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报告〡假如伊朗拥有核武器①

【编者按】伊朗核武化并非不可避免。美国制裁与接触并举的政策也许会奏效。但没有任何政策可以确保有效，甚至美国直接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也不行——它很可能只是起到延缓的作用。所以这里有必要探讨核伊朗可能采取的外交政策、军事理念以及它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假如拥有核武器，伊朗是否改变其政策目标和行为方式？核武器会令伊斯兰共和国有恃无恐、咄咄逼人么？本文系兰德公司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评估。

 第一章 伊朗：不甘而隐忍的国度

        对伊朗拥核的普遍担忧在于，核武器会令伊朗有恃无恐，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更有分析指出，新核武国在拥核的头几年使用核武器的概率偏高。但用以支持这些结论的论据并不令人信服。的确，伊朗不甘于现状，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挑战美国权威的意图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即便拥有了核武器。

        伊朗和美国长年互疑，这让人很难相信它们曾是中东一对紧密的盟友。在伊朗末代君主巴列维国王看来，美国是不可或缺的伙伴，不仅能够维系他对伊朗的统治，也保全了中东，使其免于共产主义和激进泛阿拉伯主义的侵蚀。1979年那场反美革命推翻了巴列维，深刻地改写了伊朗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但即便如此，有些巴列维追求的国家利益，今天的伊朗也仍然在追求——伊朗或许是个“修正国”，但它首先是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伊朗的主要安全关切是保卫国家免于外敌入侵。

        伊朗行为的原动力在于生存。生之渴望在本质上是非意识形态的，任何政权或政体——不管是民主的还是神权的，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本能，并为之所驱使。伊朗政治精英固然希望达成他们的革命理念，但他们更关切维系并扩张自身的权力。政权生存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限制了意识形态对伊朗政策的影响。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政权。

        不可否认，伊朗反美，它试图改变美国统治的地缘政治秩序。这种修正主义源于伊朗领导人一些看似不可动摇的看法和判断。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革命卫队的统帅们、以及多数神职人员相信，1979年那场革命从西方手里解放了伊朗，而美国反对那场革命。美国对伊朗的敌意是意识形态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它已经机制化、系统化。

        除了捍卫伊斯兰革命成果，伊朗还以“解放”其他穆斯林国家为己任。根据伊朗宪法，伊朗必须在中东乃至全球“消灭帝国主义和外国影响”。只要现行伊朗政权存在一天，它就不会放弃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意识形态对立。反美主义是伊朗政体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

        但伊朗同时很清楚，它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必须克制。在德黑兰看来，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尽管时常展示武力，但伊朗领导人很明白，这在美国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所以几十年来，德黑兰一直避免跟美国正面直接冲突。

        这里的问题是，核武器会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上述政策和行为方式么？人们对此普遍焦虑，然而证据对此并不支持——核伊朗会比人们想象的要克制。

 拥核的理由

        伊朗奉行防御性的军事理念。不仅因为它的对手是（更强大的）美国和以色列，也因为它地处动荡不安的中东。在中东，逊尼派阿拉伯人占据了人口的多数，而伊朗却是个波斯人的什叶派国家；这令它有种与生俱来的焦虑和不安。换句话说，不管采用什么政体，不管它是帝国的、神权的、还是民主的，伊朗看待一系列地区威胁的视角是不变的。

1979年2月5日，流亡归来的霍梅尼在德黑兰大学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八年的两伊战争令伊朗元气大伤。惨烈的战争触动了整个伊朗民族，包括伊斯兰共和国最狂热的支持者与最坚决的反对者。伤亡难易计量，化学武器的受害者痛苦甚至要持续到战后。因为它反西方的立场，因为伊朗人质事件，也因为它向周边输出革命的图谋，伊朗在那八年里备受孤立，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支持伊拉克。

        而伊朗从战争中汲取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必须在军事上自给自足。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靠美国武装并训练其军队，尤其是空军和海军。美伊同盟瓦解后，伊朗在西方的孤立中发展自家的军事工业，很快制造出弹道导弹、坦克、战机和小型潜艇。

        但最终让伊朗领导人产生拥核想法的，是伊拉克对伊朗军队及城市持续的导弹及化武攻击。1988年在一封写给最高领袖霍梅尼的信中，革命卫队司令雷泽（Mohsen Rezai）这样写道：“如果我们能够集结350个步兵旅，购买2500辆坦克、3000门大炮、300架战机，还能够制造现代战争所必须的激光和核武器，那么，感谢真主，我们就可以考虑（对伊拉克）发动进攻了。”其实早在国王时期，伊朗在欧美的帮助下就有核能计划，两伊战争爆发后终止了——一来伊朗本身没有继续核计划的资源，二来霍梅尼可能真心反对核武器。

