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世界地图之后的晚明人

        “你可能看过万历十五年，对万历皇帝印象不佳。但是，你看那个时代，无论是学者、艺术家，都是大师。”

        台湾收藏家何国庆着一身粗布中装，说话不徐不疾。老先生近期携52幅明代书画来沪办展。无论参加开幕式、办讲座，所述不限于书画，而是书画背后的“大时代”、华光璀璨的“晚明人”。

        “晚明人”是怎么样的？复旦大学近日举办明朝系列学术讲座，邀请5名学者，从文、史、哲、文博学等多个角度，描摹一个时代的全景式“生态图”—— 西方知识介入，震慑了“天朝为大”的中国人。此后，中原不再位于地图的中央，士大夫们躬身师承西洋传教士；他们的知识结构中，儒家端居首位，但也能博取众长；“天下”的观念渗入血脉……

明朝世界：中国不再是世界中心

        1583年，利玛窦登上大陆，在肇庆画出了《山海域地图》。《山海域地图》没有保存下来，今人无法见其真面目。如今世间流传的首个绘本，是传为利玛窦绘的《坤舆万国全图》。除了直到18世纪才被完全知悉的澳大利亚，它与如今的世界地图几乎无差别。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在其“明朝人的海洋观”的演讲中说，明代人的海洋意识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包括郑和下西洋在内的航海实践，二是由西方耶稣会士带来中国的——最重要的就是利玛窦。利玛窦第一次为明朝人带来了世界地图。“这意义非常重要，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在此次之前，无论是宋版的《历代地理指掌图》，还是之后的《大明混一图》，中国人的思维长期固定：中国就是天下，站在天下最大的部分，南洋很小。

        “中国人接受多元性的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基础，正是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带来的。你只有接受了地球的概念，你才有可能接受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等等。”邹振环说，利玛窦通过地球“五大洲”“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这些跟海洋有关的关键词，将海外世界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世界地图，也不知道世界的真正面貌。看到地图才知道，中国在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的最东面。利玛窦为了照顾中国士大夫的面子，将地图挪移了170度，将中国放在世界地图的中间。但无论老外怎么给面子，人们的世界观被颠覆了。 

有一点“无为”的晚明政治 

        “明代名士笔下的中华传统文化”开展首日，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来复旦大学客串导览。此次来沪的52件书画展品都出自晚明文人之手。这些文人墨客之名，常见于中文教科书。比如顾炎武、黄宗羲、李渔、徐光启、李时珍、八大山人……将他们聚集作展，一时间，顿有“璨若群星”之感。 郑培凯研究古人大半辈子。有些人，还是头一回见到真迹——此番滋味，好似“人从字纸中，活生生地跳了出来。”

        活生生的字画作品，颠覆人印象中的明朝。至于“想象中的明朝”，郑培凯概括为两类：一种是“传统观”，比如《国学大纲》所述，明朝是最黑暗的时代。中国的专制体制从有史以来开始发展，直到明朝达到顶端。 

        另一种解释则是“荒淫误国”观：明王不思进取，流于淫乐，整花天酒地，耽于朝政。清朝雄才大略，加之腰缠万贯，勇于拓宽疆域。军事政治两斧齐下力，将中国腾挪成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 “大多数说法，都是体制上来阐述的。但明朝不应该被概括地理解。比起制度，我们更关心：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活？”郑培凯认为，晚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不能用“黑暗”一言蔽之。

        晚明的文人有纪事的风气，他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晚明最有名的文社有三个：应社、几社、复社，都在南方，也就是今天所述“长三角”。当年的长三角，经济繁荣，文化昌平，人才辈出。 

        崇祯6年，晚明著名的文人集会“复社”举行了第三次大会。会议地点在苏州虎丘。张溥事先发出通知，邀请各地的文士都派人参加复社大会。几千人从陕西、江西、湖广、福建、浙江等地蜂拥而来。本来会场在虎丘庙里的大雄宝殿，几千人坐不下，于是延伸到大雄宝殿外面广场上的神公石。 

        虎丘大会是复社的顶峰。对于此番盛况，清初的陆世仪在《复社纪略》中发表过一通感慨：简直“三百年未有”。樊树志的感慨更甚：岂是三百年未有，简直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在清朝以后，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搞文字狱，更不可能有“盛况”出现。 

