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90年|92岁老兵饶平如口述黄埔军校求学记

澎湃记者 张婧艳 实习生 袁勇

2014-06-16 11: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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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黄埔军校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92岁的饶平如是《平如美棠》一书的作者,他和妻子毛美棠的爱情让人动容。
       他也被外界誉为现实版的“陆犯焉识”。
       2013年5月,在出席《平如美棠》发布会时,他身着灰色西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胸前佩戴着黄埔军校的徽章。
       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军人,一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这一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是黄埔军校第18期学生,1940年入学,1943年毕业。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之际,92岁的他在上海的家中,讲述了那段艰难、乐观的求学经历。
       当时,抗战正酣,黄埔军校已从南京搬至成都。饶平如的这段黄埔上学记,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
       以下为饶平如的讲述:
饶平如的胸前佩戴着黄埔军校的徽章。  孙湛  澎湃资料

入学
       我生于江西南城县,祖父饶芝祥做过翰林院编修,曾经官至正三品,父亲饶孝谦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堂,是一名律师。
       我从小衣来伸手,喝茶都由丫鬟伺候。
       我们家统统是读书的,没有人去当兵。我小时候很瘦弱,不是当兵的样子。
       1940年,日军占领南城县,爸爸带着全家逃往南昌,南昌也不断被空袭。学堂被日军轰炸,我和同学四散逃开。为保性命,我趴在泥地上,日军的飞机低空呼啸,飞机很大,压过我的头顶。
       那个时候全国那个气氛,到处是抗日的歌声,到处是抗日的报纸宣传,我们年轻人非常热血沸腾,一定要抗日救国,还我河山。我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当时我上高二,黄埔军校来江西招生。黄埔军校那时候已搬到成都,后方比较安定一些。听到招生,我和几个同学跑去参加考试。
       考试共分两天,第一天是体格检查,量身高,测体重,听心跳,看五官,查色盲。第二天考笔试,包括国文和数学。过了个把月,我就收到了黄埔军校的录取通知书。
       出发前,我去裁缝店定制了一个童子军背包,在背包上用白布缝了“长征万里”四个字,母亲虽舍不得,但还是深明大义,准备了羊毛毯和随身衣物,父亲赞助了两百块钱旅费。
       我的“长征”开始了。两三百名黄埔新生在江西上饶集中,十几个人分成一个班,分别去学校报到。因为战乱,我们遇到火车就坐火车,没火车就步行,从江西上饶到成都,花了四个月。
       一路艰难,但没有人退缩。大家都怀着青年报国的激情。那个时候不怕苦,(搭货运火车)有时候下雨,就用防雨的油布顶在头上,下面是大木头,你想苦不苦?那时不嫌苦,自己觉得,一个人就要经历这么一番,才显得有味道。
       最大的问题是穷,花光了出发时带的200元钱,还卖了羊毛毯和手表。
       1940年除夕,我们走到川黔交界的小镇,班长交代每个人去“搞”点菜。搞就是偷嘛,天呐,我何曾做过这种事。
       为了交差,我跑去城外一户农家的菜地里,一捞不得了,那个时候不用化肥,用大便小便。硬着头皮,挖了一颗牛皮菜。其他同学“搞”来的也只是萝卜青菜,没有人搞个鸡啊搞个兔子,没有人有这个本事。
       1940年的春节,我就是这么过年的。萝卜青菜烧一锅,加点盐,就行了。
       我们这些学生,尽管家庭背景不一样,文化程度稍微有点区别,但都是抗日救国。路上没有逃跑的,一个不落。
       1941年2月,我们终于到了四川成都,一个个跟逃犯一样,穿的破破烂烂的。学校门口是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金色大字,铸在白色水泥上。这句话也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训练
       我是黄埔第十八期学生。进校第一件事便是剃光头,更有同学发誓,不打跑日本人绝不蓄发。
       开始六个月的入伍训练。每天就是操练一个动作,就是“劈刺”。
       劈刺用的枪,与普通刺刀差不多,但前面是个圆球,以防伤人。上劈刺课,学生们站两队,卸装,脱掉上衣,换上劈刺专用的衣服,两个人对练。
       黄埔军校实施德国式教育,原则是“开明专制,绝对服从”。着装不合格、集合迟到,均要受班长等惩罚。受罚的手段有吊杠子、举枪等。
       前者是让学生吊在杠子上,短则五六分钟,长则半个小时。后者则是让人双手伸直,举着一把七斤重的枪,两腿像青蛙一样弯屈,手吃不消了放松了,班长就喝令重新举好。
