放大军的“正规制度”，并听到有北方干部指出华南地方党干部“艰苦工作作风是好的，但正规化思想大大落后于形势”后，他也在日记中写道，广东干部“当前第一步是教育正规化思想，学习建制，要实行，要习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然而，广州解放后，诸如赖传珠所言的到处“要东西”等“不正规”和“游击”作风等问题，却并非地方党干部“一家所独有”。南下干部同样也有穿拖鞋、犊鼻裤上班，工作作风散漫等问题。而进入广东的南下解放大军，非但纪律不佳，“作风恶劣”，且“好争利”。私下倒卖粮食和汽油不说，还长期占据驻地老百姓的房屋拒不归还。甚而有不同部队间因做生意，“分得不匀”，出现了“自己在吵起架、闹摩擦”等情况。这些问题同样也招致了广东本地干部的不满和激烈的批评，认为南下大军“靠功绩说话……是天怨人怨”。就连性情温和，一向稳重的叶剑英也公开斥责部分南下大军是“王八旦们”。

冲突升级：缓解矛盾的常委会开成了“批斗大会”

        针对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日渐升级的对立、冲突，华南分局于1950年4月11日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试图协调解决这一矛盾。然而，由于在此之前，华南分局的上级领导机关中南局已经定好了调子，认为解放后广东地区工作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部分广东地方干部“思想上没有明确认识，我们必须依靠大军，依靠解放区的干部，依靠这些有长期与敌人作斗争有经验的人、有经过战争考验的人。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搞好工作”，加之广东地方党干部的代表方方并未到会，因而会议本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却反成为部分南下干部对地方干部的公开“批斗大会”。

        会上，赖传珠、肖向荣等解放军南下将领，一反之前的客气态度，不但否定了华南党组织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取得的一系列功绩，认为需要对广东三年的游击战争作重新评估，且指出由于广东地方党组织是“抗战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没有经过严格的阶级斗争，“阶级观念薄弱”、“思想糊涂”。他们认定，广东解放后出现的干部不团结，正是因为地方党干部思想、组织的不纯，以致出现“自负”、“不虚心”等问题所引起的。

        迫于压力，尹林平、梁广等长期在广东工作的地方党领导干部在会上对地方干部“作风不纯”等问题做了检讨。他们承认“过去广东干部都有些山头，作风上包办、专揽，不正派，中央的文件也很少看到，在游击环境中更如此，因此在工作政策方针上是不成熟的”，加之解放后“有太平乐观观念，因而产生麻痹思想”，故出现了“干部作风不纯，下层机构不纯”的问题。尹、梁等人表示，“广东本地同志”只有向“南下同志学习”，工作上的偏向才能够“在大军帮助下改变过来”。

        据列席旁听了会议的杜襟南在其日记中写到，4月11日分局扩大会议后，认定中国革命胜利是“大军功劳”，本地干部在广东解放后“不服从南下大军领导”、“存在浓厚的游击作风”这样的观点，在随后几天华南分局的各种会议上再三被各“军区首长”（即南下解放军领导干部）反复强调。这引起了许多广东地方党干部的严重不满，他们认为这些对广东干部的指责“许多不是事实，观点也不对”，听了以后“令人刺耳”。

局势渐趋明朗：地方干部的妥协

        迟至此次分局扩大会议半个月后，方方才回到广东。就在方方甫抵广州当日，杜襟南即向他反映了相关情况。由于会议已经定了调，对地方干部指责的舆论氛围业已形成，虽然方方谈了自己对南北干部团结问题的看法，也认为不能完全抹杀革命战争时期华南党组织的功绩，并表示广东工作出现问题的地方都是新解放地区，在“老区（即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地方党开拓的解放区、游击区）可没这种现象”。但在南北干部孰是孰非问题上，方方并没有表态，他只是要求杜襟南等人“应谦虚学习，不可去争”。

        由于认定华南党“组织不纯”、“排外思想严重”，是南下干部与广东地方党干部关系交恶的首要诱因，业已成为华南分局多数领导干部乃至更高层级党组织的“共识”。尽管广东地方党干部对此未必服气，但如若再作解释或抗议，反可能遭致更多的批评与误会，因而方方“谦虚学习，不可去争”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或可说是地方干部在这一问题上的“妥协”与“默认”。

        华南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后，尽管又召开了分局高干会议，决定全面展开对广东地方党组织的整风运动。但认为广东干部“未经严格的斗争考验”，长期远离中央，“立场不稳”，对敌人估计不足，“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却成为南下干部、解放大军干部在嗣后政治运动中不断非难地方干部的借口。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间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直至方方等地方党干部领导下的广东土改运动运动正式展开后，南下干部终于借运动未能“迎合群众要求”，存在“右倾”、“和平主义”等现象，并将问题的出现，归结为本地干部领导下的广东“基层党组织不纯”所致，进而借最高领袖的名义，打出“反地方主义”的旗号，开启了对广东地方党干部的大规模清算。或可说，1950年前后，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磕磕碰碰”的关系，多少为这一切预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