        两伊战争刚结束，伊朗就重启了核计划。1989年霍梅尼之死则为伊朗重审“反核武”的宗教立场腾出了空间。据报道，伊朗现任领袖哈梅内伊曾发布宗教裁决(fatwa)，禁止使用核武器。但裁决并未禁止发展或组装核武器。并且哈梅内伊根据需要，有权修改或重新阐释自己发布的裁决。

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

        伊朗的铀浓缩计划也可能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不论王室还是后来的伊斯兰共和国都意识到国家过度依赖石油。巴列维国王曾计划建造23座核电站，并于1974年宣称“石油是一种宝贵的物资，烧掉太浪费……我们计划尽快使核电站达到2.3万兆瓦的产能”。

        核能在理论上可以缓解伊朗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但很难说它是伊朗核计划的惟一动机，尤其是在经过八年的两伊战争之后。伊朗领导人不可能对反应堆的（或是在必要时生产核武器的能力）的军事价值视而不见。事实上在1980年9月，伊朗曾试图摧毁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但失败了。在伊朗看来，核武器是对一切潜在敌人的终极威慑——除此之外，孤立的伊朗拿什么来阻止萨达姆们发动下一次进攻呢？

        1991年的海湾战争强化了伊朗对核武器的向往。同样是伊拉克军队，伊朗打了八年没打赢，美国空军却只用了几天就拿下了。那场战争虽然没有推翻萨达姆政权，但只要美国人愿意，挺进巴格达并不困难。换做是伊朗，在美军面前，同样没有机会。

        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2003年美军推翻萨达姆，加剧了伊朗的不安全感，进而令核威慑显得更有价值。美国不但在战场上完胜，还在那两个国家实现了政权更迭。美军在所有方向上包围了伊朗。小布什政府并不掩饰对伊朗政权的反感，小布什本人更于2002年将德黑兰划入“邪恶轴心”的行列。这一切令伊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

        “9•11”之后，伊朗一度试图与美国缓和关系。哈塔米政府不但协助美国在阿富汗扶持卡尔扎伊政权，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主动配合美方行动。此外，根据2007年的“国家情报评估”，伊朗也许出于对美军入侵的担忧，曾在2003年中断核计划。

        但小布什政府 “不与邪恶对话”的强硬姿态，终于让哈梅内伊放弃了与美国“接触”的想法。在伊朗领导人看来，“接触”的失败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反抗是对付“大撒旦”最好的方式。紧接着2005年内贾德当选总统，伊朗安保政策取向强硬，尤其是在涉及核计划的问题上。

        上述历程对伊朗的核政策有什么直接影响，还不是很清楚。美国情报界认为，伊朗尚未决定制造核武器，但它希望掌握制造核武的设备和技术。这与哈梅内伊“以高压抗高压”的思路相吻合。

        伊朗领导人相信，美国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敌视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因而也是难以改变的。事实上美国在小布什之后，也并未排除对伊朗动武的可能。而鉴于美国武力推翻穆斯林政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记录，伊朗即便寻求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它也不会因而彻底放弃拥有核威慑的可能。哈梅内伊曾这样感慨卡扎菲弃核而后挨打的遭遇，“这位先生把所有的核设施打了个包，交给西方说‘拿走！’看看他现在的下场”。

       

八年的两伊战争给伊朗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

        正如布鲁斯•里德尔2013年提到的那样：

       “ 伊朗几乎所有的国家安全顾问都认为，核武器是国家独立及威慑力的惟一保障。伊朗地处凶险，为诸多随时可能攻击它的敌人所包围。伊朗拿什么来保全自己、遏制敌人的进攻呢？过去几十年已经清楚地给出了答案——如果你拥有核武器，那么你就拥有了威慑力。巴基斯坦拥核，印度就不敢打它；阿富汗和伊拉克没有，它们被美国入侵了；利比亚放弃了核能力，也被入侵了。”

        对伊朗而言，核计划不仅仅有关科技进步和民族尊严，也不仅仅是展示力量的方式。它根植于伊斯兰共和国与美国的斗争史，是伊朗神权政体在内外压力之下求生存的重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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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Iran After the Bomb：How Would a Nuclear-Armed Tehran Behave”，系2013年兰德公司报告之一。作者Alireza Nader是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许欣编译。