        晚明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对欧洲来的耶稣会带来的欧洲科学文化高度赞赏，并写入了他的文章。他在《物理小识》等著作里提及欧洲科学文化成就，方以智的三个儿子都拜汤若望为师。 

        晚明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在他的讲座《复社名士的才情与抱负》中提到了“对文人态度宽容”的崇祯皇帝。复社一度卷入政治风云，崇祯皇帝下了两道圣旨：“书生之事，不过倡率文教，无他罪，治无问。”后来又一些官员为复社辩护，他又下了一个圣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樊树志提到崇祯皇帝，再度表达感慨：此前的皇帝没有这样的眼光，后来的皇帝也没有这样的眼光。 

        即使是今人眼里心胸狭隘的万历皇帝，在郑培凯看来，他的性格“有一点点点放任，有一点点无为而治”。万历皇帝有主要的决定，但不管小事。知识分子有谈文论道的空间，培养个人的情趣，寻找精神寄托。 

        “文化活动很活跃，政府基本上不太管这些。这时，我们会发现，晚明的开放性就在这里出现了——明代中叶，特别是万历以后，它的开放性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它有经济的支撑，它还有文化的开放，它还有全世界的全面的接触。” 

        江南文化艺术尤其繁盛。郑培凯告诉记者，明朝是两都治，在北京有六部，有中央政府，南京一个陪都，也有一个名义上的六部。当时，大多数对文化艺术有兴趣，而无意求仕者聚集江南，由此形成良好氛围。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儒家文化是主体，但承认“主体”，并不意味着死守教条做事。“儒家主体，再加上儒释道思想，基督教东渐，刺激大家思考——这个时代，一定是非常多元的。 

        不过，晚明读书人勤于撰文，并非都处于“游山玩水，独善其身”的目的，也源于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在时局动荡、国破家亡时，文化危机感起头。比如《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早年整天风花雪月，等到国破家亡，他回首前程，决定要做“正事”—— “他追忆当年的繁华，觉得丧失掉可惜。于是记下来，保留历史。”郑培凯补充道，“他追忆的繁华，不是个人的繁华，而是文明的繁华。”

读书人的“天下”观

        如果如教科书所述，明朝政治“专制黑暗”。如此个性多元的知识分子，如何从黑暗年代里“冒”出来？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姜鹏看过书画展，对黄宗羲所书《致郑梁信札》印象极深。“一下就改变了之前的印象。” 黄宗羲作为前明的遗老，自然不服清政府统治，他曾在书中表达“饰巾待尽”。所谓“饰巾”，是一种两端捎带布条的帽子。清军入关之后，强行剃发，明人“生从死不从”：生前无奈剃发随清人，但必须以“明朝人”的身份死去。即使如此，清朝初年，他跟清政府之间也有交往，相互间并不剑拔弩张。

        黄宗羲信札写道，他请人向昆山徐氏借书。徐氏是顾炎武的外孙，但他在康熙朝廷中当宰相。黄宗羲对他家底细心知肚明，自己不出面，请别人去借阅。“黄宗羲和清代朝廷的交往是有策略的，而不是世人想象的‘极端对立’。”

        明朝人流落到清朝，本属“移民”，内心反抗清朝。但是，他们又与清朝官员巧妙周旋，这又是何故？“朝代完了，他们无济于事。文化一定要传承。”郑培凯解释，为“文化传承”，王夫子也隐居湖南山中。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整个民族。再说大一点，人类文化最重要的：人类文明到底追求什么？ ”

        “古代中国人很少突出民族，而始终强调‘天下’。‘天下’是中国人重要的价值观：它不仅是一个空间、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是一种理想的秩序，一个比‘国’还要高的价值体，是人类秩序的一个依据。”复旦哲学学院教授徐洪兴在讲座《明代名士们爱国情怀》中说道。 “古人认为，保卫一个小朝廷，一个小国家，那是当权者思考的问题。但对于“保天下”，人人有责。 “‘天下’这不是指一家一姓的王朝的兴亡，而是指我们中国人生存的这块土地、民族文化的延续。”

        正由于“天下观”的支持，晚明的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表达出宽容态度。“中国人讲‘礼失之而求诸野，近其所学而学之’。所以，中国人吸收外来的东西相对容易——只要比他们好的都学。我们科学技术落后了，就向西方学习技术。我们对生命存在的问题思考不多，就学习他们的科学民主。”徐洪兴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