       六个月入伍训练结束后,新生开始志愿分科。
       每周一,黄埔学生都要到成都北较场,集体背诵孙中山的革命遗嘱。除此之外,学习时间都是大强度枯燥的军事训练。
       因为仰慕偶像拿破仑,我选择报考炮兵科目,之后如愿入院分配到炮兵一中队。选择做炮兵也是因为炮兵最神气,和骑兵、辎重兵一样,炮兵可以穿马靴。
       分科之后的学习,除了战术、筑城、兵器学、炮弹原理等军事技能。除此之外,也有讲授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党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三民主义,我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我们讲这是卖狗皮膏药。说句老实话,游行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也干过,但是真正要打日本鬼子,靠这样子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吗?
课余
       当时,成都经常有民众抗日游行,抗日歌曲、话剧等非常活跃。黄埔军校里也流行唱歌,如《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等。训练的时候,班长喊“预备——齐步走——跑”,全班边跑步边合唱“风在吼、马在叫”。
       演戏啊、出画报啊,我认为种种都是抗日,但是最直接的就是拿枪打日本鬼子,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是职业军人,我们是代表国家的,我们是以此为职业的,我们就是报效国家,我们不是为国民党打的。我是以一个中国人身份打的。
       当时是困难时期,物资紧缺,黄埔军校食堂的油水很少,也没有肉,主要是咸菜和牛皮菜,米饭是每人每天旧制22两。就这22两还要遇到一层层的克扣,到了学生嘴里自然是不够吃的。
       吃饭时,八个人围拢一圈,蹲在地上,班长队长等则有桌椅。吃饭有执行官,开饭时,学生们向执行官敬礼,然后蹲下,开动。学生们接受了高强度训练,饭量当时根本吃不饱,大家的碗都是干干净净。
       饭吃不饱,食堂也开动脑筋,在米饭里放豆子,因为豆子便宜。
       每人可以轮作一天的勤务兵,这是每个人都期待的,因为食堂的勤务兵可以刮走饭锅上的锅巴,对于饥肠辘辘的学生来说,这已经是美味。
       在难得的休息时间,几个同学上街逛逛,平时买个锅盔,买点花生米,就已经是改善生活。
       我很少想家,到了军校忙得不得了。当时打仗邮路不畅,家里只寄过两次钱,还寄过牙膏、手表等。
毕业
       1943年,我们正式毕业。
       毕业时,校长蒋介石照例参加,他骑马检阅队伍。我在炮兵仪仗队,负责鸣放礼炮,蒋介石就从我不远处经过。
       当时蒋介石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由马夫牵着走过。他身上披着斗篷,眼睛很有精神。
       宋美龄也出席了,她站在离我很远的地方,但我能感受到她不凡的气质。
       其实,蒋介石视察这天,我印象最深的,并非校长的英姿,而是,终于吃上了肉。有牛肉,有猪肉,虽然没有鱼,但已经吃得很好了。
       还有另一顿饭吃得心满意足。毕业前,班长寻思要请全班同学吃“散伙饭”,可没钱,只得冒着风险卖了自己的配枪。
       吃饭当天,全班人穿着军装,雄赳赳气昂昂,集体去饭馆吃饭。酒足饭饱之后,踏着“嘭嘭”响的军靴下楼梯,不知道是房屋质量太差,还是太过兴奋,饭馆的楼梯居然被压塌,身上的军装倒是起了作用,饭店老板没有难为我们。
       当时黄埔学生,毕业后,或者选择留校工作,或者去部队。在很多学生看来,留在学校当教官,远离战场,也是较好的选择。即便去前线,黄埔学生往往也能去设备精良的王牌军。
       临近毕业,才知晓父亲为不让我分心,一直瞒着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母亲在世时,我做惯了少爷,不曾给她端过一杯茶,在病痛时也未曾问候过一句“妈妈你好点了吗?”这是我这辈子最愧疚的事。
       为了去母亲的坟上磕个头,我放弃了留校机会,选择了条件并不好、但驻扎在江西的第100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离开部队,回乡结婚,辗转定居上海。
       解放后,我来到上海大德医院和大德出版社,谋得一份会计和编辑的稳定差事。
       1958年9月28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大德医院办公室,我正在上班,上海卫生出版社办公室主任进来,将我叫到另一个房间,当场宣布我是“反革命”,随即将我送到了位于横浜桥的劳动教养所。
       22年后,我才获得平反。
       回想这一生,黄埔军校对我的影响,头一个是意志,我意志比较坚强,困难我不怕的,再困难我都想办法克服它;还有就是好身体。
       我跟我孩子讲,人家去世的时候都痛苦流涕,我说你们别哭,我去世要笑的。我很多同学他们都牺牲在战场上。死了都是无名的,一生一世都不知道。我幸存下来,活到现在,还不幸福吗? 
责任编辑:陈良飞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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